共治的局限性

由于所有的这些原因，两极体系很快在南方国家丧失了信誉。首先，南方国家意识到事实上它们拥有自己的资源，不是非要“粘住”（coller）西方或苏联保护者才能生存：通过成为最接近新型冲突的行为体，它们获得了向国际议程施加影响的强大能力，而且很会兑现这种能力。它们也认识到，苏联保护者太顾忌维持与美国共治的好处而难以成为一个完全可靠的保护者。如果说莫斯科只是相当软弱而松懈地支持巴以冲突中的阿拉伯被保护者，这是因为维持与美国协商之下的和平共处才是其战略重点。有时候，有效庇护带来的益处会被其引发的与华盛顿不和的代价所抵消。二元共治因此包含着一种潜在的、致命的矛盾。

这就是权力不确定性的另一个证明：此起彼伏的新型冲突，它们不受任何约束，两个超级大国也无力掌控。此外，在这一战略博弈中，弱者能够施加一种比强者可能用来威慑的导弹更为有效的压力。原因非常简单：一种权势一经建立，就会有损失惨重的风险，但是对弱者而言，它们既然没有强大的资源，也就不会因一意孤行或特立独行而承担损失风险。在一场军事冒险中，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或哈菲兹·阿萨德的叙利亚与勃列日涅夫的苏联相比有少得多的东西可以输去，后者受制于一系列的国际束缚。弱势创造了一种危险的自由场域，而我们今天对此依然重视不足：太大的权力差距消灭了权力。

被保护者与附庸者的自主性空间不断增大，特别是由于昔日的核约束现在发挥的作用小得多，至少在南方世界只能发挥与以往非常不同的作用。首先，就深层次的背景来说，核武器的作用发生了变化，因为好几个中等强国，无论是北方国家还是南方国家，都已成功地突破了不扩散的禁锢。或以英国的方式，即在美国保护下购买核武器。或以戴高乐的方式，就是要努力展示自己能够独立获得核武器，作为国家独立的保障。随着中国也加入了这一游戏，我们最终看到了五国俱乐部形成的局面，外加一些拒绝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比如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就其本身而言，核力量二元格局的终结并没有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因为新兴核国家无法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核能力构成竞争。然而，当国际问题越来越少地根据东西方关系，而越来越多地根据南北方关系来定义时，我们就突然间面临着一个未知的问题：“北方世界的武器”（arme du Nord）在那些日益发生在南方世界的冲突中有什么用处呢？战略上的思考几乎没有什么改变。有些人，特别是美国的肯尼思·沃尔兹，认为南方世界核行为体的增多可能是实现国际关系再平衡的一种方式。²另一些人则担心核武器向非国家行为体扩散的可能：恐怖主义分子可能会获得微小型核武器并将其用于城市中。(https://www.daowen.com)

这些都是纯粹的假想而未触及问题的本质：核武器当然是经典战争框架下的终极手段，但是面对新形式的冲突它能发挥什么作用呢？紧随而来的问题是，最强者的保护能力曾经如此依靠核能力的分级来体现，但这一区分如今不再有效了。世界上不是只有“五国俱乐部”（le club des cinq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