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现实与意识形态对抗
为什么“两极时刻”（moment bipolaire）虽然事实上如此短暂，但却如此深刻地烙印在我们的意识与世界观中呢？事后（a posteriori）为本质上其实是历史偶然性的现象找到理论解释总是容易的，那些现象如同宇宙中的星球排成一条直线一样仅为特例。两极格局的特例基于三种因素的汇合。第一个因素是核武器的现实存在及其无可比拟的独特性。在广岛和长崎之后，人们意识到存在一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新武器，使用这一武器并不必然确保战胜，但却能够把对手彻底毁灭。只要有一个大国垄断了这种武器，那么它就享有绝对的、可怕的优势，因为它能够消灭所有人而自己不必化为灰烬。但是，一旦对手也拥有了同样的武器，我们就进入了一种独特的逻辑，所谓“相互摧毁的能力”（capacité de destruction mutuelle）。
因此，胜利或失败都不再是问题了，因为只有两个交战方被消灭的可能性问题才是重要的。另外，随着两极核格局（自1949年起的美国—苏联两极）的出现，所有没有这种武器的国家只有将自己置于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保护之下才有机会生存。历史上第一次，保护成为国际游戏的绝对准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我们无法在保护逻辑之外想象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而保护逻辑同时也意味着阵营逻辑，以及阵营中的领导者问题。
以前，强国与次强国之间的保护逻辑没有这样的绝对性，因为不存在被彻底摧毁的危险，即便是面临比自身强大很多的国家。联盟是相当灵活的，每个国家都能够以最小的代价维系其自主性。但从今以后，出现了国际关系中前所未有而且不可忽视的现象，再也不可能跨越两大超级对手之间的鸿沟了：在核武器时代，保护变得如此关乎生死，以至于疏离阵营太远被证明是非常冒险，也是非常危险的。戴高乐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在1962年的导弹危机中，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与美国站在一起，对抗赫鲁晓夫的苏联。
另一个新的因素在于世界在两种意识形态中走向极化。同样地，这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在此前的世界中，意识形态并不具有这种结构化的功能，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获得的新属性。战胜了纳粹的两大胜利者实际上主张两种极度迥异的政治哲学，一种是中央集权化、国家主义与权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另一种则是宣扬个人主义、自由市场与民主价值的自由主义。历史上第一次，意识形态深入而系统地影响了国际游戏。民族与民族主义，此前一直作为国际游戏的结构化要素，如今几乎被两位弥赛亚主义(1)（messianisme）者面对面的对抗所冲淡了，每一位救世主都认为自己才代表了历史（Histoire）终结的预言。于是，刚才我们已经谈到的关于保护的考虑也不仅是单纯的实用主义：我们所选择站队的两大阵营中每一个都持有一种哲学层面的身份认同，深化着与对方阵营的差异；我们也不仅是为了自我保护而选择追随，而是出于情愿或被迫地向意识形态双元性的两极之一宣示效忠。(https://www.daowen.com)
大家可以反驳说国际关系史上也曾有其他时期，意识形态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可以说16、17世纪的宗教战争给国际政治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但这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终究不过是影响了欧洲大陆的一小部分，而不是整个世界。而且，如果说意识形态当时曾是影响身份认同与结盟追随的部分要素，但它未能贯穿国际游戏的整体结构内涵。此外，我们很快发现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加入各种拼凑起来的联盟中，难分彼此。在奥格斯堡大同盟战争（1688—1697）期间，是天主教国家与新教国家共同组成的同盟打败了路易十四。同样地，19世纪，正统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分野也没有产生如此边界清晰而持久的结盟阵营。相比之下，在冷战期间，两种维度彼此强化：两大意识形态造成了国际体系的极端简化，而这一极端简化的国际体系，通过其简单片面性，又反过来滋长了意识形态压力。毫无疑问，如果不是以政治上、外交上和军事上组织起来的两大阵营激烈竞争为支撑，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对抗也不会如此强烈。
最后，在两大相互对抗的意识形态体系之外，两种社会经济与政治组织形式也真正地分庭抗礼，这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方式。这一对抗的力量格外非同寻常，因为每个体系都在对方阵营中安插了某种寄生物（excroissance）。这当然是指北约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在其国内发挥的作用，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通常受到社会融入程度仍然很低的工人阶级的支持，特别是在欧洲南部一些国家中。在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曾赢得四分之一还多的选票，从而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社会力量。在苏联这一边，也渐渐形成了一股分离势力，同样表现为体系内部的融合不足。双方的离心力量都将其理想型植于对面的模式中，欧洲的工人阶级，特别是南欧工人阶级觉得苏联是某种“天堂”，而苏联阵营中的抗议性社会力量却越来越认同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
这一经济社会与政治模式的竞争动力为两大体系之间的竞争赋予了意义，并且为双方阵营内部发展起来的政治社会斗争提供了一种重要性与合理性，其强烈程度和决定性作用绝不亚于军事竞争。因此，不必惊讶于“辉煌三十年”(2)（Trente Glorieuses）末期，西方工人阶级的逐渐融入与共产党的衰落削弱了苏联阵营，因为后者逐渐失去了其在西方的部分内部支持者，而同时，相反地，不满与离心力在东方不断增强。当二元性的僵硬刻板分别被各自阵营内部持续不断的社会变革进程所冲击，无论是意识形态、政治还是社会经济方面，两极就失去了生命力，两极体系也必然以崩溃告终。因此，西方不仅是通过军事竞争、甚至主要不是通过军事竞争压倒了东方。东方阵营国家经济社会体系的衰朽与合法性的丧失最终导致柏林墙的倒塌，带来了我们称为“后两极”（post-bipolaire）格局的模糊不清而令人迷惑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