毗邻性与文明的深度

最后，一个双重性的因素决定了所有这些病症，也解释了为什么不单是穆斯林世界，而且整个中东地区在承受屈辱的后果时都更加痛苦。首先，有一种毗邻（proximité）效应：中东地区的一个主要特征在于位于欧洲及西方世界的边境上。中国就不是这样，举例来说，中国也经历了同样创伤的殖民欺凌，但仍能继续以“中央帝国”（empire du Milieu）自居，相对地被一种完全不同的地缘形势保护起来。被近邻羞辱总是比被远方来客侵袭更令人痛苦。尽管过去也曾被凌辱，中国却没有经历同样的积怨与失败，也许是因为无论如何，它成功地实现了国家建构（在“毛泽东思想”⁽⁵⁾形成时期）、民族建构（在民国时期，以及后来反抗日本与西方过程中；在后毛泽东时代，在现代新儒家思想的影响下⁽⁶⁾），以及社会建构（经济腾飞与发展）。

相反，在中东，羞辱不仅因上文提到的四种因素格外严重，而且达到了某种极致，一方面，受这种毗邻关系——既具侵犯性又有挑动性——影响；另一方面，又由于一个西方有时很容易忘记的事实：伊斯兰世界曾经的辉煌与其延续下来的弥赛亚主义和普世主义理想。中东自视为三个哈里发王朝的千年遗址：倭马亚王朝的大马士革，阿拔斯王朝的巴格达，以及法蒂玛时代的开罗。这也是沙特阿拉伯的圣地所在，更不用说还有什叶派的传统圣地，特别是伊拉克的纳杰夫（Najaf）与卡尔巴拉（Kerbala）⁽⁷⁾，那里有什叶派末世论（eschatologie）的印记，以及隐遁的伊玛目回归⁽⁸⁾的观念。中东地区有一种帝国怀旧情结与弥撒亚主义激情的混合，这恐怕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因此，“文明冲突”论在激进的伊斯兰教主义者中获得了极为强烈的反响，据我们所知，塞缪尔·亨廷顿是他们最受喜爱的作者之一，尽管他们对亨廷顿的理解不同于亨廷顿的西方门徒。(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