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弱的国家与新殖民主义

新型冲突不像欧洲历史那样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有关，而是相反地，与缺少国家、缺乏制度以及社会慢慢解体有关。这一反常的势头正在逐渐不断上升。在非洲，1960年独立浪潮之初，冲突就开始接连爆发，从原属比利时的刚果开始，好几个省份，特别是加丹加省（Katanga）几乎立即从刚果分离出去。1967年，尼日利亚的一整个地区、比亚法拉（Biafra）也要求分离，引发了一场血腥内战。其他的灾难性冲突涉及苏丹、索马里、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安哥拉、莫桑比克、乍得、卢旺达、布隆迪、科特迪瓦、马里以及中非共和国……

在中东地区，同样的国家建构缺陷从一开始就影响着正在形成的国家，这些缺陷曾一度被执政的极端个人化，甚至领袖崇拜所弥补。魅力型（charismatique）领袖很快遭遇了魅力常态化导致的困难：随着纳赛尔越来越难以激发群众的热情，他的政权变得越来越专制和具有压迫性。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民族主义独裁政权接连不断出现，有时采取联合执政的方式，最终逐渐走向了单一领袖独揽大权的状况，比如巴格达的萨达姆·侯赛因、大马士革的哈菲兹·阿萨德。好像是为了弥补这些国家的建构不足，最高领袖都来自少数群体，比如叙利亚的阿拉维派，伊拉克的逊尼派。伊拉克的情况因其边缘化什叶派的历史而更加复杂，什叶派被看作“二等”（Catégorie B）伊拉克人，和“心向伊朗”（rattachement iranien）的伊拉克人，⁽²⁾因此积聚着屈辱与怨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契约的根基远远没有随着国家政权的巩固而更加深厚，而是随着独立时代的远去和越发严重的独裁专制而走向瓦解。特别是由于这些国家不能为人民提供最基本的人的安全，社会根基就更加脆弱。阿拉伯世界甚至成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PNUD）眼中人类发展指数退化的地区；此外，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不稳定还被管理不善的过快城市化而加剧，酝酿了社会紧张的根源。

然而，西方国家不仅根本没有为国家建构或民族建构提供帮助，无论在非洲还是中东地区，而且还经常从其国家、民族以及市民社会的萎缩中谋利。在它们看来，把这些国家附庸化变得更加容易了：事实上，没有什么比把一个不得民心的领袖附庸化更容易的事了，因为这样的领袖会越发地外向，依赖国际体系中的保护者提供的权力手段与利益。在正在形成的国家的瓦解过程中，有一点是令人感到放心的：它们越是虚弱与分裂，越不用担心出现反对西方列强的集体动员力量。正是本着这样一种原则，昔日的殖民大国挫败了非洲民族主义领袖们领导的泛非主义运动，比如朱利尤斯·尼雷尔、克瓦米·恩克鲁玛、巴泰勒米·波冈达。这也是美国2003年以来在伊拉克实施的策略，美国把伊拉克什叶派、逊尼派及库尔德人之间的分裂视作一个机会，挑动其相互斗争以更好地相互消灭。这直接导致了伊拉克民族国家的崩溃，以及“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北部建立了伊斯兰哈里发统治。(https://www.daowen.com)

在非洲，昔日的殖民大国经常为独裁者提供便利，对他们所做的坏事迎合地地闭上眼睛，甚至支持政权的个人化或帝国化（比如中非共和国，法国政府为博卡萨一世[Bokassa Ier]皇帝的加冕提供了资助），有时候还支持分裂主义运动，比如比利时在加丹加或法国在比亚法拉。1960年6月刚果独立时，卢蒙巴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取向被矿业公司视为威胁。这些外部势力认为支持加丹加分离主义事业是有利可图的，能够更好地控制地下的财富，打断新生民族追求自主性的冲动。在比亚法拉，讲英语的尼日利亚看似太大，而可能过于强大，以至于很难不阻遏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陆上法国的影响。在这两个国家的情况中，地方分离运动都导致了长期的不稳定、战乱与欠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