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例外及其后续影响

所有对国际体系的抗议，所有我们今天以一种混乱无序的节奏经历着的抗议，早在那些年代就已经处于萌芽状态了。但只有经由苏维埃权力疏导的抗议留下了一种印象，似乎它们也是可以通过传统的权力工具来管制的。

出于这一原因，苏联的特例值得我们感兴趣去探究。与中国、伊斯兰世界和非洲世界相比，俄罗斯具有出身于大国协调的独特之处。大战之后，年轻的苏维埃政权，也是沙皇帝国事实上的继承者，曾长期在抗议“俱乐部”与加入“俱乐部”的欲望之间犹豫不决。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动员的烈焰中，抗议的冲动显然占了上风，而且西方国家也没有给它留下选择的余地。当巴库大会（Congrès de Bakou）召开时，那是在1920年9月，“东方人民”（peuples d'Orient）代表齐聚一堂，莫斯科成为所有遭受殖民列强压迫的人民的领导者。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们不仅同殖民地国家或被占领国家的工人政党结成同盟，还向各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发出了号召。解放被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排斥的人民有时看起来甚至比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还要重要。不能忘记的是1926年，苏维埃当局邀请莫逖拉尔·尼赫鲁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Motilal et Jawaharlal Nehru）父子访问莫斯科。因此，对于后来成为获得独立的印度的总理尼赫鲁来说，始终有某种因素巩固着印度与其苏联伙伴之间持久而深刻的盟友关系。

必须承认，是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地把苏联推入了“抗议者”阵营，先是拒绝承认苏维埃政权，在其周边建立起福煦元帅（Maréchal Foch）所称的“防疫区”（cordon sanitaire），继而一再推迟让苏联加入国际联盟（1934年9月18日）。因此，“抗议的选择”（choix de constestation）不仅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破坏性冲动的后果，而且很可能是他们在当时的处境下面临的唯一现实的选择：就这样，苏联的先例引发了后来者不断的效仿，我们在以后会看到。

但是，这一抗议选择最终还是会遇到其局限性：苏联最终进入了“俱乐部”，主要归功于斯大林的推动。转变不仅体现在苏联加入了国联，而且还体现在苏联志愿同民主国家结盟共同对抗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而且，《苏德条约》使苏联参与国际游戏变得正常化了，新的沙皇希望按照其昔日的形象行事：具有灵活性，而且能够不受约束地发挥竞争力……由于尝试与西方结盟失败而心存不满，斯大林宁愿将苏联封闭在其欧亚身份认同中；他甚至愿意按照最极端的“权力政治”（real politik）教义与纳粹德国结盟，后者也继承了19世纪欧洲协调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远非一种断裂与转折，而是多么强韧的历史延续性……当最终，斯大林通过转变结盟阵营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者时，他召集了一系列由自己作为主导者的会议——在莫斯科、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这些会议的主导思想始终是要积极构建一个苏联能够宣称作为核心成员的俱乐部。

请注意，这与今天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做法有着惊人的相似。俄罗斯总统2015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还不忘提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与西方世界的盟友关系（当然，略去了第一阶段的冲突关系）。他以这种方式展示出与西方大国共同治理世界的意愿，并暗示如果没有俄罗斯的紧密合作，就不可能有国际稳定。乌克兰与叙利亚为克里姆林宫开展训诫提供了两个重要机会，说明全球治理不可能实现，除非让俄罗斯全面回归它如今被排斥在外的俱乐部中。(https://www.daowen.com)

乌克兰与叙利亚的行动没有妨碍普京同时开拓新领域，这要感谢上海合作组织（OCS）。既然中苏分裂的灾难性影响已经不再是多么痛苦的回忆了，后冷战时代的俄罗斯同中国共同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这一新机构，而且通过金砖机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不断地巩固和扩展。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上合组织与金砖机制是抗议外交真正的“培育基地”（bouillon de culture）：那里有非欧洲（extra-européen）、非西方（extra-occidental）的所有新兴国家，它们决意与七国集团（G7）分道扬镳，也不接受现有管理国际秩序的日常实践。没有什么能够更好地解释俄罗斯在克里米亚事件后被逐出八国集团（G8）的悖论，这反映出西方大国是多么地难以理解“流放”之后的效应意味着什么，如同1989年“流放”莫斯科那样……寡头治理有其风险：必要的时候共享治理，但自以为能力充足的时候就排斥他人！在今天这样一个不再是两极格局的世界里，这是一种艰难的平衡，也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平衡。

注释

1．J．Bodin（1576）， Les 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 Fayard， Paris，1986.

2．C．Tilly，〈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 in P．Evans， D．Rueschmeyer et T．Skocpol（dir.），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1985.

(1)　即瑞士联邦与荷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