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边缘性”冲突侵蚀的两极格局
边缘性冲突最早的案例应该说是朝鲜战争，因为这场战争已经反映出某种大国的难处。美国利用这一点在南韩巩固了一个完全服从于美国利益、言听计从的军事独裁政权。然而朝鲜半岛的冲突“没有越界过多”，混乱局面也得到了及时控制。
越南战争就不一样了，出于三个原因。首先，越南战争与朝鲜战争不同，是在苏联与中国竞争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一双重庇护，被北越出色地玩弄于股掌之中，已经造成了体系内的某种裂痕。其次，美国在南越经历了他们在朝鲜逃过一劫的遭遇，一场真正的游击战。他们从那时才开始发现，打败一个社会远比与打败一个国家要困难得多。当然，不可否认南越游击战的背后始终有北越国家的支持，但国民解放阵线（FNL）向南越的渗透以及在南越的活动毕竟无法与两国之间的正面交战同日而语。这也是其他西方列强在去殖民化战争中经历的同一类型的冲突，包括在马达加斯加、印度支那、喀麦隆与阿尔及利亚。当然，这些主要是涉及法国的冲突，但也包括不列颠帝国在撤离海外领地过程中发生的所有流血冲突经历：在马来西亚，大英帝国的撤离还不算糟糕，毕竟最终成功地镇压了共产党的游击战；而在肯尼亚，英国与茅茅民族主义反叛者（rebelles nationalists Mau-Mau）的冲突就难以管控得多。
在南方世界中兴起的这类冲突催生了一些新的军事实践，人们发现这些实践与西方大战略家提出的战争理论没有什么关联。最初，苏联人以为自己可以为此感到庆幸：去殖民化是西方世界的问题，莫斯科不仅免于殖民主义的任何指控，而且还能够利用这些冲突来削弱西方。这基本上就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再度召开的巴库大会的基调，苏联到处为被压迫与被殖民人民的事业辩护，特别是在联合国的论坛上。但是，苏联与中国的分裂损害了苏联的可靠性，并且说明，也许还有苏联之外的其他人选更适合捍卫亚非解放事业。最终，苏联落入了自己设下的陷阱，发现自己也有一块“南方腹地”（flanc sud），它在那里维系着类似帝国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的统治。阿富汗战争就是这一演变历程的高潮篇章，阿富汗也因此成为苏联再也不想涉足的“小越南”。我们要注意到，第三世界地缘政治运势的转折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从1975年西贡陷落到1979年12月干涉阿富汗的致命决定，继而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解体以及苏联模式的最终毁灭。(https://www.daowen.com)
但即使在阿富汗溃败之前，苏联已然深深陷入附庸化的游戏中。对它来说，控诉西方列强对其殖民地和前殖民地的行径是很容易的：之后她才通过亲身经历发现，让这些相同的国家接受自己的庇护是何其困难。苏联在印度是比较走运的，因为印度在与其对手巴基斯坦的较量中更占优势，正如一系列战争，特别是1971年爆发的孟加拉独立战争所证明的。因此，莫斯科与德里的联盟没有给苏联带来任何显著的外交问题。然而，其他一些地区性冲突却走向了不太理想的结局，特别是在中东地区。苏联不仅没能成功地让整个阿拉伯世界臣服，而且还不得不咽下盟友转换带来的苦果。苏联的追随国——最早是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不得不与其他一些同样憎恨以色列但也反对苏联阵营的国家在一种复杂关系中共存，比如阿拉伯半岛上的诸传统君主国以及约旦。1970年秋天出现的叙利亚—约旦紧张关系紧随着著名的黑色九月事件发生，因为在此期间约旦国王侯赛因决定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OLP）从其国土上驱逐出去。这刺激哈菲兹·阿萨德把装甲车开到了哈希姆王国(5)（royaume hachémite）的边境上；这一举措在当时看来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决定，它打乱了克里姆林宫在这一地区的计划：后者必须适应这种自己完全无法掌控的冲突节奏。
一场复杂的外交游戏打乱了莫斯科的外交布局。非洲之角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一开始，亲苏联的索马里和与皇帝治下的埃塞俄比亚（Ethiopie du Négus）彼此对立，后者与西方结盟。但是，埃塞俄比亚皇帝刚刚被莫斯科支持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推翻，索马里领导人西亚德·巴雷（Siyyad Barre）也改投了阵营。因此这至多是一场双方都一无所获的平局比赛。此外，苏联推行的革命式第三世界主义逐渐陷入了一种前途未卜的消耗战（guerre de position），比如在南部非洲，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冲突没有给想要在艰苦的去殖民化斗争之后收割果实的苏联带来轻而易举的胜利……必须承认，南方世界的行为体其实是一些不愿对任何阵营追随到底的玩家：纳赛尔在向莫斯科靠拢的同时，始终是一个真诚的反共产主义者，而且决绝地反对埃及共产党。萨达姆·侯赛因转向西方是为了抬高要价，特别是在与伊朗开展八年战争期间，但在此之前，当他启动“民用”核计划时已然如此：雅克·希拉克曾于1974年秋到访巴格达；伊拉克元首（raïs）次年来法国访问卡达拉舍（Cadarache）的法国原子能委员会(6)（Commissariat à l'énergie atomique），再次同法国总理会面，甚至在爱丽舍宫具体制定了“奥斯拉克”（Osirak）核反应堆计划(7)，与包括布依格（Bouygues）和圣-戈班（Saint-Gobain）在内的多个法国公司建立了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