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元对抗到二元政治

我们原以为两极格局建立在均势之上，即苏联熊与美国鹰之间实力上的势均力敌。事实上，两极的衰落反映了支撑这一格局的基础性要素极度脆弱，而且其基础绝不仅是使两大阵营非此即彼地占据优胜的实力逻辑。苏联阵营的衰落首先与其实力的下降没有关系，而是由于苏联社会模式的衰朽，以及与之相伴的，不再具有吸引西方阵营中异见者的能力。

除了指出这一点，我们还要理解，两极从来不是一个整全而固化的现象，而是在其短暂的历史中不停地经历着演变。在1947年至1967年间，两极格局的特征的确是激进而且不妥协行为的极度僵化，以及跨越阻隔敌对双方的“铁幕”（rideau de fer）开展交流的意愿极其薄弱。当时正处于冷战高潮，还伴随着一些巅峰时刻，比如1948年封锁柏林的危机，或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两个超级强国几乎没有对话，即使有也是在安理会的一些会议中互相抨击谩骂，而且这一平台也在朝鲜战争初期被苏联所废弃。但是，从1967年到1989年，两极相互调适迁就：曾出现了“和平共处”（coexistence pacifique）时期，后来是“缓和”（détente）时期，后者在某种程度上被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扭转。这段时期两强之间关系的破冰是通过多种形式的重大外交举措谋划实施的，包括1971年关于柏林问题达成的四方协议，1975年在赫尔辛基召开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从那时起，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再激烈对抗的两极格局，而是某种二元政治（dyarchique）的两极格局。推动这两大敌手彼此接近的原因竟然是它们都感知到了自己的弱点，以及因在世界这个或那个地区干涉而陷入的僵局：美国在越南的失败，苏联在自己阵营中受挫，还有中东地区的战争，在那里“两大宪兵”（les deux gendarmes）都难以发号施令。尽管是迫于各自的弱点而不得不合作，两个超级强国发现在合作中能够获得好处，这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因此《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十分重要，在20世纪70年代，它使战略武器上的竞争得以受到控制：为了启动军备竞赛的逐步降级，经济方面的论据总是非常有力。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不仅对于经济上更加虚弱的苏联是一桩好交易，而且对于正在经历一段经济衰退期、面临困境的美国也同样如此。

美苏合作还显现出更多益处，随着它为两者建立了一种几乎也是全新的互动关系：两个合作伙伴获得了共同统治（condominium）的乐趣。与人们普遍以为的不同，世界的分治并非始于雅尔塔，而是从1967年开始，那时两个超级大国不仅学会了对话沟通、相互承认对方的领导地位，而且还基于一定的共谋默契开展行动，最终完全承认了对方在地理辖域上的势力范围。1967年是约翰逊与柯西金在葛拉斯堡罗（Glassboro）首次会面的年份，之后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举行了一系列峰会会晤，他们的继任者也以不同的节奏延续着这一交流。正是在这些对话的过程中，两个超级大国努力地以务实的方式解决各种国际问题，而且，当他们无力解决问题时，会一致同意将其搁置起来，就像阿以冲突，虽然没有得到真正的管控，但也受到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持续沟通的全新逻辑的压制。(https://www.daowen.com)

最后，1967年之后发生了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不扩散核武器条约》（TNP）在随后的一年签署。这一事件极具标志性，因为它完美地体现了当时二元政治合作的新气象：由两个超级大国来定义小小的核俱乐部的闭门机制。它也反映出，两强之间的共谋在何种程度上是在等级制逻辑下运作的，而这也是必然走向终结、正在变得无以为继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逻辑。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被国际社会集体接受，除了个别例外（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当时的中小国家，在这一背景下就是指无核国家，对超级强国的服从还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几乎没有人质疑阵营主义秩序，也没有人认为极化本身有什么问题。几乎所有国家，情愿或不情愿地，都认为超级大国有足够充分的理由这样存在并且这样行事。当这种二元政治的两极格局一旦消失，《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反而变得非常难以实施：它人为的续存与我们世界的真实现状产生了巨大的差距，今天对大国等级制合法性的质疑已经非常激进而普遍了。然而，质疑的端倪早在两极格局时期就出现了。当时的国际体系其实本来就是“非极化”（aporique）的：太多行为体已经在这里了并发出了抗议，即使我们掩耳盗铃地拒绝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