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欧洲领导权

欧洲问题自然属于另一种性质。在文化领域，戴高乐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对超国家的一体化现象不感兴趣。所以，他的欧洲主义（européisme）本质上是实用主义的。与1919年克雷蒙梭危险地主张与应该受到严惩的德国全面脱钩相反，戴高乐懂得法德和解的双重必要性：就维护和平而言是必要的，对于重建欧洲经济而言也是必要的，因为没有德国的煤，欧洲经济复兴绝无可能。(https://www.daowen.com)

这一“小型欧洲”（petite Europe）计划可以成为法国“领导权”（leadership）的基础，但是基于两个前提。一方面，必须防止在让渡主权方面走得太远，这就是为什么戴高乐反对勒内·普利文（René Pleven）　1950年提出的欧洲防务共同体（Communauté européenne de défense），普利文计划两年后在美国支持下付诸签署，但却于1954年8月30日被法国议会的推迟，主要是由于戴高乐派和共产党的反对。只有把欧洲建设成一个基本上保持主权完整的“主权蓄水池”（pool de souverainetés），¹法国才有望享有相对于其他五个合作伙伴的实质性优势，并在大多数议题上发挥决定性影响，当然前提是来自大西洋的压力逐渐减弱。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不让英国太快介入欧洲构建至关重要，因为英国的加入可能干扰并削弱法国的领导权。戴高乐的考虑是有道理的：我们的确可以认为，在对外政策方面，法国逐渐树立了对欧洲的领导权，这随着美苏缓和的形成开始，一直维持到2004年的欧盟扩员之前。

还有多边主义的问题。法国1945年不无艰难地拿到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可以在安理会中行使否决权。这一在多边机构中的特殊地位也为法国执行独立自主、追求伟大的对外政策提供了基础。但是戴高乐从未真正接受、也未真正认同联合国的运作逻辑，他不屑地将其称为“那玩意”（machin）。此外，他还被联合国大会在殖民地问题上——其中也针对法兰西帝国——咄咄逼人的立场深深激怒了，而且他还明白，在冷战的大气候下，这个机构是由美国和苏联二元领导主导的，或至少是受其限制。然而，我们今天知道，在他第二个任期末期，戴高乐形成了一种更加微妙的立场：有人甚至宣称，戴高乐将军已经打算在1969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一番正式讲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