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错失的良机

欧盟本应该从冷战和两极格局的终结中获益，因为它被长期封闭在大西洋逻辑中，行动空间十分有限。从现代开始以来，欧洲历史上第一次不再是世界的战场。它再也不需要经受内部的军事紧张，如同它如此长久以来一直经历的那样，从百年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它也不再与苏联阵营处于军事对抗状态了。然而，欧洲不仅没有抓住这呼吸新鲜空气的难得机会，而且还向世界暴露了它自柏林墙倒塌以来所有的弱点。

一切要从德国的艰难统一开始——即使经济上的活跃繁荣已经成功地使人们忘记了这段历史——把前人民民主国家拙笨地整合在一起，结果却压制了一种刚刚萌生的欧洲新外交。这种新的外交其实在20世纪末已经初步显现：在多个峰会（威尼斯、塞维利亚、柏林）期间，欧洲就巴以冲突明确地表达立场，人们寄希望于它在这难以解决的冲突中发挥作用。然而，2003年，面对美国入侵伊拉克，欧洲非但没能用一个声音说话，而且成为新老成员之间结构性分歧的牺牲品，即一边是法德联盟，另一边是由前人民民主国家——都准备要加入欧盟——与以大不列颠为中心活动的国家组成的阵营。

欧洲新外交刚刚兴起就已瓦解，这反映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欧洲还在为找不到世界上的自我定位而痛苦。最初，欧洲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是“内向”（introvertie）的：主要是终结其内部的战争，附带地考虑欧洲以外的国际事务。在去殖民化进程中，欧洲通过合作协定（1975年《洛美协定》，2000年《科托努协定》）与南方世界重建联系，但这些协定保持了欧洲地位的模糊性：它是世界中（dans le monde）的一支力量，还是仍想主导世界（dominer le monde）的强权？同样，对于新兴大国，尤其是金砖国家，欧洲从未找到一种有效共处并合作的方式。

欧洲建构的另一个失败之处在于其管理内部变革的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的演化动力只是基于一个非常简单（也非常美好）的想法，就是避免战争的回归，以及通过联合来预防战争回归。这不是要抛弃国家主权，而是要创建一种足够强大的伙伴关系，使任何层次的冲突都变得不再可能。(https://www.daowen.com)

自那时起，欧洲就应学会应对全球化的冲击。也是在全球化进程中，欧洲联合的思路部分地奏效了。的确，欧洲是世界贸易中的头号行为体，排在美国之前。但是，当问题不仅在于要以更显著的优势参与世界经济竞争，还需要应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受此影响严重的南部欧洲和爱尔兰而言，必要的变化并没有发生，欧盟也没能从联合（association）转向团结（solidarité）：欧洲仍然建立在一种以利益相关（stakeholding）为基础的联合模式之上。当2007年到2008年需要共同管理损失（而不是共同分享红利）时，各国或民族主义的“各自逃命”（sauve-qui-peut）心态就占据了上风。然而，在高度相互依赖的经济体系中，弱小国家或被削弱国家的失败，比如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明天也许轮到法国，会给欧盟整体的经济平衡带来致命的伤害。团结的想法最终未能奏效，这本应让欧洲，特别是德国认识到，帮助希腊摆脱困境对自身的中长期繁荣是有好处的。

这就是欧洲的困境，而且也对竞逐地位这一没有止境的问题产生了许多影响。今天，面对世界上的挑战、比如中东危机时，我们看到了美国—俄罗斯二元政治的变革，而欧洲仅仅在形式上被征询意见，这只是出于有点空洞而且有时虚伪的礼貌与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