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自我

如果法国没有如此挥霍浪费其外交资本，那么它本应处于探讨国际体系新生动力的有利位置。但这需要首先承认世界上已经不再只有我们，而且，把来自法国大革命的模式简单地普世化已经过时了。开始建构他异性，生活在我们所不熟悉的人员、思想、信仰的流动中，重视他者的贡献，甚至将其转化为我们的共同遗产，这些才是真正的挑战。

目光短浅与保守主义的典型征兆还表现在难以真正认真对待新兴强国。在戴高乐的视角下，本有可能对新兴强国开展一种主动而为的政策，无论是中国、巴西、印度、南非、土耳其还是伊朗，这么多国家正在“跻身于一等序列”（monter en première division）。可以想象法国与巴西、土耳其或其他国家的外交合作会产生怎样的“冲击波”（coups）。这些国家在地方性冲突中卷入更深，通常也对承受苦难的人民抱有更大的同情，而这些人民正在越发深刻地影响着国际议程；新兴强国于是可以发挥“天然斡旋者”（médiateurs naturels）的作用。但是，我们与巴西的相处不应满足于在法国举办一次巴西年或在巴西举办一次法国年。从长远来看，巴黎与巴西利亚合作形成外交合力的收益远远高于同伦敦甚至同柏林合作，因为巴黎与伦敦和柏林过于亲密，共同沉溺于对欧洲协调的朦胧怀念中，有太多的密切交集与太古老的互不信任。然而，这样的选择甚至从未被研究过。

这种无知与短视的智识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虽然法国的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广泛吸收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知识——有一套独特的话语体系，被其独特的学科发展轨迹塑造，但当前受到过于主流（ultra-dominant）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冲击与新保守主义媒体与政策激进主义的威胁。我们解读世界的能力正在瓦解，这与进步主义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的整体衰落紧密相关。左翼知识分子某种程度上被东西方的对抗窒息了，他们在此过程中丧失了部分的公信力，而他们关于支持南方世界的选择经常演变为有些天真的第三世界主义（tiers-mondisme）。在本应对世界开放的时刻，新右翼知识分子回收利用了西方优越性的陈旧观念，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流毒。令人震惊的是，在法国高中的历史教学大纲里，我们竟认为没有什么必要向年轻一代解释，在法国历史之外，中国四千多年的历史是怎么回事，伊斯兰帝国或前殖民时代的非洲诸王国都是怎样的。同样令人震惊的是我们对教授阿拉伯语的荒谬争议，社群主义（communautarisme）威胁的可怕性压抑了一切需要向世界开放的反应。(https://www.daowen.com)

在一个全球化作为主要问题的时代，我们却竭尽所能地降低对其他文化的了解，以及与他们建构共情的能力。过去，在国家建构方面，我们在经历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之后才懂得，必须创建社会纽带并把工人阶层整合进来。然而，应对全球化、降低暴力阈值（seuil de violence）的唯一方法是在世界范围创造社会纽带，促进对非西方（extra-occidentale）文化的更好了解，终结那个含蓄的、但却持续影响国际关系的文明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