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没有戴高乐的戴高乐主义

走向没有戴高乐的戴高乐主义

简而言之,第五共和国的对外政策清晰地展示出三个基本假设。第一,法国今后过于衰弱以至于无法再次作为国际关系中的独行侠(cavalier seul)了,但仍然过于强大以至于无法退居一种从属性地位:这是所有中等强国的普遍性两难问题……于是,多边主义、欧洲主义和南方主义三张牌旨在确保法国领导者向往的地位与影响。第二,在戴高乐看来,这三种形式的联合只有配合一种坚定的独立与主权政策才有意义,哪怕这种独立只是宣示性的。戴高乐让法国拥有核武器的飞快速度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表现。这一举措尤其体现了法国的独立意志,因为不同于英国,它全凭一己之力建造了自己的核武库,没有借助美国的帮助。这一选择更具有象征意义而非现实意义,但是就伟大而言,象征不是无用之物,至少构成了一种话语和一种体现地位的形式。在这个新世界里,地位的重要性其实已经开始超越了实力,这是新时代的明显标志。

最后,作为前两个假设顺理成章的结果,法国的对外政策定位于两极格局的对立面,戴高乐试图从两极格局的局限性中解放出来,这种局限性是由两极格局“阵营主义”(campiste)体系的性质本身导致的。因此,法国1966年3月脱离了北约统一指挥体系,而且采取了与苏联的对话与开放政策,戴高乐将军一直称苏联为“俄罗斯”(la Russie)以强调一段更为久远的历史的延续性。在此之外,法国还采取了一系列与既存秩序格格不入的立场,无论是著名的、关于越南战争的金边讲话(1966年9月1日),关于“自由魁北克”的讲话(蒙特利尔,1967年7月24日),对比亚夫拉(Biafra)的同情支持,还是拒绝参加联合国对刚果的干涉……只要有可能,戴高乐就要彰显其独特之处,尽管在东西方直接对抗的情况下(柏林的数次紧张、古巴危机),他还是会重回大西洋与西方团结的阵线上。正是在戴高乐遗产的基础上,法国在世界上,特别是在南方世界长期保持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北方国家的形象。尽管这些政策都是象征性的,但可能也标志着法国与其近晚历史的一次深刻断裂。

这项遗产如此强大,以至于戴高乐将军的后继者都固守在其框架内。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有足够好的理由想要抛弃这一对外政策模式,但最终却都遵从这一模式,只有某些微调。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在外交风格上比其前任要“谦逊”(modéré)得多,一直延续了戴高乐将军的对外政策,仅使之稍微偏重于欧洲方向,特别是为英国打开了大门。但是,在1973年10月的阿以战争期间,法国的立场与1967年完全一样。瓦雷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确切地说并不属于戴高乐派:他的风格更加自由主义,对大西洋世界更为开放,而且与以色列的关系亲密得多,他对以色列的支持从根本上区别于戴高乐1967年的态度。然而,德斯坦也几乎完全拥护戴高乐的对外政策:在巴以问题上,他的立场也很快让特拉维夫大失所望,特别是当他登上约旦的尼伯(Nebo)山,用望远镜查看被占领土时,这表示了法国与阿拉伯世界,特别是与巴勒斯坦的团结。(https://www.daowen.com)

1981年,戴高乐将军的老对手弗朗斯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and)上台执政。这位社会党领袖曾投票反对法国退出北约统一指挥机制。这也是一位对第四共和国的大西洋情结十分执着的政治家;我们还知道,他是以色列的朋友,而且总是采取支持犹太国家对抗其诸多敌人的立场。但是,他执政以后也继承了戴高乐遗产的衣钵,也许部分原因是受他身边占据关键外交职位的人士影响。因此,克洛德·舍伊松(Claude Cheysson),密特朗的首位外交部长,以及他的继任罗兰·杜马(Roland Dumas),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十分亲密,高度关注南方世界的问题,而且不信任美国。但大部分外交选择是继续由爱丽舍宫(3)作出的:必须理解,密特朗上台执政的时期正值主要的西方盟友都在经历新自由主义转向,在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的罗纳德·里根的影响下;1982年,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在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的领导下回归政坛。在当时的七国集团中,法国总统,唯一的左派领袖,而且还想继续坚持左派立场的领袖,成为一个例外:也许这是从战术上,一种标新立异的做法,但这位领导人是衷心宣示其对外政策与当时主流政策的不同,这一流派预示了新保守主义的形成。

到了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时代,戴高乐主义者再次入主爱丽舍宫:可以预见到,政策延续性是自然而然的。这也符合人们对2003年以前的政策观察:政策稳定性尤其体现在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坚定立场上。人们还对1996年著名的耶路撒冷之旅记忆犹新,当时雅克·希拉克怒斥以色列警察。本着同样的精神,对独立性的关切使希拉克表达了对1996年9月24日开放签署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保留。希拉克还强烈反对出兵伊拉克,这似乎成为戴高乐派政策延续性的极致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