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向
显然，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强国是否真正的强国，它们的自主能力究竟能够达到何种程度？当提出这些问题时，我们才开始理解法国2003年出现的重大转向，它标志着戴高乐主义对外政策的终结。
初看起来，这一转折似乎不可思议。我们看到，雅克·希拉克对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持完全反对的立场，在当时的形势下他有双重理由这样做：不仅没有在伊拉克发现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反战也得到了当时国际公共舆论的支持，他们正确地预感到对伊拉克开战将招致的种种风险。2月15日，当多米尼克·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在安理会发表他那著名的演说时，全球有近1500万示威者进行反战游行，几乎遍及世界各国，这创下了跨境动员意义上一笔独一无二的纪录。然而，2003年第二季度，法国对外政策出现了惊人的、深刻的转向。一种完全不同的政策在法国建立起来，与第五共和国建立之初形成的政策没有丝毫关联，而且很快就让法国失去了在过去近50年内“可资利用”（capitalisés）的一切优势；更有甚者，法国重新回到了一种脆弱、不安、矛盾的处境中，而且此后再也没能从中走出来。雅克·希拉克的这一转向被其两位继任者，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与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认同并大大地强化了，尽管这两人有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
我们可以把转折分为这样几个连续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开始于2003年6月2日至3日在埃维昂（Evian）召开的八国集团峰会。事情一开始就不妙：据传闻，为了惩罚法国，乔治·W.布什原本不想参会。事实上，不仅美国总统去了埃维昂参加会议，而且希拉克大幅向美国总统的选择靠拢，开启了与美国的和解政策，体现在投票通过的一系列安理会决议中。包括连续通过的第1483号决议（2003年5月22日已经投票通过了，尽管当时还有一些紧张），第1511号决议（2003年10月16日通过），以及第1546号决议（2004年6月8日），事后地（ex post）承认了“联军临时管理当局”（Autorité provisoire de la coalition），从而使美军及其盟军对伊拉克的占领合法化了。(9)这些投票诚然都是全体一致通过的，或者几乎是以全体一致的方式（叙利亚弃权），但法国在这些新的关系建构中表现得非常积极主动，所有曾经用来反对美军行动的理由忽然之间全被遗忘了：无可争议，这的确是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我们可以猜测，雅克·希拉克当时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即法国既没有能力继续承受与“大哥”（grand frère）之间如此激烈的争吵，也无法承受长期地游离于西方阵营之外：这是一种承认中等强国概念站不住脚的方式。不过，这次的政策转向完全超出了小修小补的范围。的确，当时美国弥漫着一种骇人的“逢法必反”（French bashing）的气氛(10)：人们把法国红酒倒入下水槽，把炸薯条改名（“法兰西炸薯条”改成“自由炸薯条”），(11)大家对罕见几位能讲法语的公众人物污名化，比如可怜的约翰·克里（John Kerry）。但这并不能充分解释法国外交重新定向的程度。让我们来看一下：不久之后，2004年9月2日，法国与美国联署了著名的第1599号决议,(12)这一决议被认为是公正的，尽管俄罗斯、中国、巴西和阿尔及利亚对此仍然投了弃权票，而且这完全出乎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的预料。此外，两个西方大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保护国——重申了黎巴嫩的主权，谴责了叙利亚在西德尔省（Cèdre）的存在；它们共同向真主党喊话，要求其解散并解除武装，虽然没有公开指出其名字；最后，法国外交实践中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巴以冲突再也不被提及了。这是1945年以来巴黎与华盛顿第一次在中东地区采取了联合行动，关于如何管理这一地区的一致立场逐渐在两个首都之间形成，这一问题如此具有标志性，它曾使法国与美国在过去四十多年间各执己见。(https://www.daowen.com)
2005年7月，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在巴黎受到了尊荣俱备的接待：在这一场合，人们能够觉察出法国话语明显地向亲近以色列的方向转变。黎巴嫩总理拉菲克·哈里里（Rafic Hariri）几个月前被暗杀导致了法国与叙利亚关系更为明显的恶化，而新上任的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被法国看作无法接受的合作伙伴。尽管希拉克做了一些努力，但不久就被萨科齐逆转了势头，法国与土耳其的关系也急剧下降。法国没有出现在伊拉克，与叙利亚闹翻了，几乎失去了不只是阿拉伯世界，而且是大中东地区的所有联系。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情况相比，这一反差十分令人瞠目。
欧盟的扩张又毫无疑问地成为加快法国国际身份认同丧失的加速器。2004年标志着新的成员国开始加入欧盟，其中大部分是此前的人民民主国家。这些新成员对某种法国外交领导权没有丝毫概念。从那时起，我们就悄悄地，虽然从未被正式宣布，从一个外交上由法国主导的欧洲向一个法国被还原为与其他国家相同的普通一员的欧洲转变。巴黎此后被自己的这些外交举措所牵绊，当辩论在布鲁塞尔开启时。
这一无声的变革的最后一个方面，是法国外交人员的变化。在此之前，奥赛码头（Quai d'Orsay）(13)一直被这样一群精英把持，其中最老的亲身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年轻的也是在戴高乐主义倾向的对外政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当这批公职人员退休后，我们发现，新生代外交官开始领导奥赛码头各大主要机关的决策，他们不仅没有战争经历，也不熟悉戴高乐时代的深谋远虑。一种新的思维模式渐渐形成，更多受美国模式主导的影响，较少地保留着法国戴高乐主义与主权主义的历史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