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式新保守主义
于是，开始形成一种法式新保守主义，虽然法国外交部并非其主要发源地，但对法国在世界上的行为有强烈的影响。新保守主义产生于世纪之交的美国，深刻影响了乔治·W.布什的两届任期。这一学说主要吸收了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哲学，宣扬从西方历史中承袭而来的价值有绝对优越性，不考虑任何偶然性因素；它呈现为不可变通的弥赛亚主义形式，为一种优于其他一切的模式的普世化服务。新保守主义话语深得保守主义者之心，他们从中看到的是对神圣价值的捍卫；一些左派人士对此也并非无动于衷，因为从中看到了对解放被压迫人民的强调，而产生压迫的是种种剥夺自由的政治模式。在毫不变通这一点上，新保守主义的路线与现实主义者区分开来，后者不接受如此自负地抛弃均势原则，对于所有把尊重他异性作为新全球化的必要基础的人，新保守主义路线也令他们震惊。
在法国，这一现象首先影响了知识界，很快被我们原来所称的“新哲学家”（nouveaux philosophes）(14)接受和体现：其中最具思辨性的一位，贝尔纳-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évy），则很快热衷于充当尼古拉·萨科齐事实上（de facto）的外交部长，鼓动他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预。这些思想家传递了一个新的信息，美国看似再也不是需要斗争或至少抵制的“霸主”（hegemon）了，而维护以色列则成为一项令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相形见绌的优先事项，后者经常被直接忽略。就全球层面而言，以西方模式、甚至西方身份认同作为参照标识成为新的对外政策基石：他异性不仅不再有什么意义，而且应该被重新定位，置于一种优于一切的普世模式之下。下面这种危险的论断就此浮现：“我们被攻击，因为我们是最优秀的。”这一论调在以下事实面前明显哑口无言：关于西方历史，20世纪的两次血腥浩劫使其失去了一切宣称神圣性的资格；西方对暴力和专制的传播负有重大责任，它们严重地影响了南方世界，而且应该受到公正地谴责；还有世界正在经历的奇怪变迁，在苏联极权主义崩溃之后，西方不仅失去了昔日的团结，而且也失去了自我身份认同的主要支点。因此，西方转而向宗教标准，甚至族裔标准来重新定义西方性（occidentalité）的意义，从而危险地把“文明间战争”（guerre des civilisations）变成了一种日常话语。
这些新的“有机知识分子”（intellectuels organiques）(15)在媒体上十分活跃，与此同时，政治界也经历了一些变化，推动了法国外交的新保守主义转向。法国共产党几乎完全消寂，加速了社会党转向接近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右倾倾向，后者体现在英国的布莱尔主义，以及德国的杰拉德·施罗德身上。自由主义模式不仅变得充满吸引力、成为现代性的同义词，而且人们还恢复了与第四共和国时代工人国际法国部（SFIO）(16)孕育的大西洋主义的联系：居伊·莫莱（Guy Mollet）死而复生了……在右派政党中，对戴高乐遗产的代际疏远催生了一批真正的法国“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17)，以及一种新的新自由主义常识，尼古拉·萨科齐比他的一切对手都更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他一参加总统竞选，就向华盛顿那位自身也饱受批评的乔治·W.布什寻求支持。讽刺的是，当法式新保守主义开始崛起时，这一意识形态刚好开始在美国衰落时。法国当然不像美国在2000年初所做的那样，有实力亲自派送同样的十字军，因此，法式新保守主义首先是体现在话语中，特别是对“西方家庭”（famille occidentale）执迷的指称，这凸显了尼古拉·萨科齐的政治话语风格。
这一新保守主义转向通过三个新的取向体现，其影响很快引发了后果与质疑。第一个取向是与主权主义传统决裂：2009年，法国重新加入了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法国独立自主防卫政策的一切印记都消失殆尽了，而可怕的“西方家庭”概念呈现出一种至少说是模糊的意义：没有了苏联这个与我们同属一类文化的敌人，西方只有对立于非西方才有存在意义，也就是今天所有组成南方世界的国家，从伊斯兰到东亚以及非洲……我们不仅错误地进入了全球化进程，而且也错误地把新兴的中国、巴西、印度融入进来，于是错误地进入了历史：一言以蔽之，我们正在通过构建自己的原教旨主义而重生。
第二个取向是不断增强的干涉主义，几乎已经普遍存在于每一场危机中：法式新保守主义在这一点上与其美国同行十分相像，甚至像是对美国行为的直接复制。法国的海外军事行动显著增加了。在科特迪瓦，法军2011年4月强力扶植了阿拉萨内·瓦塔拉（Alassane Ouattara），他在总统选举中战胜竞争对手洛朗·巴伯（Laurent Gbagbo）一事从未获得认可。在阿富汗，法国军队的存在不断增强。巴黎2011年干预了利比亚、2013年干预了马里，马里的“新月沙丘行动”（Opération Barkhane）不久扩展到了周边国家。2013年12月，“红蝴蝶行动”（Opération Sangaris）在中非共和国开展。2013年8月，法国表达了它的意愿——有些幼稚，因为同华盛顿的选择相反——想要干预叙利亚以推翻巴沙尔·阿萨德政权。我们从“政权更替”的英文版（regime change）转入了法文版（changement de régime）。
最后一个重新定向是要建立一种“惩戒外交”（diplomatie de la punition），尽管与新保守主义和干涉主义的选择契合，但却与国际政治的要求以及外交所代表的意义背道而驰。法国几乎在到处开战，但都不是与敌人正面对抗的冲突：它把这些说成是针对“罪犯”（criminels）的行动，是在“正义战争”（guerres justes）框架下的行动，正义战争这个概念已经长期休眠了，如今被重新建立起来。这一惩戒外交也抛弃了第五共和国初期的传统。它伴随着一系列制裁，如同打上表现不良的记号，排斥“麻烦制造者”（mauvais sujets）：法国列出了一张黑名单，与上榜者不再有任何往来。法国再也不会和巴沙尔·阿萨德对话，不再理会真主党、哈马斯，也不和津巴布韦的罗贝尔·穆加贝（Robert Mugabe）、苏丹的奥马尔·巴希尔（Omar al-Bachir）交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也不同德黑兰说话，还有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世界政坛中的政治人物就这样在出现在“美德行情榜”（argus de vertus）中，每个人的标价虽因局势变化而有不同，但是，也充满了现实主义的考量：我们同时奉承着非洲或中东那些确认无疑的独裁者。外行恐怕很难在这复杂的外交乱局中看出门道，但是能够发现流放制度遵循的是尺度不一的适宜性规则，而不是内在一致的伦理原则。(https://www.daowen.com)
当排斥逻辑对俄罗斯实施时，惩戒外交达到了极致。这一情况出现在乌克兰危机中，巴黎已经不再和莫斯科交流，甚至把俄罗斯逐出了八国集团。会议被取消，俄罗斯重要人士被禁止来巴黎；尽管有人还是来了，但是是以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义，在国际组织地位的保护下……这一做法的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它导致出现了2015年末的情形，法国在拒绝向俄罗斯出售原本就是为其建造的军舰（西北风两栖攻击舰）几周之后，就在东地中海上派出夏尔·戴高乐号航空母舰与俄军合作开展行动……在这一矛盾的阶段，外交的概念本身受到了挑战，我们所知的外交的定义应该是一门管控疏离与歧异，而不是聚合朋友的艺术。2
总的来说，法国实行的是一种雄心超出能力所及的对外政策吗？从经济领域来看，这个问题很有道理：法国的资源支撑不了表现出的军事意图。但是干涉主义的特征在于更深层次的矛盾。在海外多线推进的新保守主义十字军征伐，特别是在中东，只有在获得美国的军事后勤支援时才有可能实现。因此，为了向已经在经济上超越了自己的德国证明自己的中等强国地位，法国不停地增加军事行动，但此时或彼时，会不得不求助美国巨人的帮助。在这个恶性循环背后，“中等强国”概念再一次受到了质疑。这一点影响了高层的外交：2015年11月13日悲剧之后，法国总统在各大国首都的访问，与当时同时开启的美俄磋商相比，几乎只是一则轶闻。
这脆弱的法式新保守主义，短短几年间就把四十五年的独立自主对外政策一笔勾销掉了，但似乎在法国政治界形成了高度共识。这一意识形态转向始于一位新戴高乐主义者，其本意并非如此，之后被一位自由主义者强化，继而被一位社会民主主义者延续。(18)在议会投票以及政党立场表态中，我们都能够看到这种共识，只有几个少见的生态主义政党代表，以及时不时当选的共产党代表，会表示不同的立场。这一准共识性现象更加令人担忧，因为其另外一面体现在移民政策与难民危机管控中，比如2015年夏天以来形成的移民政策，这原本与全球化的新指征紧密相关。在这一领域，我们也发现了同样的新保守主义思维，逢迎西方身份认同，并明确或含蓄地以此为一种自我封闭与畏惧的政策提供辩护，不计一切代价地力图阻断移民潮。然而事实上，移民是不可避免的未来世界趋势，而且能够为老龄化的欧洲国家带来复兴的希望，当然前提是他们不能被压迫，而是要被妥善对待。
如何解释我们面对这无法理解的全球化所表现出的致命顽固呢？这首先是失败与胆怯的表现，面对他者，面对开放，面对更广阔的领域。是法国在与德国一对一单独比较时凸显出的经济虚弱将其推向了激进的干涉主义，附带着显著的身份认同主义色彩。这一“过度补偿”（surcompensation）效应很容易地融入了一个古老的传统，声称为共和主义的，但其实是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传统：当下的我们距离儒勒·费里并不遥远，他曾在占领东京湾（Tonkin）时解释道，法国肩负着“教育低等种族的使命”。对唯恐丢掉的“地位”（statut）的痴迷，这一永恒的纠结，还体现在欧洲列强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1885年）的狂热中：法国代表，阿尔丰斯·德·古尔塞（Alphonse de Courcel）男爵向他的部长传去这样一则信息——非常有现时感——解释他的团队为何推行如此积极的外交行动：“展示出坚定的行动，充沛的意志，我们就能重新赢得受各国敬重的地位；再一个示弱的表现，我们就会最终沦落到西班牙的等次。”3害怕失去，害怕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这是一个可悲而且根深蒂固的念头，地位应该被重新夺回，在他人的代价之上，而不是与他人一起。
这般无能与缺乏想象力也是当今法国政治界面对国民阵线的民粹话语时那种瘫痪般的表现。我们用以反驳国民阵线的话语通常是用一种委婉的方式重复和整合他们的概念，比如对双重国籍公民的诋毁：身份认同主义非常合乎逻辑地渗透并影响着国际事务领域，窒息了一切建构他异性的考虑。在所有的西方民主国家中，法国是受极右翼思潮威胁最直接的国家之一，这深刻地影响了法国的对外政策及外交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