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强大到“伟大”（grandeur）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起，事情开始发生了变化：当然是因为从战争中走出来的法兰西已经精疲力竭，但是还因为它开始渐渐承受全球化进程最初的冲击波——它从未能够真正掌控这一进程，而这一进程又适逢法国殖民帝国动摇的第一波运动。法国带有太过明显的普世主义与共和救世主义特征，不懂如何应对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他异性（altérité）要求。

然而，给法国带来最严重打击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戴高乐将军对此有所预见：他很快就明白战败的法国再也不是一个一流强国了，他还预言，这一转折会发生在一个强国概念本身也发生变化的时刻。基于对这些变化的感知，戴高乐尝试把这一极度衰弱的权势转化为一种“伟大”，更多体现在质的方面而非量的方面。他为第五共和国建立的对外政策充分展示了这样一种意愿。主要的标志是显著地强化国家主权，选择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在安全与防卫领域，以及刻意同两大阵营保持距离，特别是当它面对美利坚大哥时。

这一新外交取向也表现在，此后的对外政策目标重新定位为追求能够带来威望（prestige）与影响（influence）的新资源。于是，从1959年开始，第五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建立在三重战略上：通过与南方世界开展一种合作并影响的政策，部分地重建其国际地位；寻求正在建构中的欧洲的外交领导权；通过多边机制维护法国的权利。我们不得不赞叹地看到，戴高乐将军最先认识到，国际关系的未来不再存在于相对固化的东西方关系之中，而在于南北关系丰富而起伏波动的不确定性中。他关于当时正在建设的小型欧洲的理想正是成就法兰西伟大的强化器：只有法国有资格为六国之欧洲（Europe des Six）制定全球性对外政策；无论是德国还是意大利，作为刚刚结束的冲突的战败者，都不可能承担这一角色。富歇（Fouchet）计划（1961年11月至1962年1月）体现了戴高乐为新欧洲量身定制政治建设方案的愿望。第三项战略方针在于嵌入多边主义外交框架中：法国最初在开展多边主义外交中遇到一些困难，因为几个殖民问题在第五共和国建立初期限制了它在联合国的行动。后来，一种观点越来越获得认同：法国已经失去了独自行动的关键体量，但它雄心满满地准备加入并领导打算集体施压的战队。这一想法被证明十分执着。(https://www.daowen.com)

我们再来简述一下这三种取向。与南方世界的关系问题表达了一种戴高乐式的直觉，预感到了两极格局的解体。它也指明了一系列新方向。首先，需要加速去殖民化进程，终结阿尔及利亚战争，并且伴随着非洲殖民地的独立，将其重组为一个新的集团，即“共同体”（Communauté），从而能够在非洲国家独立之后继续保留着“法国的伟大”（grandeur française），即使不再作为一个殖民大国，那么至少也是法语世界的庇护者。三项创议随之发起。第一，与阿拉伯世界和解，法国与之一度疏离，特别是苏伊士冒险（1956年）⁽²⁾与阿尔及利亚战争以来：和解意向体现在法国对阿以冲突政策的巨大转变中，非常具体的表现是戴高乐在1967年六日战争中对以色列采取了强烈的批评态度。紧随其后地，法国与阿拉伯地区领导人开展了一系列正式访问、接触与拉拢。今天我们知道，戴高乐已经准备要会见纳赛尔了，这位法国曾经的敌人，但是，纳赛尔的个性特征以及政治与意识形态倾向仍然令法国国家元首不无顾忌：民族主义、反美主义，在国内以及国际外交舞台上施加一种魅力型领导力。

第二个重要举措是，巴黎于1964年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与美国立场分野的又一个标志，但更重要的是展示了对亚洲的开放态度，对一个戴高乐预见到必将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的开放态度。最后，从1964年9月21日到10月16日，第五共和国总统对南美洲十个国家进行了为期三周的成功访问：这既是对美国的一种间接挑战，又是对新的南方行为体的承认，戴高乐相信这些国家将占据一种必须加以重视的地位。戴高乐还预见到这些国家中一些最具实力者的崛起，特别是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其中墨西哥特别被重视，法国国家元首在6个月前的另一次访问中用西班牙语宣称：“我们携手前行”（Marchamos la mano en la mano）。可以说，法国是第一个执行坚定的“南方主义”（sudiste）政策的西方国家。这里的启发是非常强有力的：在最初的迟疑之后，我们似乎理解了他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