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的矛盾

然而，也要对戴高乐遗产的局限性保持清醒的认识，特别是其“南方主义”开放政策，始终带有一种可以追溯至历史深处的矛盾印记。法国——已经宣示了一种主权主义对外政策，而且不再是一个殖民大国——看似可以充当这些南方国家的潜在领袖，甚至领导寻求从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中解放出来的人民，无论是传统或新型的帝国主义。但是，这一突然想要成为反叛者的国家本身就承载了一个漫长的帝国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西方世界形成之初，直至查理曼大帝。拿破仑，比任何人都更好地体现了这一传统，他曾经明确将自己同加洛林王朝第一位国王相提并论，⁽⁴⁾当欧洲一体化计划启动时，我们总会联想起他……路易十四也有自己的帝国梦想，1790年7月14日庆祝联邦纪念日（Fête de la Fédération）时，⁽⁵⁾有人曾想过向路易十六献上“法兰西人的皇帝”（empereur des Français）的名号……

在戴高乐追求欧洲领导权的意志中，自然也存留着某种帝国基因：法国的欧洲伙伴总是怀疑这一点，而且时常会因法国的自负而恼怒，将其形容为霸道（hegemonic）。特别是那些最没有资源与之抗衡的国家，比如荷兰或丹麦，情况尤为如此；而德国能够更好地适应法国，因为随着经济实力不断上升，它知道自己足够强大、足以自保。法德伴侣（couple）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思路之上，即德国和法国中任何一个都不能够主导对方，不过这两者却可以联手主导其他国家。

当然，法兰西帝国梦的另一面体现在其作为殖民帝国本身，之后，在1960年非洲国家独立后不久，帝国梦就呈现出一种重大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主导了一个未能持久化的法兰西共同体。有关国家很快就被卷入了一个由旧宗主国控制的附庸体系（就是我们所称的“法语非洲”）。这一体系建立在与新世袭政权的特殊关系基础上，这些世袭政权是在独立后建立的，被一批受法国支持的独裁者领导，当他们的政权受到威胁时，法国总是几乎毫不迟疑地施以援手。就是这样，法国军队1964年成功地维系了加蓬的莱昂·姆巴（Léon Mba）政权，如同1968年拯救了乍得总统弗朗索瓦·托姆巴巴耶（François Tombalbaye）以及他的数位继任者；而且法国还保护了埃亚德玛（Eyadema）在多哥的独裁统治，以及今天和刚果的丹尼斯·萨苏·恩格索（Denis Sassou Nguesso），或乍得的伊德利斯·德比（Idriss Deby）一样“有争议的”（discutable）政治人士。当法国和比利时1978年3月通过科卢维齐（Kolwezi）联合行动把扎伊尔独裁者约瑟夫·德西雷·蒙博托（Joseph Désiré Mobutu）从来自国家南部的威胁中拯救出来时，他的处境也不理想。⁽⁶⁾相反地，法国情报机关能够直接或间接地“搞掉”（débarrasser）那些烦人的国家元首，比如，中非共和国的戴维·达科（David Dacko），1965年12月被让·巴都·博卡萨（Jean-Bedel Bokassa）推翻并取代，但1979年博萨卡的前任达科又重新夺回政权，同样是借助法国的帮助，更不用说，也是在同一个国家，2003年昂热·帕塔塞（Ange Patassé）被解职，弗朗索瓦·博齐泽（François Bozizé）将军执掌大权。⁽⁷⁾至于布基纳法索的托马斯·桑卡拉（Thomas Sankara），有人在他1987年被暗杀事件中看到了法兰西之手的干预，就在弗朗索瓦·密特朗与雅克·希拉克的左右共治时期。

从这一角度来看，法国1960年以来所有的对非政策很大程度上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那些冲突铺平了道路。法国的政策维系了非洲独裁而又腐败的政权，它们践踏人权，与本土社会切断了联系，而巴黎推行的合作政策只能让少数表面上的精英阶层受益。(https://www.daowen.com)

然而，这种亲密关系是长期互不理解的理想催化剂。戴高乐曾经制定了主动开创全新关系的目标，为此任命了第五共和国的高级官员担任驻阿尔及尔的首批大使。但这一技术性安排并未真正奏效。阿尔及利亚体制的问题也对此负有一定责任：国民解放阵线（FLN）励志型的意识形态，也就是阿拉伯社会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很快转变为一种常见的军事与官僚威权主义，侵蚀了民众眼中的政权合法性，使其不久就转向了其他效忠。就是这样，阿尔及利亚成为阿拉伯世界中第一个患上伊斯兰教主义“高烧”（poussée de fièvre）的国家，结果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那场残酷的内战。

于是，很典型地，也是在阿尔及利亚这边，法国对南方世界的开放政策被一种极具进攻性的竞争所挫败。在新独立的国家中，有些想要把南南同盟置于同原宗主国或与一般意义上北方世界的关系更为优先的地位。万隆精神与戴高乐计划背道而驰，体现在几内亚的艾哈迈德·塞古尔·图雷（Ahmed Sékou Touré）、马里的莫迪博·凯塔（Modibo Keita）这样的领导人身上，但是，主要是阿尔及利亚担任了这场不信任运动的领导者，凭借它在非洲与阿拉伯世界交汇处的地位，它格外凝重的殖民历史，以及其石油资源赋予它的想法与手段。1973年召开的阿尔及尔会议，曾一度把这座城市变成了不结盟运动与国际体系抗议者的中心，使阿尔及利亚外交与法国外交形成了直接的竞争。但需要注意，这并没有妨碍两国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特别是警务合作与移民管理合作。这也是国际关系中一条屡见不鲜的规则：国家与国家之间，只要有一定的共同利益，就总会有一种哪怕是最小程度上的共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