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 图像与词语
图像与词语是两种不同的媒介。在我们掌握世界的过程中，这两种媒介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以往，我们更为信赖的是用文字来记言叙事、表情达意，而辅助以“插图”。人们普遍认为语言作为思维的工具要比形状和声音好得多，有的学者更认为语言是唯一的思维工具，如有人说：“思想是一个区别于人为语言领域的自然领域，但就我们所知，语言又是通向这一自然领域的唯一途径。”但在今天，“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视觉时代”，图像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呈现出压倒文字的趋势。显然，图像与词语各自有着其独特的优势。中国古人说“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是希望将二者的优势结合起来，达到对世界的完整认识。
图像与词语各自的特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词语是线性的，图像是空间多维度的。词语的线性特征，如图6.1所示。决定着词语只能“读”，诉诸声音与听觉，而图像的多维度特征决定着它适合于“看”，诉诸形状与视觉，如图6.2所示。在阿恩海姆看来：因为这一区别，图像的地位应该高于词语：在思维活动中，视觉意象之所以是一种更加高级得多的媒介，主要是它能为物体、事件、关系的全部特征提供结构等同物。视觉形象在多样性和变化性方面堪与语言发音相比。然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能够按照某些极易确定的形式组织起来，各种几何形状就是最确凿的证据。这种视觉媒介的最大优点就在于它用于再现的形状大都是二度的（平面的）和三度的（立体的），这要比一度的语言媒介（线性的）优越得多。这种多维度的空间不仅会提供关于某些物理对象或物理事件的完美思维模型，而且能够以同构的方式再现出理论推理时所需要的各个维度，如图6.3所示。的确，自然是按照网状结构而不是直线性结构把它的各个物种联系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种种社会事件之间的关系等也都是网状结构，呈现出一种交叉纠缠的动态关系，如图6.4所示。对应于此，图像媒介因此显得非常直接，而词语则只能是对自然物态和社会事态的一个“变形”，自然物态和社会事态中各种（动态）关系（或联系）都变成了静态，接受者需要通过自己的想象将这些按照线性顺序依次出现的“部分”综合成一个符合原视觉景象的“意象”。在中国古代话本小说中我们经常见到“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因为语言是没有办法同时表述“两枝”的。诸如“树上结满樱桃”这样的陈述本身显然也不能描述出“树、樱桃”所涉及的空间关系。所以，相比而言，图像是外界的直接替代物，而词语则是一个代码或者刺激物。也因为这一点，词语更多地依赖于想象，提供了更广阔的思维空间。
图6.1 线性意味固定的时间与方向
图6.2 分子结构示意图
图6.3 骑士
图6.4 家族树
第二，词语是抽象的，图像是直观的。词语的抽象性决定着它带有较强的人为规范性，需要后天的学习来熟悉文字、语法。图像则直接接近于外物而容易被辨认，人为的规范性很弱。相比而言，图像更具通约性，容易跨越民族、地域、文化等的局限。比如，男厕所与女厕所的标志，图像适用于任何场合，文字则只适合于认识该文字的群体，如图6.5所示。再如，不懂英文的中国人不知mountain andwater的意思，不识中文的英国人也不知“山水”何意，但不妨碍他们共同欣赏一幅山水画。格列高里教皇认为，愚人从图像中所接受的，是受过教育的人从《圣经》中所接受的东西。愚人从图像中看到他们必须接受的东西，从中读到他们不能从书本上读到的内容。他对图像的利用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清末民初，点石斋画报也利用图像的这种通约性，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取得了“名家画报售纷纷，销路争夸最出群。纵是花丛不识字，亦持一纸说新闻”的局面。但是，因为词语抽象程度高，词语的陈述也就不能一一转译成图像。比如“猫坐在茶几上”这样简单的陈述，尽管我们可以画一只猫坐在茶几上，但显然这幅画与这句话并不完全对等。如果要转译“猫将要坐在茶几上”“猫一般不坐在茶几上”“如果猫坐在茶几上”“茶几上没有狗”等陈述，图像就难以为力了。图像将词语的陈述具体化了，添加了许多限定的因素，消除了词语的抽象性，也将陈述的意义转向了其他的地方。
图6.5 公关标识
第三，词语长于表现（心理）与描述（事态），图像长于唤起（情感），如图6.6所示。卡尔.比勒曾将语言的功能分为表现、唤起和描述。即语言既可以表现人们的心理状态，也可以唤起人们的某种心理状态，还可以描述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态，描述实际的事态和虛拟的事态。从图像与词语直观与抽象的区别上，其实已经可以看出它们在这三个方面的差别了。人的心理活动既复杂又微妙，有时甚至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也并不一定会显现出某种征象，如脸上的表情或某种身体活动，所以难以对应于具体的图像。在事态的呈现上，词语也能借助于“将”“所以”“如果”等抽象的关系词来实现展开时间过程或逻辑推演。但图像的直观性却容易唤起强烈的情绪反应。比如，你威胁一个小孩说“狗很凶猛”“非常非常凶猛啊”，即使不断加强语气，也可能无法让他感到狗的凶猛可怕。但你画一只凶猛的狗，龇牙咧嘴，很可能一下子就让他感到了恶狗的恐怖，如图6.7所示。动画片之所以受到了孩子们的普遍喜爱，甚至很多成年人也喜爱，原因也正在于此。
图6.6 迪士尼动画形象
图6.7 狗
图像与词语各自的优点非常明显，差异较大，但是在具体的运用过程中，人们往往利用一方之长来弥补另一方之短，如图6.8所示。
图6.8 古代象形字
其实，图像与词语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最初直接的知觉经验。从语言发展的历史来看，词语与直接的知觉经验密切相关，现在看上去与知觉经验无关的词语，在他们刚出现时是与其相关的。现在很多词语仍然是比喻性的，如“深入思考”一词，对思考程度的描述，只能借助于对物理实在如“井”的“深”的知觉才能完成。再如“立场”“观点”等概念性的术语，显然都是比喻性的，具有有形性。由此，一些理论家甚至认为，使语言成为思维工具的东西，不是语言本身，而是视觉意象。这正印证了马克思所说：“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这种共同的知觉基础，实际上表明图像与词语两种媒介之间有着切近的距离，共同指向人们所面临的世界，结合使用也就有着天然的贴切性，如图6.9所示。
图6.9 水与人类设计海报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无论是图像还是词语，都有其不确定的一面，需要一些额外的东西来补充信息。词语的抽象性使它带有很多不确定的信息，如上文所举“猫坐在茶几上”，当看到画中的“猫坐在茶几上”，具体的诸如猫的颜色、大小、坐姿、朝向等信息才被确定。这样说来，似乎图像就是确定的。但也不一定如此，图像也有其不确定的一面。比如，一个罐头的商标上画了一个咧嘴嘻嘻笑的小男孩，可能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里被认为是人肉罐头，其依据是传统所认为的食品包装上的图片是盒内食品的种类。贡布里希认为：图像的正确解读要受三个变量的支配：代码、文字说明和上下文。有人也许会认为，文字说明足以使其他两项成为多余，但是我们的文化习俗太多变，使我们不能认同这种见解。在一本美术书中，一只狗的图画下面如果有文字说明：E.Landseer，我们便知道这指的是该图画的制作者，而不是指狗的品种。而在一本启蒙课本中，文字说明和图画则应该是互相支持的。即便课本被撕破，使我们只能看出“og”，文字上的图画残片足以表明前面的那个字母是“d”而不是“h”。在这文字媒介和图像媒介共同增加了正确重造的可能性。所以，图像与词语，都需要获得对方的帮助。
图像与词语，尽管每一种媒介在依靠自身最独特的性质时倾向于发挥得最好，它们又都可以通过与自己的邻者偶然联袂为自己灌注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