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祐事二条

神宗升遐，会程颢以檄至府，举哀既罢，留守韩康公之子宗师，问朝廷之事如何？曰：“司马君实、吕晦叔作相矣。”又问：“果作相，当如何？”曰：“当与元丰大臣同，若先分党与，他日可忧。”韩曰：“何忧？”曰：“元丰大臣皆嗜利者，使自变其已甚害民之法。必使自变，乃不可复变。则善矣。不然，衣冠之祸未艾也。君实忠直难与议，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已而皆验。

建中初，徽宗年号。江公望为左司谏，上言神考与元祐哲宗初号。诸臣，非有斩祛射钩之隙也，先帝信仇人黜之，陛下若立元祐为名，必有元丰神宗改元。绍圣哲宗改元。为之对，有对则争兴，争兴则党复立矣。

司马光为政，反王安石所为。毕仲游予之书曰：“昔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而患财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财者无不用，盖散青苗、置市易、敛役钱、变盐法者，事也。而欲兴作，患不足者，情也。凡弊必穷其源，而后可救。未能杜其兴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敛变置之事，是以百说而百不行。今遂废青苗，罢市易，蠲役钱，去盐法，凡号为利而伤民者，一扫而更之，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废，市易不可罢，役钱不可蠲，盐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动上意，虽致石人而使听之，犹将动也。如是则废者可复散，罢者可复置，蠲者可复敛，去者可复存矣。为今之策，当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之钱粟，一归地官，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数年之间，又将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余于财也，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而后新法始可永罢而不行。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求前日之弊，而左右侍职司使者，约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虽起二三旧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数，乌在其势之可为也。势未可为而欲为之，则青苗虽废将复兴，况未废乎，市易、役钱、盐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间，其父子兄弟喜见颜色，而未敢贺者，以其病之犹在也。”光得书耸然，竟如其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