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3　周忱

周文襄公巡抚江南时，苏州逋税七百九十万石。公阅牒大异，询父老，皆言吴中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并赋之贫民。贫民不能支，尽流徙。公创为平米，官田民田并加耗。苏税额二百九十余万石，公与知府况钟好帮手。曲算，疏减八十余万。旧例不得团局收粮，公令县立便民仓。水次，每乡图里推富有力一人，名“粮长”，收本乡图里夏秋两税，加耗不过十一。又于粮长中差力产厚薄为押运，视远近劳逸为上下，酌量支拨，京通正米一石支三，临清、淮安、南京等仓，以次定支，为舟穑剥转诸费。填出销入，支拨羡余，各存积县仓，号“余米”。米有余减耗，次年十六征，又次年十五，更有羡。正统初，淮扬灾，盐课亏。公巡视，奏令苏州等府拨剩余米，县拨一二万石，运贮扬州盐场，准为县明年田租，听灶户上私盐给米。时米贵盐贱，官得积盐，民得食米，公私大济。公在江南二十二年，每遇凶荒，辄便宜从事，补以余米，赋外更无科率。凡百上供，及廨舍、学校、贤祠、古墓、桥梁、河道，修葺浚治，一切取给余米。

其后户部言济农余米，失于稽考。奏遣曹属，尽括余米归之于官。于是征需杂然，而逋负日多。夫余米备用，本以宽济，一归于官，官不益多，而民遂无所恃矣。试思今日两税耗，果止十一乎？征收只十五、十六乎？昔何以薄征而有余，今何以加派而不足？江南百姓，安得不尸祝公而用思不置也。

何良俊曰：“周文襄巡抚江南一十八年，常操一小舟，沿村逐巷，随处询访。遇一村村老农，则携之与俱，卧于榻下，咨以地方之事，民情土俗，无不周知。故定为论粮加耗之制，而后金花银、粗细布轻赍等项，裨补重额之田，斟酌损益，尽善尽美。顾文僖谓循之则治，紊之则乱，非虚语也。自欧石罔一变为论田加耗之法，遂亏损国课，遗祸无穷。有地方之责者，可无加意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