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遗音
《山海经》作为神巫之书，可看作后世神怪典籍的先声。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相结合，神仙作为一种人生境界被民间文学所接受，神怪文学也因此繁盛于世，其中保存了许多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如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十洲记》、张华的《博物志》、曹丕的《列异传》、葛洪的《神仙传》、任昉的《述异记》、王嘉的《拾遗记》等，在这些典籍中，我们经常听到的是《山海经》。其中所记述的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至今还有一些在百姓的口头上以鲜活的语言存在着。
关于一些小说题为汉人所作的问题，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四篇《今所见汉人小说》中论述道：
现存之所谓汉人小说，盖无一真出于汉人，晋以来，文人方士，皆有伪作，至宋明尚不绝。文人好逞狡狯，或欲夸示异书，方士则意在自神其教。故往往托古籍以衒人；晋以后人之托汉，亦犹汉人之依托黄帝、伊尹矣。此群书中，有称东方朔、班固撰者各二，郭宪、刘歆撰者各一，大抵言荒外之事则云东方朔、郭宪，关涉汉事则云刘歆、班固，而大旨不离乎言神仙。[3]
所谓“大旨不离乎言神仙”，神仙是民间文学的常见主题，正说明民间文学的普遍性规律。这是很有见地的。对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和《十洲记》，鲁迅指出其皆为“伪作”。他认为，《神异经》“仿《山海经》，然略于山川道里而详于异物，间有嘲讽之辞”，“此书当为晋以后人作”[4]；《十洲记》在《隋书·经籍志》中著录一卷，其实是“齐梁以后方士伪托”[5]。所谓托名和“伪作”，其实正是作伪，为了让其中的思想文化得到更广泛更持久的传播，就是雅俗之间的文化转换，就是以民间文学为重要内容的众多民间文化典籍的社会化表现。
《神异经》今存一卷五十八则，分“八荒”及“中荒”九篇，从结构到语言都刻意模仿《山海经》，如它所标的《西荒经》《西北荒经》《西南荒经》《东南荒经》等，在故事语言及叙述方式上先说“××有兽（或人）焉”，然后再详细描述，其所述故事，也多与《山海经》相联系。对于这种状况，我们可以看作民间传说的变异，如《神异经·西北荒经》：
西北有兽焉，状似虎，有翼能飞，便剿食人。知人言语。闻人斗，辄食直者；闻人忠信，辄食其鼻；闻人恶逆不善，辄杀兽往馈之。名曰穷奇，亦食诸禽兽也。
在《山海经·海内北经》中曾提到“穷奇状如虎，有翼，食人从首始”的内容，《山海经·西山经》也提到“穷奇”居于“邽山”，“其状如牛，猬毛”，“音如獆狗，是食人”。穷奇当是恶的典型。所以，《左传》中提到“少皞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谓之穷奇”，应该说这是有广泛的民间传说做基础的。又如饕餮，在《吕氏春秋·先识》中提到它“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是“缙云氏不才子”；《左传·文公十八年》中说它“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神异经·西南荒经》载曰：
西南方有人焉，身多毛，头上戴豕，贪如狼恶，好自积财，而不食人谷。强者夺老弱者，畏群而击单，名曰饕餮……一名贪婪，一名强夺，一名凌弱。此国之人皆如此也。
在《神异经·西荒经》中，还有以饕餮为“苗民”的记载。如“有人，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胳下有翼，不能飞。为人饕餮，淫逸无理，名曰苗民，《春秋》所谓三苗”。显然，饕餮成为凶猛无道的代称，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在《神异经·西荒经》中，还记述了“山臊”之类的精怪故事，如：
西方深山中有人焉，身长尺余，袒身捕虾蟹，性不畏人；见人止宿，暮依其火以炙虾蟹，伺人不在而盗人盐以食虾蟹。名曰山臊，其音自叫。人尝以竹著火中，爆
而出，臊皆惊惮。犯之令人寒热。此虽人形而变化，然亦鬼魅之类。今所在山中皆有之。
《神异经·西南荒经》：
西南荒中出讹兽，其状若菟，人面能言，常欺人，言东而西，言恶而善。其肉美，食之，言不真矣。一名诞。
使人害病者固然可憎，使人说谎者，又何尝不令人憎恨？《神异经·南荒经》记述了另一种“多则伤人，少则谷不消”的精怪传说：
南方有甘蔗之林，其高百丈，围三尺八寸，促节，多汁，甜如蜜。咋啮其汁，令人润泽，可以节蚘虫。人腹中蚘虫，其状如蚓，此消谷虫也，多则伤人，少则谷不消。是甘蔗能灭多益少，凡蔗亦然。
精怪传说是与神话联系尤为密切的故事形式。在《神异经》中还有许多记载，如《神异经·中荒经》所记“北方有兽焉，其状如狮子，食人，吹人则病，名曰
。恒近人村里，入人居室，百姓患苦。天帝徙之北方荒中”；《神异经·南荒经》中记有“南方有人，长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顶上，走行如风，名曰魃。所（见）之国大旱，一名格子。善行市朝众中。遇之者投著厕中，乃死，旱灾消”，“或曰生捕得杀之，祸去福来”。《神异经·东南荒经》中记有“东南方有人焉，周行天下，身长七丈，腹围如其长。头戴鸡父魌头，朱衣缟带，以赤蛇绕额，尾合于头。不饮不食，朝吞恶鬼三千，暮吞三百。此人以鬼为饭，以露为浆，名曰尺郭，一名食邪，道师云吞邪鬼，一名赤黄父。今世有黄父鬼”。《神异经》记述了大量神话传说，有些出自《山海经》，有些则采自民间，记述了当世的民间传说。如西王母神话，在《山海经》中西王母是昆仑神山上的司天之厉及五残的女神，其“虎齿，豹尾，善啸”，虽“戴胜几杖”，仍是野性十足的形象。而在《神异经·中荒经》中，西王母“岁登翼上，会东王公也”，这里的昆仑之山更壮观，“有铜柱焉，其高入天”，一根“天柱”竟围三千里。《神异经·东南荒经》中所记的“朴父”，其“夫妇并高千里，腹围自辅”，当“导开百川”因“懒”被“谪”时，“并立东南，男露其势，女露其牝”，待黄河清时他们才能继续“导川”事业。这则神话，笔者在“大禹时代”中讲述防风神话时曾经引用过，当为防风神话原型内容之一。此类现象还有许多。
《十洲记》又名《海内十洲记》《十洲三岛记》《海内十洲三岛记》。其卷首称：
汉武帝既闻王母说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有此十洲，乃人迹所稀绝处，又始知东方朔非世常人，是以延至曲室而亲问十洲所在、所有之物名，故书记之。
方朔云：臣学仙者耳，非得道之人，以国家之盛美，将招名儒墨于文教之内，抑绝俗之道于虚诡之迹。臣故韬隐逸而赴王庭，藏养生而侍朱阙矣。亦由尊上好道，且复欲抑绝其威仪也。曾随师主履行，比至朱陵扶桑蜃海，冥夜之丘，纯阳之陵，始青之下，月宫之间。内游七丘，中旋十洲，践赤县而遨五岳，行陂泽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周流六天，广陟天光，极于是矣。未若凌虚之子，飞真之官，上下九天，洞视百万，北极句陈而并华盖，南翔太丹而栖大夏，东之通阳之霞，西薄寒穴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汉所不与，其上无复物，其下无复底。臣所识乃及于是，愧不足以酬广访矣。
它所描述的神仙境地与《山海经》相比，更加细腻、华丽。其中所记西王母、东王父、三天君、鬼谷先生、九源丈人、上元夫人和返魂树、不死草、夜光杯、割玉刀、火烷布、火光兽，以及昆仑仙宫、太玄仙宫、灵官宫第、太帝宫、紫府宫、九老仙都、金墉城等，不但在《山海经》中能看到一些端倪，而且更多地可以在后世民间仙话中找到相应的内容。这部典籍借西月支国人解说异香、猛兽，指斥汉武帝“非有道之君”，使其“恧（nǜ）然不平”，则明显是魏晋南北朝文士所加内容。
《十洲记》记述了丰富的神话传说，有一些作品在后世流传甚广。如其所记“禹经诸五岳，使工刻石，识其里数高下。其字科斗（蝌蚪）书”，“不但刻剫五岳，诸名山亦然，刻山之独高处尔”。最著名的传说是徐福至祖洲寻不死草：
鬼谷先生云：此草是东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琼田中，或名为养神芝。其叶似菰，苗丛生，一株可活一人。始皇于是慨然言曰：“可采得否？”乃使使者徐福发童男童女五百人，率摄楼船等入海寻祖洲，遂不返。
《神异经》和《十洲记》包含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神仙思想，但这并不影响其对神话传说的保存。
张华的《博物志》，十卷，前三卷记地理和动物、植物，卷四和卷五记方术家言，卷六为杂考，卷七为异闻。明代都穆在为《博物志》撰《跋》[6]中说张华（茂先）“尝采历代四方奇物异事，著《博物志》四百，晋武帝以其太繁，俾删为十卷”，又说他“读书三十车。其辨龙鲊，识剑气”。张华自己在《博物志序》[7]中说：
余视《山海经》，及《禹贡》、《尔雅》、《说文》、地志，虽曰悉备，各有所不载者，作略说。出所不见，粗言远方，陈山川位象，吉凶有征。诸国境界，犬牙相入。春秋之后，并相侵伐，其土地不可具详，其山川地泽，略而言之，正国十二。博物之士，览而鉴焉。
张华并没有明确的保存民间文学的意识，而是在作为地理博物志的写作中，仿照《山海经》，记述了丰富的民间传说。这些传说被后世不断传诵，如其卷十所载《浮槎》：
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槎上，多赍粮，乘槎而去。十余日中犹观星月日辰，自后茫茫忽忽，亦不觉昼夜。去十余日，奄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牵牛人乃惊问曰：“何由至此？”此人俱说来意，并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后至蜀，问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
这是与《牛郎织女》传说相关的重要异文。后人不断演绎成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如杂剧《张骞泛浮槎》《支机石》等。
又如其卷十所载《天门山》：
天门郡有幽山峻谷，而其土人有从下经过者，忽然踊出林表，状如飞仙，遂绝迹。谷中如此甚数，遂名此处为仙谷。有乐道好事者，入此谷中洗沐，以求飞仙，往往得去。有长生意思人，疑恐是妖怪，乃以大石自坠，牵一犬入谷中，犬复飞去。其人还告乡里，募数十人，执杖揭山草伐木，至山顶观之，遥见一物长数十丈，其高隐人，耳如簸箕。格射刺杀之，所吞人骨积此左右如阜。蟒开口广丈余，前后失人，皆此蟒气所噏上。于是此地遂安稳无患。
此则传说在民间迄今仍有流传。《太平广记》卷四五八所引《玉堂闲话》中，有“峭崖之下，其绝顶有洞穴，相传为神仙之窟宅”的《选仙场》，“每年中元日，拔一人上升”，后一和尚使计用雄黄毒死大蟒。另有《狗仙山》中“迎猎犬而升洞”，“好道者呼为狗仙山”，后一猎手射杀大蟒。这两则传说与此相似，可以看作民间传说异文。宋人洪迈在《夷坚志》中也记述了类似传说；《搜神记》中的《李寄斩蛇》也有与此相似的内容。结合明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清玉山主人的《雷峰塔奇传》等作品，我们不难发现这则传说所具有的原型意义。
《博物志》卷三记述的“猴玃”，也是至今仍在民间流传的故事，各地有许多异文：
蜀山南高山上，有物如猕猴，长七尺，能人行，健走，名曰猴玃，一名马化，或曰猳玃。伺行道妇女有好者，辄盗之以去，人不得知。行者或每遇其旁，皆以长绳相引，然故不免。此得男子气自死，故取女不取男也。取去为室家，其年少者终身不得还。十年之后，形皆类之，意亦迷惑，不复思归。有子者辄俱送还其家，产子皆如人；有不食养者，其母辄死，故无敢不养也。及长，与人无异，皆以杨为姓，故今蜀中西界多谓杨，率皆猳玃、马化之子孙，时时相有玃爪者也。
它很自然地使我们联想到《补江总白猿传》和《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等话本小说。在《博物志》中，民间传说有情节生动者，也有只言片语者，如“妊娠者不可啖兔肉”，其“令儿唇缺”；“山居之民多瘿肿疾，由于饮泉之不流者”；“蚕三化，先孕而后交”等。其中亦包含着一些民间传说，并形成这些现象的阐释系统。诸如俗语中所说的“玄石饮酒，一醉千日”，《博物志》中的《杂说下》阐释道：
昔刘玄石于中山酒家酤酒，酒家与千日酒，忘言其节度。归至家当醉，而家人不知，以为死也，权葬之。酒家计千日满，乃忆玄石前来酤酒，醉向醒耳。往视之，云玄石亡来三年，已葬。于是开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饮酒，一醉千日。
这则传说在《搜神记》中也有详细的记述。
《列异传》初录于《隋书·经籍志》，称“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原书已佚，鲁迅《古小说钩沉》中有辑录。不论作者是否为曹丕，这部典籍“后魏人郦道元的《水经注》皆有征引”[8]，表明是这个时代的作品无疑。《列异传》的基本内容，据鲁迅所辑录者可知，也是神仙、精怪故事，包括一些世俗的鬼故事，与《山海经》有着一定联系。应该指出的是，在《列异传》的辑录材料中，鬼故事占据了较大比重，此书原貌已无可考，郦道元征引它，应该有更多的民间传说，因为《水经注》的基本内容就是以传说（风物为主）来阐释经籍。
《列异传》中记述了许多著名的民间风物传说，如“望夫石”、“三王冢”（即干将莫邪故事）等：
武昌新县北山上有望夫石，状若人立者。相传云，昔有贞妇，其夫从役，远赴国难，妇携幼子，饯送此山，立望而形化为石。
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三年而成。剑有雌雄，天下名器也。乃以雌剑献君，藏其雄者。谓其妻曰：“吾藏剑在南山之阴，北山之阳，松生石上，剑在其中矣。君若觉，杀我。尔生男，以告之。”及至君觉，杀干将。妻后生男，名赤鼻，告之。赤鼻斫南山之松，不得剑，忽于屋柱中得之。楚王梦一人，眉广三寸，辞欲报仇。购求甚急，乃逃朱兴山中。遇客，欲为之报，乃刎首，将以奉楚王。客令镬煮之，头三日三夜跳，不烂。王往观之，客以雄剑倚拟王，王头堕镬中。客又自刎。三头悉烂，不可分别，分葬之，名曰三王冢。
这两则传说，前者至今还在各地伴以“望夫石”、“真迹”（即传说遗址）流传着，后者通过鲁迅的《铸剑》再创作，也广为流传。干宝在《搜神记》中以“三王墓”为题，同样记述了它，所不同者在于记得更为详细，而且指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县界”。
《列异传》的“异”字在众神仙和精怪传说中表现得也很生动，如“汝南有妖，常作太守服，诣府门椎鼓，郡患之。及费长房来，知是魅，乃呵之，即解衣冠叩头，乞自改，变为老鳖”。“费长房能使神。后东海君见葛陂君，淫其夫人，于是长房敕系三年，而东海大旱。长房至东海，见其请雨，乃敕葛陂君出之，即大雨”。这里的费长房颇为正直，难怪后世尊他为仙人。
在《列异传》中，鬼神是有善恶之分的，它们是人间生活的写照。如“栾侯”：
汉中有鬼神栾侯，常在承尘上，喜食鲊菜，能知吉凶。甘露中，大蝗起，所经处禾稼辄尽。太守遣使告栾侯，祀以鲊菜。侯谓吏曰：“蝗虫小事，辄当除之。”言讫，翕然飞出。吏仿佛其状类鸠，声如水鸟。吏还，具白太守。果有众鸟亿万，来食蝗虫，须臾皆尽。
这则捕蝗传说具有真实的生活背景，在外国文学作品或纪实新闻中，我们对海鸟捕食蝗虫都有所闻。至今我们还能听到水鸟捕蝗的传说，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报道中，我们曾目睹内蒙古草原发生蝗灾时，有人赶鸭群扑灭了蝗虫。《列异传》中的鬼神包括精怪，不但有善恶之分，而且表现出人间的爱情。如著名的《鲤鱼妻》：
彭城有男子娶妇，不悦之，在外宿。月余日，妇曰：“何故不复入？”男曰：“汝夜辄出，我故不入。”妇曰：“我初不出。”婿惊，妇云：“君自有异志，当为他所惑耳！后有至者，君便抱留之，索火照视之为何物。”后所愿还至，故作其妇，前却未入，有一人从后推令前。既上床，婿捉之曰：“夜夜出何为？”妇曰：“君与东舍女往来，而惊欲托鬼魅，以前约相掩耳！”婿放之，与共卧。夜半心悟，乃计曰：“魅迷人，非是我妇也。”乃向前揽捉，大呼求火，稍稍缩小，发而视之，得一鲤鱼，长二尺。
若我们从精神分析学说来透视这则民间故事，不难发现它包含着偷情的成分，这也正是此类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的重要原因。在流传中，人们得到了快慰、满足。至今在一些民间戏曲和舞蹈中，还有以此种题材为内容的故事，如“戏鱼”“追鱼”等。明代戏曲《观世音鱼篮记》，当与此有联系。
《列异传》中的鬼故事甚多。如流传甚广的“宋定伯背鬼”，鬼化为羊，这位南阳少年“恐其变化，唾之。得钱千五百乃去”，故“当时有言：定伯卖鬼，得钱千五”。又如《何文》：
魏郡张奋者，家巨富。后暴衰，遂卖宅与黎阳程家。程入居，死病相继，转卖与邺人何文。文日暮乃持刀上北堂中梁上坐。至二更，忽见一人，长丈余，高冠黄衣，升堂呼问：“细腰！舍中何以有生人气也？”答曰：“无之。”须臾，有一高冠青衣者。次之，又有高冠白衣者，问答并如前。及将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法呼之。问曰：“黄衣者谁也？”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谁也？”曰：“钱也。在堂前井边五步。”“白衣者谁也？”曰：“银也。在墙东北角柱下。”“汝谁也？”曰：“我杵也，在灶下。”及晓，文按次掘之，得金银各五百斤，钱千余万。仍取杵焚之，宅遂清安。
鬼宅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这里又与民间识宝传说相联系，表现出魏晋时期特殊的精怪观念。在后世民间故事中，尤其是《聊斋志异》等作品中，我们常能发现此类内容。又如《列异传》中的《蒋济亡儿》：
蒋济为领军，其妻梦见亡儿涕泣曰：“死生异路，我生时为卿相子孙，今在地下为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复言。今太庙西讴士孙阿，今见召为泰山令，愿母为白侯，属阿令转我得乐处。”言讫，母忽然惊寤。明日以白济。济曰：“梦为尔耳，不足怪也。”明日暮，复梦曰：“我来迎新君。止在庙下，未发之顷，暂得来归。新君明日日中当发，临发多事，不复得归，永辞于此。侯气强，难感悟，故自诉于母，愿重启侯，何惜不一试验也？”遂道阿之形状，言甚备悉。天明，母重启侯曰：“昨又梦如此。虽云梦不足怪，此何太适适，亦何惜不一验之？”济乃遣人诣太庙下，推问孙阿，果得之，形状证验，悉如儿言。济涕泣曰：“几负吾儿！”于是乃见孙阿，具语其事。阿不惧当死，而喜得为泰山令，惟恐济言不信也。曰：“若如节下言，阿之愿也。不知贤子欲得何职？”济曰：“随地下乐者与之。”阿曰：“辄当奉教。”乃厚赏之。言讫，遣还。济欲速知其验，从领军门至庙下，十步安一人，以传阿消息。辰时，传阿心痛；巳时，传阿剧；日中，传阿亡。济泣曰：“虽哀吾儿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后月余，儿复来，语母曰：“已得转为录事矣。”
这些鬼故事已走出了《山海经》的怪异，极力描写的是人间的悲苦、丑恶、猥琐、贪婪与无耻。当然，其中也不乏人鬼之恋的欢欣。
《山海经》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间文学，在葛洪的《神仙传》《抱朴子》、刘敬叔的《异苑》、任昉的《述异记》、晋西戎主簿戴祚的《甄异传》、祖台之的《志怪》、东阳无疑的《齐谐记》、吴均的《续齐谐记》、王嘉的《拾遗记》等典籍中，这种影响也屡屡可见。如葛洪的《神仙传》记述了百位神仙的传说故事[9]。他在《神仙传自序》中说：“予著内篇，论神仙之事，凡二十卷。”“然神仙幽隐，与世异流，世之所闻者，犹千不得一者也。”他举数了“宁子入火而陵烟，马皇见迎于护龙，方回变化于云母，赤将茹葩以随风，涓子饵术以著经，啸父别火于无穷，务光游渊以哺薤，仇生却老以食松，邛疏煮石以炼形，琴高乘鲤于碣中，桂父改色以龟脑，女丸七十以增容，陵阳吞五脂以登高，商邱咀菖蒲以无终，雨师炼五色以属天，子先辔两虬于元涂，周晋跨素鹤于缑氏，轩辕控飞龙于鼎湖，葛由策木羊于绥山，陆通匝遐纪于橐卢，萧史乘凤而轻举，东方飘帻于京师，犊子鬻桃以瀹神，主柱飞行以饵砂，阮邱长存于雎岭，英氏乘鱼以登遐，修羊陷石于西岳，马丹回风以上徂，鹿翁陟险而流泉，园客蝉蜕于五华”，他所举的每一句，显然都是一段传说。《述异记》有祖冲之著本和任昉著本[10]，祖冲之本已佚，鲁迅《古小说钩沉》辑录有九十条，今存任昉所著本。有人指出今存本已非原本，如《郡斋读书志》所论：“昉家藏书二万卷，采前世异闻成书。”《四库全书》收入《述异记》时说，其“开卷‘盘古氏’一条，即采徐整《三五历纪》，其余‘精卫’诸条，则采《山海经》，‘园客’诸条，则采《列仙传》，‘龟历’诸条，则采《拾遗记》，‘老桑’诸条，则采《异苑》，以及防风氏、蚩尤、夜郎王之类，皆非辟事”。其实不尽然，《述异记》流传到清代，已是历史上多家编录的典籍，其中所录入的神话传说，应该是既有见诸经典的，又有采自民间的。从《述异记》所保存的具体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内容。如“盘古氏”条，它既录入了徐整在《三五历纪》《五运历年纪》中所述的神话传说，而且讲到“今南海有盘古氏墓，亘三百里。俗云后人追葬盘古之魂也。桂林有盘古祠，今人祝祀。南海有盘古国，今人皆以盘古为姓”等材料。“防风氏”条不用说，是《述异记》较早提出的。“蚩尤”条中，任昉举到“秦汉间说”的例子，又讲“蚩尤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觝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觝。汉造角觝戏，盖其遗制也”。那么，“今冀州有乐”即“蚩尤戏”不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文学的活形态吗？
又如“帝女雀”，在讲述精卫填海时，《述异记》载：
昔炎帝女溺死东海中，化为精卫，其名自呼。每衔西山木石填东海，偶海燕而生子，生雌状如精卫，生雄如海燕。今东海精卫誓水处，曾溺于此川，誓不饮其水，一名鸟誓，一名冤禽，又名志鸟，俗呼帝女雀。
著名的民间传说《牛郎织女》，《述异记》（《琅琊代醉篇》卷一“织女”条所引）载：
天河之东有美丽女人，乃天帝之子，机杼女工，年年劳役，织成云雾绡缣之衣，辛苦无欢悦，容貌不暇整理。天帝怜其独处，嫁与河西牵牛之夫婿。自后竟废织纴之功，贪欢不归。帝怒，责归河东，但使一年一度相会。
在古本《淮南子》中曾有“乌鹊填河成桥渡织女”（《六帖》“鹊”部引）的记载，陆机、曹丕、曹植等人的诗中，也都记述这一传说。但在情节的描述上，无疑《述异记》是最完整的。它标志着“牛郎织女”传说在魏晋南北朝时的流传状态。这是典型的当世传说记载，明显超出了在此之前的相关典籍。祖冲之本《述异记》与任昉所记在内容上相差不是太大，而在叙述上更为详细，如其所记“庐山上有康王谷”中对“钊城”风物传说的记述，其所记“南康雩都县沿江西出，去县三里”的“梦口穴”传说，是一篇记述生动而完整的识宝传说：
南康雩都县沿江西出，去县三里，名梦口，有穴，状如石室，名梦口穴。旧传：尝有神鸡，色如好金，出此穴中。奋翼回翔，长鸣响彻，见之，辄飞入穴中，因号此石为金鸡石。昔有人耕此山侧，望见鸡出游戏，有一长人操弹弹之，鸡遥见便飞入穴。弹丸正著穴上，丸径六尺许，下垂蔽穴，犹有间隙，不复容人。又有人乘船从下流还县，未至此崖数里，有一人通身黄衣，担两笼黄瓜，求寄载，因载之。黄衣人乞食，船主与之盘酒。食讫，船适至崖下，船主乞瓜，此人不与，乃唾盘上，径上崖，直入石中。船主初甚忿之，见其入石，始知神异，取向食器视之，见盘上唾，悉是黄金。
金鸡传说、识宝传说在这里融为一体。这类传说后来还被演绎成盗宝传说，至今在许多地方流传，形成脍炙人口的风物传说。祖冲之《述异记》中还有一些生活故事，如“清河崔基”中的“朱氏女”等，也颇有价值。祖冲之本与任昉本在流传中可能相混合，它们之间的差异应该引起我们的思索。
王嘉的《拾遗记》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部神话传说集成，今存十卷，题晋陇西王嘉撰、梁萧绮录。它从所谓“春皇庖牺”“炎帝神农”开始，叙述三皇、五帝到夏禹、商汤、周公三代的传说，一直到东晋的历史故事。最后一卷记述关于昆仑、蓬莱、方丈、瀛洲、员峤、岱舆、昆吾、洞庭等神山的诸种传说。如果我们在《山海经》中所见到的神话传说还有一些零碎，那么，《拾遗记》则完成了对它的修补。其中的神话传说是生动而完整的，意味着《山海经》时代的原始神话在《拾遗记》中已经转向仙话化的神话传说。《拾遗记》所记述的既有原始神话的成分，又有仙话化的神话传说，而且包含着更多的历史传说和风物传说。如在“昆吾山”部分叙述了黄帝神话传说和越王勾践传说之后，又记述了著名的“干将莫邪”故事，以昆吾山“其山有兽，大如兔，毛色如金，食土下之丹石，深穴地以为窟，亦食铜铁，胆肾皆如铁”为背景，接着叙述吴王知道“一白一黄”双兔食尽吴国武库中的兵器，即召剑工“令铸其胆肾以为剑，一雌一雄，号干将者雄，号镆铘者雌”，“其剑可以切玉断犀”，“及晋之中兴，夜有紫气冲斗牛”，此剑再现，两剑发生另一番传奇故事，有“双龙缠屈于潭下，目光如电，遂不敢前取矣”的记述，改变了其他典籍中所加入的复仇故事。此书收录神话传说类型之全、范围之广、历史时期之长久，是魏晋南北朝同类典籍中所少见的。
《拾遗记》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的神话和传说的记述，贡献相当突出，这是和作者所持的见解密切相关的。如他在卷二《夏禹》篇中提到“鲧之灵化”时说，“其事互说，神变犹一，而色状不同；玄鱼黄熊，四音相乱，传写流文，鲧字或鱼边玄也”。他“群疑众说，并略记焉”[11]，这种胸怀是很宽阔的。所以，萧绮在《拾遗记·序》中说王嘉“搜撰异同，而殊怪必举，纪事存朴，爱广尚奇，宪章稽古之文，绮综编杂之部，《山海经》所不载，夏鼎未之或存，乃集而记矣”，“多涉祯祥之书，博采神仙之事，妙万物而为言，盖绝世而宏博矣”。他说《拾遗记》“详其朽蠹之余，采捃传闻之说”，“详之正典，爰访杂说”[12]，这正是其意义所在。后世许多学者对此或毁或誉，但都承认其“昔太史公尝病百家言黄帝文不雅驯，而嘉乃凿空著书，专说伏羲以来异事”[13]的勇气。《拾遗记》中神话传说记述的完整性，常被后世学者所忽视。若我们走进民间文化，会发现至今还保存在民间口头上的一些神话传说，竟与它完全一致。所不同者，只是王嘉在一些段落中的议论，以及内文中所出现的“真人”等魏晋时的内容。如该书的第一卷记述“轩辕出自有熊之国”，描述其“考定历纪，始造书契，服冕垂衣，故有衮龙之颂。变乘桴以造舟楫，水物为之祥踊，沧海为之恬波。泛河沉璧，有泽马群鸣，山车满野，吹玉律，正璇衡。置四史以主图籍，使九行之士以统万国”。其中的“薰风至，真人集，乃厌世于昆台之上，留其冠剑佩舄焉”，明显是魏晋道教文化的产物。“帝以神金铸器，皆铭题。及升遐后，群臣观其铭，皆上古之字，多磨灭缺落”，以及“帝使风后负书，常伯荷剑，旦游洹流，夕归阴浦，行万里而一息。洹流如沙尘，足践则陷，其深难测。大风吹沙如雾，中多神龙鱼鳖，皆能飞翔。有石蕖青色，坚而甚轻，从风靡靡，覆其波上，一茎百叶，千年一花。其地一名沙澜，言沙涌起而成波澜也。仙人宁封食飞鱼而死，二百年更生”，这些内容至今还有流传，有一些还与地名相联系，形成独具特色的风物传说群。如河南省的西部山区，分布着“风后岭”“铸鼎塬”等，伴随着此类传说的流传。又如颛顼、帝喾和少昊等传说，以往史籍记载较少，这里记述道：
颛顼居位，奇祥众祉，莫不总集；不禀正朔者，越山航海而皆至也。帝乃揖四方之灵，群后执珪以礼，百辟各有班序。受文德者，锡以钟磬；受武德者，锡以干戈。有浮金之钟，沉明之磬，以羽毛拂之，则声振百里。石浮于水上，如萍藻之轻，取以为磬，不加磨琢。及朝万国之时，乃奏《含英》之乐，其音清密，落云间之羽，鲸鲵游涌，海水恬波。
帝喾之妃，邹屠氏之女也……女行不践地，常履风云，游于伊洛。帝乃期焉，纳以为妃。妃常梦吞日，则生一子；凡经八梦，则生八子。世谓为八神，亦谓八翌。翌，明也。亦谓八英，亦谓八力。言其神力英明。翌成万象，亿兆流其神睿焉。有丹丘之国，献玛瑙甕，以盛甘露。帝德所洽，被于殊方，以露充于厨也。
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处璇宫而夜织，或乘桴木而昼游，经历穷桑沧茫之浦。时有神童，容貌绝俗，称为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降乎水际，与皇娥宴戏，奏便娟之乐，游漾忘归。穷桑者，西海之滨，有孤桑之树，直上千寻，叶红椹紫，万岁一实，食之后天而老……帝子与皇娥并坐，抚桐峰梓瑟，皇娥倚瑟而清歌曰：“天清地旷浩茫茫，万象回薄化无方，浛天荡荡望沧沧，乘浮轻漾著日傍，当其何所至穷桑，心知和乐悦未央。”俗谓游乐之处为桑中也。《诗·卫风》云“期我乎桑中”，盖类此也……及皇娥生少昊，号曰穷桑氏，亦曰桑丘氏。至六国时，桑丘子著阴阳书，即其余裔也。
其卷十记昆仑等九仙山，以昆仑山最为壮观：“昆仑山有昆陵之地，其高出日月之上。山有九层，每层相去万里”，“群仙常驾龙乘鹤游戏其间”，“有芝田蕙圃，皆数百顷，群仙种耨焉”，“南有赤陂红波，千劫一竭，千劫水乃更生也”。又如记洞庭山“浮于水上，其下有金堂数百间，玉女居之，四时闻金石丝竹之声，彻于山顶”，“屈原以忠见斥，隐于沅湘，披蓁茹草，混同禽兽，不交世务，采柏实以和桂膏，用养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泠之水，楚人思慕，谓之水仙。其神游于天河，精灵时降湘浦，楚人为之立祠，汉末犹在”。
由此可以看出，《拾遗记》对神话传说的保存，虽受到《山海经》等神话典籍的影响，但它更注重于当世民间传说的录入。《晋书·王嘉传》载：“其所造《牵三歌谶》，事过皆验，累世犹传之。”可见这位“苻坚累征不起”的隐士，“其事多诡怪”，还受到当时神仙思想的影响。这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神话传说得以大量保存与文士们的崇仙态度相联系的一个典型。《齐谐记》《续齐谐记》《志怪》《异苑》等典籍中，都有类似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