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酉阳杂俎》和唐代民间传说故事的保存
唐代民间文学在文献典籍中的保存尤为丰富，特别是敦煌石窟的发现，使我们看到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唐代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的记述，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观。其中给人印象最突出者，当数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它集中体现了唐代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的记述手段与文化风格。在同时代的众多典籍中，《酉阳杂俎》记述范围的广阔、记述的可靠性与准确性之高，是同时代许多人所不能比的。也就是说，《酉阳杂俎》的记述效果，标志着唐代民间文学记录技术的最高成就；其所记讲述背景和异文，对于我们研究唐代民间文学嬗变形态的历史表现，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酉阳杂俎》得名于“梁湘东王”的“赋”中所述“访酉阳之逸典”[8]。段成式是唐朝宰相段文昌之子，幼年曾在四川生活，后来又至长安、成都、荆州、扬州等地生活，并在吉州、江州、处州等地任地方官吏。他小时受过良好的古典文化教育，博览群书，颇有政绩，终为太常卿，所以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说《酉阳杂俎》为“唐太常少卿临淄段成式撰”（其传附列于《旧唐书·段文昌传》）。《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载《酉阳杂俎》“三十卷”，《宋史·艺文志》作“二十卷”（又有《续酉阳杂俎》十卷）。段成式在《酉阳杂俎自序》[9]中讲到自己撰写这部书的感受时道：
夫《易》象一车之言，近于怪也；诗人南箕之奥，近乎戏也。固服缝掖者，肆笔之余，及怪及戏，无侵于儒。无若诗书之味大羹，史为折俎，子为醯醢也，炙鸮羞鳖，岂容下箸乎！固役而不耻者，抑志怪小说之书也。成式学落词曼，未尝覃思，无崔骃真龙之叹，有孔璋画虎之讥。饱食之暇，偶录记忆，号《酉阳杂俎》，凡三十篇，为二十卷，不以此间录味也。
《酉阳杂俎》中，志怪、传奇、杂录、琐闻、考证等融会一体，所记述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多见于前集卷十四、十五的《诺皋记》，续集卷一、二、三中的《支诺皋》等处。其所记述故事多采自“传说”，既有酉阳地方传说，又有其他地方流传的故事，还有海外诸如古龟兹国和印度等“异域”故事。它记述了多种国际上最早的民间故事类型，如《旁迤》是最早的狗耕田型故事，《叶限》是最早的灰姑娘型故事。“灰姑娘”在国外的记述者是法国作家沙·佩罗，他在1697 年写的《鹅妈妈的故事或寓有道德教训的往日的故事》中，记述了此类主题的内容，而《酉阳杂俎》成书于9 世纪，比它至少早了800 年。19 世纪初德国出版了《格林童话》，其中也有《灰姑娘》，这比《酉阳杂俎》更晚。
《叶限》存于《酉阳杂俎》“续集”卷一《支诺皋》的“上篇”。它不但记述了故事全文，而且记述了故事讲述者的情况：
南人相传，秦汉前有洞主吴氏，土人呼为吴洞。娶两妻，一妻卒，有女名叶限。少慧，善淘金，父爱之。末岁父卒，为后母所苦，常令樵险汲深。
时尝得一鳞，二寸余，赪鬐金目，遂潜养于盆水。日日长，易数器，大不能受，乃投于后池中。女所得余食，辄沉以食之。女至池，鱼必露首枕岸。他人至，不复出。
其母知之，每伺之，鱼未尝见也。因诈女曰：“尔无劳乎？吾为尔新其襦。”乃易其弊衣。后令汲于他泉，计里数里也。
母徐衣其女衣，袖利刃，行向池呼鱼，鱼即出首，因斫杀之。鱼已长丈余，膳其肉，味倍常鱼，藏其骨于郁栖之下。
逾日，女至向池，不复见鱼矣，乃哭于野。忽有人被发粗衣，自天而降，慰女曰：“尔无哭，尔母杀尔鱼矣！骨在粪下。尔归，可取鱼骨藏于室，所须，第祈之，当随尔也。”
女用其言，金玑衣食，随欲而具。
及洞节，母往，令女守庭果。
女伺母行远，亦往，衣翠纺上衣，蹑金履。
母所生女认之，谓母曰：“此甚似姊也。”
母亦疑之。
女觉，遽反，遂遗一只履，为洞人所得。
母归，但见女抱庭树眠，亦不之虑。
其洞邻海岛，岛中有国名陀汗，兵强，王数十岛，水界数千里。洞人遂货其履于陀汗国，国主得之，命其左右履之，足小者履减一寸。乃令一国妇人履之，竟无一称者。其轻如毛，履石无声。陀汗王意其洞人以非道得之，遂禁锢而拷掠之，竟不知所从来。乃以是履弃之于道旁，即遍历人家捕之，若有女履者，捕之以告。
陀汗王怪之，乃搜其室，得叶限，令履之而信。
叶限因衣翠纺衣，蹑履而进，色若天人也。始具事于王，载鱼骨与叶限俱还国。
其母及女即为飞石击死。洞人哀之，埋于石坑，命曰懊女冢。
洞人以为媒祀，求女必应。
陀汗王至国，以叶限为上妇。一年，王贪求，祈于鱼骨，宝玉无限，逾年不复应。王乃葬鱼骨于海岸，用珠百斛藏之，以金为际。至征卒叛时，将发以赡军。一夕，为海潮所沦。
成式旧家人李士元所说。
士元本邕州洞中人，多记得南中怪事。
考“陀汗”，《旧唐书》等史籍载，确有其国，贞观年间，曾向唐朝贡。“邕州”吴洞，为今广西扶绥。“陀汗”位于“吴洞”之“邻海岛”之中，我以为应为今北部湾北海市涠洲岛，或其他相邻岛屿。那么，这则故事应流传于唐代的广西。有学者以为是唐代流行的壮族民间故事[10]，也有道理。不论此故事是否就发生于广西一带，由此向中原一带流传，或者由中原向广西流传，它所保留的故事文本都具有非凡的意义，已引起国内外民间文学研究者的广泛注意[11]。这是段成式对世界民间文学史的贡献。
《旁迤》也见于续集《支诺皋》。这是一则“新罗国”故事，“新罗”即今朝鲜，表明它是朝鲜族民间流传的兄弟分家型故事：
新罗国有第一贵族金哥，其远祖名旁迤。有弟一人，甚有家财。其兄旁迤因分居，乞衣食。国人有与其隙地一亩，乃求蚕谷种于弟。弟蒸而与之，迤不知也。
至蚕时，有一蚕生焉。日长寸余，居旬大如牛，食数树叶不足。其弟知之，伺间杀其蚕。
经日，四方百里内蚕飞集其家，国人谓之巨蚕，意其蚕之王也。
四邻共缫之，不供。
谷惟一茎植焉，其穗长尺余，旁迤常守之。忽为鸟所折，衔去，旁迤逐之。
上山五六里，鸟入一石罅。日没径黑，旁迤因止石侧。至夜半月明，见群小儿赤衣共戏。
一小儿云：“尔要何物？”
一曰：“要酒。”
小儿露一金锥子，击石，酒及樽悉具。
一曰：“要食。”
又击之，饼饵羹炙罗于石上。良久，饮食而散，以金锥插于石罅。
旁迤大喜，取其锥而还，所欲随击而办，因是富侔国力，常以珠玑赡其弟。
弟方始悔其前所欺蚕谷事，乃谓旁迤：“试以蚕谷欺我，我或如兄得金锥也。”
旁迤知其愚，谕之不及，乃如其言。弟蚕之，止得一蚕如常蚕；谷种之，复一茎植焉。将熟，亦为鸟所衔。
其弟大悦，随之入山。至鸟入处，遇群鬼怒曰：“是窃余金锥者！”
乃执之，谓曰：“尔欲为我筑塘三版乎？欲尔鼻长一丈乎？”
其弟请筑塘三版。三日，饥困，不成，求哀于鬼，乃拔其鼻，鼻如象而归。国人怪而聚观之，惭恚而卒。
其后，子孙戏击锥求狼粪，因雷震，锥失所在。
类似情节在后世民间故事中不断出现，成为兄弟分家型故事的主要内容，还被融入舜传说故事中，即令舜用炒过的麻籽种地，舜反而得到宝物，或得到神仙帮助。在我国11 世纪开始流传的《尸语故事》[12]中也收入这篇故事，并以“长鼻子哥哥”为名，在藏族和蒙古族地区流传。这里面所包含的文化成分相当复杂，既有兄弟分家型故事情节，又有报应故事情节，同时还有域外内容及精怪内容。《酉阳杂俎》中此类故事颇多，如“屏妇踏歌”“头陀与道士”“石枕”“长须国”“登娘”“野叉妻”“巨木白耳”“真官”“村正射怪”“乌郎与黄郎”等，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这些内容。可以说，《酉阳杂俎》是我国唐代一部颇为难得的民间故事集。
《酉阳杂俎》记述了许多精怪故事，有一些精怪故事成为道教或佛教传说的内容。如关于许真君的传说记述东晋道士许逊受人尊敬，因他在四川旌阳任县令时政绩颇佳，人称他“许旌阳”。在我国南方四川一带，流传着他斩蛟除水患的故事，《酉阳杂俎》前集卷二中记述道：
晋许旌阳，吴猛弟子也。当时江东多蛇祸，猛将除之，选徒百余人。至高安，令具炭百斤，乃度尺而断之，置诸坛上。一夕，悉化为玉女，惑其徒。至晓，吴猛悉命弟子，无不涅（湿）其衣者，唯许君独无，乃与许至辽江。及遇巨蛇，吴年衰，力不能制，许遂禹步敕剑登其首斩之。
这种传说在《朝野佥载》中也曾记述，后人因此题材创作通俗小说《晋代许旌阳得道擒蛟铁树记》、杂剧《许真人拔宅飞升》等，流传甚广。同时，我们从李公佐《古岳渎经》所记大禹治水传说中也可以看到类似情节。近人黄芝岗在《中国的水神》[13]中对这类传说进行认真考察，发现许真人与李冰、二郎神、杨泗将军等传说人物有许多相似处，可见《酉阳杂俎》在后世民间文学中的深远影响。此类传说载于《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四《诺皋记》上篇。在张天翁传说中也有记述，是玉皇故事的原型：
天翁姓张名坚，字刺渴，渔阳人。少不羁，无所拘忌。尝张罗，得一白雀，爱而养之。梦天刘翁责怒，每欲杀之，白雀辄以报坚，坚设诸方待之，终莫能害。天翁遂下观之，坚盛设宾主，乃窃骑天翁车，乘白龙，振策登天。天翁乘余龙追之，不及。坚既到玄宫，易百官，杜塞北门，封白雀为上卿侯，改白雀之胤不产于下土。刘翁失治，徘徊五岳作灾。坚患之，以刘翁为泰山太守，主生死之籍。
《酉阳杂俎》中，“天翁”和“天师”都是以法术制胜，而这种法术并不仅仅是一种技能，更多的是智慧和勇气。在前集《怪术》篇《翟天师召龙》中，“峡中人”以法术召龙治峡滩，其内容与此相同，显现出唐代民间文学的文化特征：
云安井自大江溯别派，凡三十里。近井十五里，澄清如镜，舟楫无虞。
近江十五里，皆滩石险恶，难于沿溯。乾祐念商旅之劳，于汉城山上结坛考召，追命群龙。凡一十四处，皆化为老人，应召而至。乾祐谕以滩波之险，害物劳人，使皆平之。一夕之间，风雷震击，一十四里尽为平潭矣。惟一滩仍旧，龙亦不至。乾祐复严敕神吏追之。
又三日，有一女子至焉，因责其不伏应召之意。女子曰：“某所以不来者，欲助天师广济物之功耳。且富商大贾，力皆有余；而佣力负运者，力皆不足。云安之贫民，自江口负财货至近井潭，以给衣食者众矣。今若轻舟利涉，平江无虞，即邑之贫民无佣负之所，绝衣食之路，所困者多矣。余宁险滩波以赡佣负，不可利舟楫以安富商。所以不至者，理在此也。”
乾祐善其言，因使诸龙各复其故；风雷顷刻，而长滩如旧。
段成式还在《酉阳杂俎》中记述了一些佛教故事。如其“续集”卷四《贬误》中对吴均《续齐谐记》中的鹅笼书生故事进行了较早的民间故事比较研究。他说：“释氏《譬喻经》云：昔梵志作术，吐出一壶，中有女与屏处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复作术，吐出一壶，中有男子，复与共卧。梵志觉，次第互吞之，柱杖而去。余以吴均尝览此事，讶其说，以为至怪也。”他还在这里对中岳道士顾玄绩的传说故事与《大唐西域记》卷七中的《婆罗痆斯国》所记“烈士池”进行比较，指出“盖传此之误，遂为中岳道士”的嬗变形态。在前集卷十《物异》中，他记述了“衡阳湘乡县有石鱼山”的传说，能“照人五脏”的“秦镜”的传说，“食一枚，心中一孔明；食至七，心七窍洞彻，可以夜书”的萤火神芝的传说等。同时，他还记述了一些故事的异文，如《物异》中所记：“井鱼脑有穴，每翕水，辄于脑穴蹙出，如飞泉散落海中，舟人竞以空器贮之。海水咸苦，经鱼脑穴出，反淡如泉水焉。成式见梵僧普提胜说。”其解释道：“奔一名瀱，非鱼非蛟，大如船，长二三丈，色如鲇，有两乳在腹下，雄雌阴阳类人，取其子著岸上，声如婴儿啼。顶上有孔通头，气出吓吓作声，必大风，行者以为候。相传懒妇所化。杀一头得膏三四斛，取之烧灯，照读书纺绩辄暗，照欢乐之处则明。”这两种鱼都是“脑有穴”类，其传说相异，段成式特意注明，可见其忠实记录的原则体现[14]，这是我们所应发扬的文化风范。
《酉阳杂俎》中还记述了一些少数民族的民间传说，如其前集卷四《境异》所记古突厥人“以人祭纛”仪式的起源故事：
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神。神在阿史德窟西。射摩有神异，又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迎射摩入海，至明送出。
经数十年后，部落将大猎。至夜中，海神谓射摩曰：“明日猎时，尔上代所生之窟，当有金角白鹿出。尔若射中此鹿，毕形，与吾来往；或射不中，即缘绝矣。”
至明入围，果所生窟中有金角白鹿起。
射摩遣其左右固其围。将跳出围，遂杀之。
射摩怒，遂手斩呵
首领，仍誓之曰：“自杀此之后，须人祭天。”即取呵
部落子孙斩之以祭也。
至今，突厥以人祭纛，常取呵
部落用之。
射摩既斩呵
，至暮还。
海神女报射摩曰：“尔手斩人，血气腥秽，因缘绝矣。”
突厥族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历经艰辛而不屈不挠的民族，《周书·突厥传》中曾记载这个民族乃“狼所生”的历史传说。有学者从民间文学发展中，考辨出维吾尔族与哈萨克族都是突厥民族后裔[15]。至11 世纪，出现了著名的《突厥语大辞典》，其中保存不少民间传说。在《酉阳杂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突厥族历史传说间的复杂联系。
《酉阳杂俎》中的“鲁般传说”也颇有意义，其“续集”卷四《贬误》中载：
今人每睹栋宇巧丽，必强谓鲁般奇工也。至两都寺中，亦往往托为鲁般所造，其不稽古如此。据《朝野佥载》云，鲁般者，肃州敦煌人，莫详年代，巧侔造化。于凉州造浮图，作木鸢，每击楔三下，乘之以归。无何，其妻有妊，父母诘之，妻具说其故。父后伺得鸢，击楔十余下，乘之，遂至吴会。吴人以为妖，遂杀之。般又为木鸢乘之，遂获父尸。怨吴人杀其父，于肃州城南作一木仙人，举手指东南，吴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为也。赍物具千数谢之，般为断一手，其日吴中大雨。国初，土人尚祈祷其木仙。六国时，公输般亦为木鸢以窥宋城。
鲁般即鲁班，又称公输般，是我国民间传说中能工巧匠的典型。其造木鸢的传说，《墨子·鲁问》中曾记述为“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任昉《述异记》中则记述为“刻木为鹤”：“天姥山南峰，昔鲁班刻木为鹤，一飞七百里，后放于北山西峰上。汉武帝使人往取之，遂飞上南峰。往往天将雨，则翼翅摇动，若将奋飞。”在段成式笔下，鲁班传说的情节与肃州敦煌的民俗生活联系起来，增加了仇视东南的内容。今传《朝野佥载》无此传说，也可能散佚了。但这则传说的转述，确实具有唐代西北地区历史文化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
《酉阳杂俎》不仅记述了各种类型的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而且记述了许多生动的歌谣和谚语。在其前集中，卷十《物异》记有与“异”相关的谚语；卷十六至卷二十总题为“广动植”，分述“羽”“毛”“鳞介”“虫”“木”“草”等篇，保存的谚语即为对自然界各种奇异现象的总结。如卷十六中的“小麦忌戌，大麦忌子”，我们在《四民月令》中就已见到；“木再花，夏有雹；李再花，秋大霜”的记述，源于对物候的总结；“买鱼得
，不如食茹。宁去累世宅，不去制鱼额。洛鲤伊鲂，贵于牛羊”，则是对社会生活经验的总结，既可看作歌谣，又可看作谚语。其他如卷十七中对“蜘蛛”观察时，引“颠当颠当牢守门，蠮螉寇汝无处奔”，也属此类。《酉阳杂俎》还记述了一些历史上的歌谚和谚语，如卷十四所记“欲求好妇，立在津口。妇立水旁，好丑自彰”，卷十六所记“不服辟寒金，那得君王心。不服辟寒钿，那得君王怜”，“续集”卷四所记“朝亦饮酒醉，暮亦饮酒醉。日日饮酒醉，国计无取次”，“续集”卷八所记“金驴一鸣，天下太平”，以及“续集”卷十所记“王母甘桃，食之解劳”等。这些歌谣并不是单独地记述，而有着一定的历史背景，如“续集”卷四中所记的歌谣，是以“北齐高祖常宴群臣，酒酣，各令歌”为其背景的；武卫斛律丰乐所歌“饮酒醉”，其意集中在“日日饮酒醉，国计无取次”上。这是对当时社会腐败的大胆批判，这则传说也显示出作者为人的正直。
《酉阳杂俎》对唐代民间文学的保存，在类型上颇有典型性，既有古代的，又有当代的；既有中原的，又有边疆的，还有国外的；既有汉族的，又有少数民族的。同时，它还保存了一些重要的异文，为我们研究唐代民间文学提供了珍贵材料。尤其是其卷十四在人梦境中描述到唐代“踏歌”，这种民俗生活所表现的氛围，令我们沉醉。在我们的耳边，仿佛正回响着这千年前发自段成式笔端的“春阳”声声：
长安女儿踏春阳，
无处春阳不断肠。
舞袖弓腰浑忘却，
蛾眉空带九秋霜。
这歌声把我们带到大唐帝国的长安街头，带到胜日寻芳的水滨，带到风云翻卷的山间，让我们去忘情地抚摸着那彩霞般绚丽的民间文学，任我们的心潮汹涌着、澎湃着。
戴孚的《广异记》洋洋二十卷，十余万字。这应当是唐代规模更大的一部文献，但唐宋以来的史志都没有录入它。在《文苑英华》卷七三七中载有顾况的《戴氏广异记序》，才略述戴氏生平。从中我们可以知晓，戴孚是至德二年进士，与顾况同年登科，这本书曾有抄本六卷，后主要以条文形式存于《太平广记》。其所述传说，多为唐玄宗执政期间，江浙等东南一带的故事。顾况在“序”中对此书评介说：
大钧播气，不滞一方。梼杌为黄熊，彭生为大豕；苌弘为碧，舒女为泉；牛哀为虎，黄母为鼋；君子为猿鹄，小人为虫沙。武都妇人化为男，成都男子化为女。周娥殉墓，十载却活；嬴姬暴市，六日而苏；蜀帝之魂曰杜鹃，炎帝之女曰精卫。洪荒窈窕，莫可纪极。古者青鸟之相冢墓，白泽之穷神奸；舜之命夔以和神，汤之问革以语怪。音闻鲁壁，形镂夏鼎，玉牒石记，五图九籥，说者纷然。故汉文帝召贾谊问鬼神之事，夜半前席。志怪之士刘子政之《列仙》，葛稚川之《神仙》，王子年之《拾遗》，东方朔之《神异》，张茂先之《博物》，郭子潢之《洞冥》，颜黄门之《稽圣》，侯君素之《精异》，其中神奥，顾君《真诰》，周氏之《冥通》；而《异苑》《搜神》《山海》之经，《幽冥》之录，襄阳之《耆旧》，楚国之《先贤》，《风俗》所通，《岁时》所记，吴兴《阳羡》，南越《西京》，注引古今，辞标淮海。裴松之、盛弘之、陆道瞻等诸家之说，蔓延无穷。国朝《燕梁四公传》，唐临《冥报记》，王度《古镜记》，孔慎言《神怪志》，赵自勤《定命录》，至如李庾成、张孝举之徒，互相传说。谯郡戴君孚，幽赜最深，安道之胤，若思之后，邈为晋仆射，逵为吴隐士，世济文雅，不陨其名。
《广异记》所存民间传说，最具特色者，首先是几则胡人识宝传说，如其中《破山剑》《成弼》《清泥珠》《宝珠》等篇。程蔷等在《唐帝国的精神文明》中，对“胡人识宝传说”论述道：“识宝传说在中国古已有之，唐代则由于中西交通发达、中外贸易频繁、西域僧商来华人数众多，此类传说遂获得与胡人相结合的时代色彩。”如《破山剑》所记：
近世有士人耕地得剑，磨洗诣市。有胡人求买，初还一千，累上至百贯，士人不可。胡随至其家，爱玩不舍，遂至百万，已克明日持直取剑。会夜佳月，士人与其妻持剑共视，笑云：“此亦何堪，至是贵价！”庭中有捣帛石，以剑指之，石即中断。及明，胡载钱至，取剑视之，叹曰：“剑光已尽，何得如此？”不复买。士人诘之。胡曰：“此是破山剑，唯可一用。吾欲持之，以破宝山，今光芒顿尽，疑有所触。”士人夫妻悔恨，向胡说其事。胡以十千买之而去。
这是识宝传说中“悔恨”型故事，即以寻宝失败而结局。在《宝珠》中，这种结局得到了改变。故事先述说“咸阳岳寺后，有周武帝冠，其上缀冠珠，大如瑞梅，历代不以为宝”，有人无意间把这颗“冠珠”拿到，却又忘在寺中；当他听人讲到此类宝珠时，才知道此宝珠的非凡。他找回宝珠，交给了胡人，胡人给了他很多钱财。他又与胡人一起到海上，亲眼看到胡人“以银铛煎醍醐”，“以金瓶盛珠”并“于醍醐中重煎”，后制成神奇的药膏。胡人将这种药膏涂在脚上，就能在水上行走如飞，来往非常自由。在《青泥珠》中，胡人寻到曾经流入中华的西国之宝，“胡得珠，纳腿肉中，还西国”。此事甚至惊动武则天，她召胡人问“贵价市此，焉所用之”，才知道“西国有青泥泊，多珠珍宝，但苦泥深不可得。若以此珠投泊中，泥悉成水，其宝可得”，“则天因宝持之，至玄宗时犹在”。这是追回宝珠的传说类型。在这些识宝传说中，“胡人”形象并无奸诈或猥琐之举，如一位学者所说，这些交易都是在“平等和谐”的情况下进行的，胡商“诚实而守信用”，珍视宝物，又“坦诚相告”，“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出唐代民族自尊心的强旺和社会风气的淳朴”[16]。程蔷说，“综观唐代众多的胡人识宝传说，是颇能感受到渗透于其中的盛唐气象的”[17]。识宝传说流传至今不绝，在每一个时代，其流传的意义又明显不同。在近代列强侵入中国时，产生了洋人盗宝的传说；而在新中国建立后，识宝传说又明显具有人民翻身做主的新气象。在民间流传的“九龙杯”[18]，就是这种新气象的表现，同时也存在着“胡人识宝”与“洋人盗宝”两类传说的复杂主题。
在《阆州莫徭》中，戴孚记述了与胡人识宝传说相关的另一类故事，并加入了报恩故事的内容：
阆州莫徭以樵采为业，常于江边刈芦，有大象奄至，卷之上背。行百余里，深入泽中，泽中有老象，卧而喘息，痛声甚苦。至其所，下于地，老象举足，足中有竹丁。莫徭晓其意，以腰绳系竹丁，为拔出，脓血五六升许。小象复鼻卷青艾，欲令塞疮。莫徭摘艾熟挼，以次塞之，尽艾方满。久之，病象能起，东西行立。已而复卧，回顾小象，以鼻指山，呦呦有声，小象乃去。须臾，得一牙至，病象见牙大吼，意若嫌之，小象持牙去。顷之，又将大牙。莫徭呼象为将军，言未食，患饥，象往，折山栗数枝食之，乃饱。然后，送人及牙还。行五十里，忽而却转，人初不了其意，乃还取其遗刀。人得刀毕，送至本处，以头抵人，左右摇耳，久之乃去。其牙酷大，载至洪州，有商胡求买，累自加直，至四十万。寻至他人肆，胡遽以苇席覆牙。他胡问：“是何宝而辄见避？”主人除席，云：“止一大牙耳。”他胡见牙，色动，私白主人，许酬百万，又以一万为主人绍介，佯各罢去。顷间，荷钱而至，本胡复争之，云：“本买牙者，我也。长者参市，违公法。主人若求千百之贯，我岂无耶！”往复交争，遂相殴击。所由白县，县以白府。府诘其由，胡初不肯以牙为宝。府君曰：“此牙会献天子，汝辈不言，亦终无益。”固靳，胡方白云：“牙中有二龙，相躩而立，可绝为简。本国重此者，以为货，当直数十万万，得之为大商贾矣！”洪州乃以牙及牙主、二胡并进之。天后命剖牙，果得龙简，谓牙主曰：“汝貌贫贱，不可多受钱物。”赐敕阆州每年给五十千，尽而复取，以终其身。
这则传说中的大象报恩，在《大唐西域记》卷三《迦湿弥罗国》中也有记述，所增加的是胡商相争，具有报恩故事和识宝传说的双重意义。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大象报恩，其中也具有精怪传说的意义。在《广异记》中，人与自然（包括以精怪为外表的动物和植物）的关系及对它的解说、阐释，成为民间传说故事的一个重要主题，这也是其书名所以标“异”的基本原因。在这些被称为“异”的传说中，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更多的是狐精故事和虎精故事，其中有“千年之狐，姓赵姓张”之类的民间谚语和民间信仰，以及老僧指点人得到“狐口中媚珠”等内容。这里的狐精和虎精同样具有类似于人的情感，表现出狐精对人间情爱的向往和虎精“涕泣辞母”的人性未泯。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些精怪传说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精怪（神怪）故事的总结和整理，又是对后世神怪传奇文学的启发。在《聊斋志异》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精怪故事的回响。
唐代民间文学中的精怪主题，在薛用弱的《集异记》和谷神子的《博异志》等著述中也有不少表现。如《集异记》中《崔韬》所述蒲州崔韬夜宿滁州“取虎为妻”并与虎生子的故事，最后虎妻得虎皮“乃化为虎”，“食子及韬而去”。《集异记》中的“陈蔡游侠之士”朱觐在“汝南”斩蛇，是一则颇为特殊的精怪传说故事：
朱觐者，陈蔡游侠之士也。旅游于汝南，栖逆旅。时主人邓全宾家有女，姿容端丽，常为鬼魅之幻惑，凡所医疗，莫能愈之。觐时过友人饮，夜艾方归，乃憩歇于庭。至二更，见一人着白衣，衣甚鲜洁，而入全宾女房中。逡巡，闻房内语笑甚欢，不成寝，执弓矢于黑处，以伺其出。候至鸡鸣。见女送一少年而出，觐射之，既中而走；觐复射之，而失其迹。晓乃闻之全宾，遂与觐寻血迹，出宅可五里已来，其迹入一大枯树孔中。令人伐之，果见一蛇，雪色，长丈余，身带二箭而死。女子自此如故，全宾遂以女妻觐。
在《博异志》中，“富家子李黄”故事也属于此类传说，所不同者是李黄贪色，与“白衣女”极尽欢爱，身化为水，惟有头存。同篇故事还附有“李琯”，述说某公子与白蛇所化少女相触，“脑裂而卒”。这里的蛇与狐、虎一样，都成为“恶”的化身，体现出与动物崇拜相联系的民间信仰。究其形成原因，如张
在《朝野佥载》中所述：“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可见这种民间信仰存在的广泛性，它必然影响到唐代民间文学的主题生成及其表现。唐五代时蜀中道士杜光庭曾撰《录异说》和《神仙感遇传》等著述，也记述了一些神怪故事，如《神仙感遇传》中的信州人叶迁韶救雷神，得雷神相送神符而获神奇的法术，“行符致雨，咸有殊效”，他“多在江浙间周游，好啖荤腥，不修道行，后不知所之”。李隐曾撰《大唐奇事》，原书已佚，散见于《太平广记》，其中有鲁人“廉广”采药泰山，雨中于树下遇隐士赠五彩神笔的故事，因所画能通神灵，遭到县令迫害，后用神笔画鸟而逃，将神笔奉还。这当是后世流传甚广的《神笔马良》传说的原型。在唐末《潇湘记》（《太平广记》卷二八七引）中，有襄阳“鼓刀之徒”并华，游春时“醉卧汉水滨”，遇老叟赠神斧，“造飞物即飞，造行物即行”，造木鹤与他相爱的人飞返安陆与襄阳之间，却被富人告发，惹来杀身之祸，“所乘鹤亦不能飞”。神笔与神斧故事已经明显超出了精怪、神怪故事的范围，它从另一个方面表现出唐人济世无门的无奈情怀。
还应提到的是托名隋代侯白的《启颜录》，这是继《笑林》之后我国又一部民间笑话故事集。原书已散佚，后人从《太平广记》和《类说》及敦煌残卷中，辑录成新本《启颜录》[19]。隋代确有侯白其人，但早卒，唐初之前即已病故，《启颜录》保存了许多唐代民间故事，显然有唐人所记述或唐人整理加入的故事内容。今辑注本《启颜录》保存了许多生动的民间笑话，从故事类型上可分为“机智人物故事”“呆女婿故事”或“呆子故事”。其中有许多作品，今天还仍然流传着。它启发了民间曲艺诸如相声艺术的发展。如《多忘》记述
县人多忘，丢斧又见斧，“踏着大便处”，便说“只应是有人因大便遗却此斧”，其妻揭开谜底时，他又说“娘子何姓？不知何处记识此娘子”。《倾麦饭》中，有人在冰窟中“倾饭于孔中”，“倾之总尽，随倾即散”，“不知所以”，待“水清，照见其影”，这人就把水中自己的影子当作贼。另如《瓮帽》《买帽》《书生卖羊》《驴鞍桥》《食石榴》《犯人出走》等，都以笑形成特殊的审美效果，有一些还可看作民间寓言故事。类似于此笑话故事者，唐代还有朱揆《谐噱录》、无名氏《笑言》、赵璘《因话录》，以及张
《朝野佥载》中的部分篇章。《酉阳杂俎》中也有一些类似笑话。唐代笑话故事以《启颜录》为代表，表现出唐代社会独特的幽默观。
唐代民间传说中，风物传说相当丰富。在一定程度上讲，《酉阳杂俎》也可看作一部关于酉阳一带的风物传说故事集。“杂俎”这种形式，影响着岁时风俗及风物传说典籍的发展，诸如韩鄂的《岁华纪丽》《四时纂要》，无名氏的《辇下岁时记》、李淖的《秦中岁时记》和孙思邈的《千金月令》等。它们和《酉阳杂俎》一样，深受唐之前《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和《四民月令》等典籍的影响，而在对“岁时”的记述上，都体现出“杂俎”的意义，即包罗万象。每一个节日、每一种民俗生活事项，其实都意味着一则传说。因为作为民俗生活，其传承意义决定了它具有传说作为存在背景，并具有对其存在功能进行阐释的内容，只是记述时或详或略而已。
被保存在《敦煌变文集》卷八中的句道兴本《搜神记》一卷以“伯2621”为原卷整理的《孝子传》，既可看作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的保存文献，又可看作民间讲唱的底本[20]。尤其是《孝子传》的讲唱句式最为明显。其中一段故事讲述完之后，常有“诗曰”“又诗云”等内容，当是唱词。在《孝子传》中的孝子传说，总计有舜子、姜涛、蔡顺、老莱子、王循、吴猛、孟宗、丘吴子、曾参、子路、闵子骞、董永、董孝理、萨包、郭巨、江革、鲍出、鲍永、王祥、王元伟、王褒、赵孝、季扎、盂轲、伯夷、叔齐，卖孩与王将军者、文让、向生、王武子、丁兰、闪子等三十二人的故事，虽然其结尾处有“出《史记》”“出《孝子传》”等引诸典籍字样，但其中的传说故事与原著差别甚明显，可知其采自民间。《搜神记》一卷，其中前题为“行孝第一”，或者是出于对“孝”的推崇，或者还有其他内容未被保存下来。此本《搜神记》中句式颇为特别，一般在开题处冠以“昔有××”字样，然后再述说具体的传说故事，结尾处一般也标明“事出××（文献典籍）”，作为传说故事的来源。其所记传说故事也是以人物为主，总计有樊寮、张嵩、焦华、榆附、扁鹊、管辂、秦瑗、刘安、辛道度、侯霍、侯光侯周兄弟、王景伯、赵子元、梁元皓与段子京、段孝真、王道凭、刘寄、杜伯、刘义狄、李纯、李信、王子珍、田昆仑、孙元觉、郭巨、丁兰、董永、郑袖、孔嵩、断缨之人、孔子、齐人与鲁人、惠王、隋侯、羊角裒等三十五则，其中郭巨、丁兰、董永故事与《孝子传》相重复。这些传说故事有特色者，当数“昔有田昆仑者”条。
句道兴将自己的著述亦取名《搜神记》，有比之于干宝《搜神记》的成分。在干宝《搜神记》卷十四中载有《毛衣女传说》：“豫章新喻县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鸟。匍匐往，得其一女所解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诸鸟。诸鸟各飞去，一鸟独不得去，男子取以为妇，生三女。其母后使女问父，知衣在积稻下，得之衣而飞去。后复以迎三女，女亦得飞去。”这是一篇著名的天鹅处女型故事。到了唐代，此故事发生重要变化，从故事主题到讲述方式都明显不同于干宝《搜神记》。特别是句道兴的记述语言是有内在韵致的民间话语形式，描述非常生动、细致。也可能是因为这种缘故，才有学者将它归之于“变文”吧：
昔有田昆仑者，其家甚贫，未娶妻室。当家地内，有一水池，极深清妙。至禾熟之时，昆仑向田行，乃见有三个美女洗浴。其昆仑欲就看之，遥见去百步，即变为三个白鹤，两个飞向池边树头而坐，一个在池洗垢中间。遂入谷茇底，匍匐而前，往来看之。其美女者乃是天女，其两个大者抱得天衣乘空而去。小女遂于池内不敢出池。其天女遂吐实情，向昆仑道：“天女当共三个姊妹，出来暂于池中游戏，被池主见之。两个阿姊当时收得天衣而去；小女一身邂逅中间，天衣乃被池主收将，不得露形出池。幸愿池主宽恩，还其天衣，用盖形体出池，共池主为夫妻。”
昆仑进退思量，若与此天衣，恐即飞去。昆仑报天女曰：“娘子若索天衣者，终不可得矣。若非吾脱衫，与且盖形，得不？”其天女初时不肯出池，口称至暗而去。其女延引，索天衣不得，形势不似，始语昆仑：“亦听君脱衫，将来盖我着出池，共君为夫妻。”其昆仑心中喜悦，急卷天衣，即深藏之。遂脱衫与天女，被之出池。语昆仑曰：“君畏去时，你急捉我着。还我天衣，共君相随。”昆仑生死不肯与天衣，即共天女相将，归家见母。
母实喜欢，即造设席，聚诸亲情眷属之言，曰呼新妇。虽则是天女，在于世情，色欲交合，一种同居。日往月来，遂产一子，形容端正，名曰田章。
其昆仑点着西行，一去不还。其天女自夫之去后，养子三岁，遂启阿婆曰：“新妇身是天女，当来之时，身缘幼小，阿耶与女造天衣，乘空而来。今见天衣不知大小，暂借看之，死将甘美。”其昆仑当行去之日，殷勤属告母言：“此是天女之衣，为深举（弆），勿令新妇见之，必是乘空而去，不可更见。”其母告昆仑曰：“天衣向何处藏之，时得安稳？”昆仑共母作计，其房自外，更无牢处。惟只阿娘床脚下作孔，盛着中央，恒在头上卧之，岂更取得。遂藏弆讫，昆仑遂即西行。去后天女忆念天衣，肝肠寸断，胡至竟日无欢喜，语阿婆曰：“暂借天衣着看。”频被新妇咬啮，不违其意，即遣新妇且出门外少时，安庠入来。新妇应声即出。其阿婆乃于床脚下取天衣，遂乃视之。其新妇见此天衣，心怀怆切，泪落如雨，拂摸形容，即欲乘空而去。为未得方便，却还分付与阿婆藏着。
于后不经旬日，复语阿婆曰：“更借天衣暂看。”阿婆语新妇曰：“你若着天衣弃我飞去？”新妇曰：“先是天女，今与阿婆儿为夫妻，又产一子，岂容离背而去，必无此事。”阿婆恐畏新妇飞去，但令牢守堂门。其天女着衣讫，即腾空从屋窗而出。其老母捶胸懊恼，急走出门看之，乃见腾空而去。姑忆念新妇，声彻黄天，泪下如雨，不自舍死，痛切心肠，终朝不食。
其天女在于阎浮提经五年已上，天上始经两日。其天女得脱到家，被两个阿姊皆骂：“老婢！你共他阎浮众生为夫妻！”乃此悲啼泣泪。其公母乃两个阿姊语小女曰：“你不须干啼湿哭，我明日共姊妹三人，更去游戏，定见你儿。”
其田章年始五岁，乃于家啼哭，唤歌歌娘娘，乃于野田悲哭不休。其时乃有董仲先生来闲行，知是天女之男，又知天女欲来下界，即语小儿曰：“恰日中时，你即向池边看，有妇人着白练裙，三个来，两个举头看你，一个低头佯不看你者，即是母也。”田章即用董仲之言，恰日中时，遂见池内相有三个天女，并白练裙衫，于池边割菜。田章向前看之，其天女等遥见，知是儿来，两个阿姊语小妹曰：“你儿来也。”即啼哭唤言：“阿娘。”其妹虽然惭耻不看，不奈肠中而出，遂即悲啼泣泪。三个姊妹遂将天衣，共乘此小儿上天而去。
天公见来，知是外孙，遂即心肠怜愍，乃教习学方术伎艺能。至四五日间，小儿到天上，状如下界人间，经十五年已上学问。公语小儿曰：“汝将我文书八卷去，汝得一世荣华富贵。傥若入朝，惟须慎语。”小儿旋即下来，天下所有闻者，皆得知之，三才俱晓。天子知闻，即召为宰相。于后，殿内犯事，遂以配流西荒之地。
于后，官家游猎，在野田之中，射得一鹤，分付厨家烹之。厨家破割其鹤嗉中，乃得一小儿，身长三寸二分，带甲兜牟，骂辱不休。厨家以事奏上官家，当时即召集诸群臣百僚及左右问之，并言不识。王又游猎野田之中，复得一板齿，长三寸二分，赍将归回，捣之不碎。又问诸群臣百官，皆言不识。遂即官家出敕，颁宣天下：谁能识此二事，赐金千斤，封邑万户，官职任选。尽无能识者。时诸群臣百官，遂共商议，惟有田章一人识之，馀者并皆不辩。
官家遂发驿马走使，急追田章到来。问曰：“比来闻君聪明广识，甚事皆知。今问卿天下有大人不？”
田章答曰：“有。”
“有者谁也？”
“昔有秦故彦是皇帝之子，当为昔鲁家斗战，被损落一板齿，不知所在。有人得者，验之官家，自知身得。”
更款问曰：“天下有小人不？”
田章答曰：“有。”
“有者是谁也？”
“昔有李子敖身长三寸二分，带甲兜牟，在于野田之中，被鸣鹤吞之，犹在鹤嗉中游戏，非有一人猎得者，验之即知。”
官家道好。
又问：“天下之中有大声不？”
章答曰：“有。”
“有者何也？”
“雷震七百里，霹雳一百七十里，皆是大声。”
“天下有小声不？”
章答曰：“有。”
“有者何也？”
“三人并行，一人耳声鸣，二人不闻，此是小声。”
又问：“天下之中，有大鸟不？”
田章答曰：“有。”
“有者何也？”
“大鹏一翼起西王母，举翅一万九千里，然始食，此是也。”
又问：“天下有小鸟不？”
曰：“有。”
“有者何是也？”
“小鸟者无过鹪鹩之鸟，其鸟常在蚊子角上养七子，犹嫌土广人稀。其蚊子亦不知头上有鸟，此是小鸟也。”
帝王遂拜田章为仆射。因此一来，帝王及天下人民始知田章是天女之子也。
后来，田章三岁时，田昆仑“点著西行，一去不还”，天女就对阿婆讲了自己的来历，欲骗阿婆把天衣拿出来。阿婆因田昆仑曾嘱她“勿令新妇见之”，就先拒绝了天女，后经不住“频被新妇咬啮，不违其意”。天女得见天衣，便“腾空从屋窗而出”。阿婆“痛切心肠，终朝不食”。待田章五岁，“唤歌歌娘娘，乃于野田悲哭不休”，受董仲指点，见到其母；三个天女“共乘此小儿上天而去”。田章在天庭受到很好的教育，来到人世，被天子“召为宰相”，因“后殿内犯事，遂以配流西荒之地”。后因“官家游猎”得奇物而不识，惟田章识之，“遂拜田章为仆射”。其中，关于天下有无“大人”“小人”“大声”“小声”“大鸟”“小鸟”的问答，具有十分浓郁的民俗生活意蕴，给人印象尤为深刻。其实，这段问答是依《晏子春秋》“外篇”卷八所记晏子与齐景公的“问对”和《神异经》中所载陈章与齐桓公“相论”两则故事演绎而成。容肇祖在《西陲木简中所记的“田章”》[21]和《田章故事考补》[22]中，对其具体演变作了详细考证，指出“田章故事乃汉魏六朝间民间最通行的传说”，是《毛衣女》故事与其他故事混合的结果。钟敬文在《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23]中，也指出“田章的召对等重要情节，都是出于后来的增益”。而尤为重要的是句道兴在这里保存的这篇唐代天鹅处女型故事，成为我们研究此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发展史的重要材料；而且，从中我们也可以管窥唐代民间说唱的基本形态。
唐代的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除了以上典籍有保存，还见诸一些野史、杂文和笔记等典籍中，如张
的《朝野佥载》、刘
的《隋唐嘉话》、刘肃的《大唐新语》、李肇的《唐国史补》、赵璘的《因话录》、封演的《封氏闻见记》、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段安节的《乐府杂录》、刘恂的《岭表录异》、莫休符的《桂林风土记》等。在《旧唐书》《新唐书》中，有些传说被当作史料记载。在后世的《太平广记》和后人辑录的各种文集，以及一些庙碑、方志等文献中，都有或多或少的记述，给我们留下了唐代民间传说的线索。这些文献中的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一般较为零碎，而且存在着甄别、辨识问题，但它们同样是很珍贵的，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民间文学资料。诸如关于皇帝、帝后、皇妃的传说，在唐代民间传说中形成一个亮点。《旧唐书·太宗本纪》中曾记述“有二龙戏于馆门之外，三日而去”，以表现李世民出身之不凡。这与刘邦之母感龙而孕如出一辙。在《明皇杂录》中，曾记述“明皇自为上皇，尝玩一紫玉笛。一日吹笛，有双鹤下。顾左右曰：‘上帝召我为孔升真人。’未几，果崩”。唐明皇的传说在野史、笔记中尤其多。陈鸿在撰《长恨歌传》中，还特地提到有一本《玄宗内传》，并说其“所据，王质夫之说尔”[24]。《开天传信记》中，记述有唐玄宗自述“昨夜梦游月宫，诸仙娱予以上清之乐，寥亮清越，殆非人间所闻也。酣醉久之，合奏诸乐以送吾旧”，并提到“以玉笛寻之”，其所得曲即《紫云回》，有“太常刻石在焉”。在《开元天宝遗事》中，记述“明皇正宠妃子，不视朝政。安禄山初承圣眷，因进助情花香百粒，大小如粳米而色红。每当寝处之际，则含香一粒，助情发兴，筋力不倦”。表面看来，这些传说是指斥唐玄宗的淫靡，而实际上是民间传说中猎奇心理、性心理的综合反映。民间百姓包括民间文人，按照自己理解的朝廷生活来塑造他们心目中的唐明皇。唐明皇被后世的民间戏曲团体崇拜为他们的祖师“老郎神”，应该是与唐代传说对唐明皇的集中审视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唐代社会本身就充满令人神往的奇异，再加上唐代统治者有意造神弄鬼，其举世无双的大国地位又形成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优越感，所以，后世民间文学中以唐代风云变幻为题材者，也就尤其多。
唐代小说保存民间文学，具有自己独立自觉的意识。如其开篇，常常明确指出传说故事发生地点，有明显的民间传说讲述模式；其结尾处，常常有从哪里听到传说故事、是谁讲述了这些民间故事等说明性文字。如沈既济《任氏传》记述“建中二年，既济自左拾遗于金吴。将军裴冀、京兆少尹孙成、户部郎中崔需、右拾遗陆淳皆适居东南，自秦徂吴，水陆同道。时前拾遗朱放因旅游而随焉。浮颍涉淮，方舟沿流，昼宴夜话，各征其异说。众君子闻任氏之事，共深叹骇，因请既济传之，以志异云”；白行简《李娃传》记述“予伯祖尝牧晋州，转户部，为水陆运使，三任皆与生为代，故谙详其事。贞元中，予与陇西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国之事。公佐拊掌竦听，命予为传。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李公佐《南柯太守传》记述“公佐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吴之洛，暂泊淮浦，偶觌淳于生棼，询访遗迹，翻覆再三，事皆摭实，辄编录成传，以资好事”；其《古岳渎经》记述“贞元丁丑岁，陇西李公佐泛潇湘苍梧，偶遇征南从事弘农杨衡，泊舟古岸，淹留佛寺，江空月浮，征异话奇，杨告公佐云”；其《庐江冯媪传》记述“元和六年夏五月，江淮从事李公佐使至京，回次汉南，与渤海高钺、天水赵儹、河南宇文鼎会于传舍。宵话征异，各尽见闻。钺具道其事，公佐因为之传”；其《尼妙寂》记述“公佐大异之，遂为作传。太和庚戌岁，陇西李复言游巴南，与进士沈田会于蓬州。田因话奇事，持以相示，一览而复之。录怪之日，遂纂于此”；牛僧孺《玄怪录·齐饶州》记述“余闻之已久，或未深信。太和二年秋，富平尉宋坚尘，因坐中言及奇事，客有鄜王府参军张奇者，即韦之外弟，具言斯事，无差旧闻”；其《玄怪录·张老》记述“贞元进士李公者，知盐铁院，闻从事韩准大和初与甥侄语怪，命余纂而录之”；皇甫枚《三水小犊·王知古》记述“余时在洛敦化里第宴集中，渤海徐公谠为余言之。岂曰语怪，亦以摭实，故传之焉”；李玫《纂异记·齐君房》记述“大和元年，李玫习业在龙门天竺寺，镜空自香山敬善寺访之，遂闻斯说”；沈亚之《湘中怨解》记述“元和十三年，余闻之于朋中，因悉补其词”。此类现象在《全唐五代小说》中比比皆是，如其卷四保存唐临《宜城民》篇，其开题记述“隋大业八年，宜州城东南四十余里有一家姓皇甫。居家兄弟四人，大兄小弟，并皆勤事生业，仁慈忠孝”云云；其结尾则记述“长安弘法寺静林法师，是迁邻里，亲见其猪，法师传向道说之”。又如《全唐五代小说》卷四六保存温庭筠《曹朗》篇，讲述故事之后，记述“东吴人尽知其事”云云。再如《全唐五代小说》卷四九保存李玫《嵩岳嫁女》记述穆王、王母、麻姑等群仙相会，结尾处记述人“捐弃家室，同入少室山”，“今不知所在”。《全唐五代小说》卷八二王仁裕《封舜卿》《韩申》《伊用昌》《灌园婴女》《杀妻者》等篇，或在开篇记述“闻诸耆旧云”，或在结尾处记述“襄州从事陆宪尝话此事”“熊（某）言亲睹其事”“蜀人大以为欢笑矣”等语句；其许多篇述说神话传说故事中人物结局时，皆有“不知所至”之类语言，所有这些现象，正是当时民间故事在讲述中惯用的语言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