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歌谣的时政意识
一个时代的民歌，尤其是爱情民歌，无论它曲调有多么美丽，意味有多么深长，都不能说是这个时代的镜子。表现这个时代最直接、最深刻的作品，一般都数时政歌谣。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这样。时政歌谣成为这个时代最忠实的记录，它是一面镜子，一具风雨表。
首先是三国时代，在政治上，三个国家虽然呈三足鼎立之势，而在其体制及社会矛盾上，则是一致的。《三国志》的“魏”“蜀”“吴”各书，保存了一些反映这种内容的歌谣。如《三国志·魏书·典韦传》中所载“帐下壮士有典君，提一双戟八十斤”，喻典韦容貌魁杰，名冠三军。《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记有“相门有相，将门有将”，《三国志·魏书·裴潜传》注引《魏略》记“大鸿胪，小鸿胪，前后治行曷相如”等，体现出魏国社会一斑。《三国志·蜀书·马良传》中记马良“字季常，襄阳宜城人也。兄弟五人，并有才名”，时人用歌谣唱道：“马氏五常，白眉最良。”白眉即马良。《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中载：“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所以，“时人谣之曰：曲有误，周郎顾。”又如《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载：
孙皓立，迁左丞相。皓时徙都武昌，扬土百姓溯流供给，以为患苦，又政事多谬，黎元穷匮。凯上疏曰：“愿陛下息大功，损百役，务宽荡，勿苛政。又武昌土地，实危险而塉埆，非王都安国养民之处，船泊则沉漂，陵居则峻危，且童谣言：
“宁饮建业水，
不食武昌鱼；
宁还建业死，
不止武昌居。”
臣闻翼星为变，荧惑作妖，童谣之言，生于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魏蜀吴三国社会共同的矛盾表现。这类状况在《晋书》等史籍中也不乏其例。如《晋书·五行志》中所记“司马越还洛”时童谣“洛中大鼠长尺二，若不早去大狗至”，以及建兴中江南谣歌“訇如白坑破，合集持作缻。扬州破换败，吴兴覆瓿
”，太和末童谣描述“海西公被废，百姓耕其门以种小麦”为“犁牛耕御路，白门种小麦”，孝武帝太元末京口童谣“黄雌鸡，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衣被拉飒栖”，“昔年食白饭，今年食麦麸。天公诛谪汝，教汝捻咙喉。咙喉喝复喝，京口败复败”，苻坚时歌谣“阿坚连牵三十年，后若欲败时，当在江湖边”，“河水清复清，苻坚死新城”。又如《晋书·束皙传》中所记述“太康中，郡界大旱，皙为邑人请雨，三日而雨注”，即有歌谣“束先生，通神明，请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畴之？报束长生”。《晋书·祖逖传》载“豫州耆老为祖逖歌”更典型地反映出类似“报束长生”的真切心情：
帝乃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逖爱人下士，虽疏交贱隶，皆恩礼遇之，由是黄河以南尽为晋土。躬自俭约，劝督农桑，克己务施，不畜资产，子弟耕耘，负担樵薪，又收葬枯骨，为之祭醊，百姓感悦。尝置酒大会，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将何恨！”乃歌曰：
“幸哉遗黎免俘虏，
三辰既朗遇慈父。
玄酒忘劳甘瓠脯，
何以咏恩歌且舞。”
其得人心如此。
《晋书·张轨传》中记有歌谣：“凉州大马，横行天下。凉州鸱苕寇贼消，鸱苕翩翩怖杀人。”《晋书·苻坚载记》中记有歌谣：“幽州
，生当灭；若不灭，百姓绝”，“阿得脂，阿得脂，博劳旧父是仇绥，尾长翼短不能飞，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语阿谁！”在这些歌谣中，对当世者的评判成为诵唱的主题，或得人心而为人称赞，或失人心而为人诅咒、诟骂。又如《三国志·魏书·岛夷刘义隆传》所载时人为“刘劭刘骏”所唱歌谣，集中体现出魏晋南北朝这个大动荡、大混乱时代相互残杀的黑暗、冷酷、残忍。歌谣愤怒地唱道：“遥望建康城，江水逆流萦；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这就是整个时代最为真实的写照，也是对这个时代最全面的总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局几乎每日都处在风雨飘摇中，人民痛不欲生，稍遇到像祖逖这样有作为的人，竟“歌且舞”以“咏恩”，而他们遇到更多的是像苻坚、刘义隆父子之类的残暴之徒。黄巾起义被镇压之后，东汉王朝也崩溃了，武装割据的结果是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后曹魏政权灭蜀汉，司马氏又篡夺曹魏政权灭孙吴，建立了历史上的西晋王朝。西晋王朝的统治以世族门阀为主体，终于出现西晋中期的八王之乱，冲荡世族门阀制度的主体地位。随后而来的是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世族门阀被迫南迁，史称东晋。北方则建立了以少数民族为政治主体的统治。接着，在南方相继出现了宋齐梁陈为代表的南朝；在北方出现大混乱，西北少数民族建立了十几个国家，争战不休，后由鲜卑拓跋氏统一，建立起史称北魏的魏王朝，后来魏王朝又分为东魏、西魏，进而变为北齐和北周，直到杨坚统一北方建立起隋帝国，这段历史称为北朝。
在这个时代漫长的岁月中，我国科学技术文化在艰难中发展，曾出现曹魏时代数学家刘徽对《九章算术》的注解，南朝祖冲之对圆周率的研究和对大明历的创制取得卓越成就，北朝贾思勰《齐民要术》对农学的研究也取得重大成果，其他还有王叔和的医学脉学著作《脉经》、皇甫谧的针灸著作《甲乙经》、葛洪的《肘后卒救方》、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等科学成果，但它们远不及魏晋玄学的社会影响深广，整个社会还是以谶纬符瑞、淫祀、佛教、道教相混合的有神论思潮作为文化发展的主流话语。
思想文化是一个时代尤其独特的社会生活内容，其体现的不仅仅是社会生活事实，而是一个民族的情感与信仰，成为一个时代最重要的文化标志。在这种意义上，三国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要转折阶段，从汉王朝的文化复兴到隋唐时期文化大统一、大融合，使得中国文化经历了许多历练。特别是佛教文化的传入及其与道教文化的分庭抗礼，在相互竞争甚至不乏厮杀中，共同促进并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其中，宗教文化的崛起，也有效刺激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省，玄学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以独特的文化风度成为时代的标志。
这一时期的佛教文化出现大规模的译经热潮，诸如《经律异相》等文献的出现，被后世许多学者解释为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并日益中国化。这应该是中国民间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是，印度即天竺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其众多僧人又是如何流向中国各地区的呢？
同时，袁绍、刘备、曹丕、刘裕等人以谶纬符瑞愚弄人民；佛教出现了以道安、支遁、支慜度、竺法温等为代表的般若学“六家七宗”，尤其是梁武帝萧衍以佛化治国，北朝则大肆兴建龙门石窟、云冈石窟；道教徒葛洪、寇谦之改革民间道教，魏太武帝亲受符箓，“崇奉天师”，“显扬新法”，陆修静“祖述三张，弘衍二葛”[2]，撰就《三洞经书目录》，“山中宰相”陶弘景著成《登真隐诀》《真灵位业图》，整个社会一派乌烟瘴气。民间故事和民间传说的形成和记述，必然沾染上这种妖氛，而民间歌谣就不是完全相同了。因为民间故事和民间传说的形成与统治者的思想导向联系更密切，葛洪、干宝、刘义庆等作为代言人，对民间故事和民间传说传播机制的控制颇为有效；而民间歌谣尤其是前所举时政歌谣，更多是自发地抒发情怀，表达民间百姓对时局的切身感受，因此，魏晋南北朝的时政歌谣就成为这个时代无可替代的诗史、口碑。我国史志发展中向来有当世修志、隔代修史的传统，显然，在这些“史”的修撰过程中，史学家们采用了民间口述的歌谣。与那些粉饰现实的诗歌、骈文和赋等文体相比，这些时政歌谣对时代的表现更真实，更准确，也更全面。这些歌谣与那些充满情愫的乐府民歌一起，共同构筑成这个时代的民族心灵史。应该说，以刺世、讽世为主题的时政歌谣，与以咏情、述志为主题的乐府民歌一起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民歌的双翼，将这个时代的民族精神放飞在千百年间的文化长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