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乐府民歌

南朝乐府民歌具有鲜明的文化风格，即以爱情的讴歌为主要内容。这除了采集民歌者所具有的以“艳曲”为主的倾向，还与南朝民间文化传统与人文产生机制等因素相关。如在《三国志·吴书·陆凯传》中，我们能听到“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那样的与统治者不合作的声音，但采集者却并不重视这一类歌谣，从一些史籍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倾向性存在的社会基础。如《晋书·王恭传》所载“会稽王道子尝集朝士置酒于乐府。尚书令谢石因醉为委巷之歌”；《南史·王俭传》中载有齐高帝“幸华林宴集，使各效伎艺，褚彦回弹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弹琴，沈文季歌《子夜来》，张敬儿舞”；《南齐书·王僧虔传》中，也提到“自顷家竟新哇，人尚谣俗，务在噍杀，不顾音纪，流宕无涯，未知所极，排斥正曲，崇长烦淫”，“故喧丑之制，日盛于廛里；风味之响，独尽于衣冠”。在这样的文化风尚中，又如何能关注“不食武昌鱼”之类的“恶声”呢？南朝乐府民歌的主要流传地点在江南、荆楚一带，魏晋南北朝时，这一带的文化开发还没有取得很深入的成效，民间文化传统基本上还是王逸在《楚辞章句·九歌·序》中所说的“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此“荆楚之常习”，在这种环境中传播的“俗曲俚句”，“善淫”自然成为其主题并影响到后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即南朝统治者偏安东南，蓄养歌儿舞女，骄奢淫逸，以“善淫”为主题的民歌就必然受他们格外青睐。如《南史·王岷传》中曾载：“大明中，尚书仆射颜师伯豪贵，下省设女乐。崐时为度支尚书，要崐同听。传酒行炙，皆悉内伎。崐以男女无亲授，传行每至，令置床上，回面避之，然后取。毕，又如此。坐上莫不抚手嗤笑。”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中，南朝乐府所采民歌偏重一个“情”字，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诚如《乐府诗集》卷六十一《杂曲歌辞》所述：“自晋迁江左，下逮隋唐，德泽寝微，风化不竞，去圣逾远，繁音日滋。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哀淫靡曼之辞，迭作并起，流而忘反，以至陵夷。原其所由，盖不能制雅乐以相变，大抵多溺于郑，卫，由是新声炽而雅音废矣。”“虽沿情之作，或出一时，而声辞浅近，少复近古。”

南朝乐府民歌主要保存在《乐府诗集》的《清商曲辞》以及《杂曲歌辞》《杂歌谣辞》中。从其内容及流传地域来划分类别，大致可分为“吴声歌曲”“西曲歌”和“神弦歌”等。三类合计，有近500 首，其中“吴声歌曲”计326 首，存曲目24 种；“西曲歌”计142 首，存曲目34 种；“神弦歌”共18 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