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民间文学的新发展
隋唐时代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的继承。但是，历史的进步并不是仅仅靠继承，更重要的是创造；只有创造，才能有发展，才能有文化的飞跃与辉煌。当然，这种创造离不开宽阔的胸怀与视野；民族的融合、异域文化的吸收、创新气象的积极营造与引导，是一个民族大创造大发展的基础。隋王朝的建立，在我国历史文化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在大唐时代出现高度繁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自十六国至隋灭周，中原地区成为各族融化的大熔炉，凡商周秦汉以来前后出现的各族，全部或极大部分合并入汉族。融化各族的炭火，就是汉族的经济和文化。”[1]在隋王朝建立之前，魏太武帝消灭了十六国割据残余势力，使整个黄河流域得到统一，做出了南朝汉族腐朽透顶的专制政治根本无法做到的历史性贡献；虽然曾有以鲜卑旧俗立国的齐王朝出现，魏末大乱，历史曾出现曲折，但这种大统一的趋势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只不过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情，而杨坚就是在事实上实现了这种大统一的人。杨坚消灭了周政权，结束了数百年来连绵不断的战乱，他所建立的隋王朝，使历史翻开了全新的一页。民间文学在这个时代也出现了新的声音，启发了大唐帝国民间文学的繁荣发展。杨坚建立隋王朝，不是对北周政权的篡夺，而是对历史潮流的顺应。政权建立后，他加强中央集权，厘定官制和兵制，实行均田、轻税和减役，厉行节俭，与民生息，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是有重要贡献的。
如《隋书·高祖纪》载：
（隋文帝）劬劳日昃，经营四方。楼船南迈则金陵失险，骠骑北指则单于款塞。《职方》所载，并入疆理，《禹贡》所图，咸受正朔。虽晋武之克平吴会，汉宣之推亡固存，比义论功，不能尚也……于是，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无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
当然，这里是借“史臣之言”有意褒文帝而贬炀帝，但它透露出隋政权求新顺时的改革和发展措施。隋朝的历史表明，整个隋代虽然只有两位皇帝，历经三十八年，其贡献是巨大的。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南北统一之后，皇家不失时机地将南北朝所存文献典籍进行整理，分类编目，《隋书·经籍志》能载录那么多的书目，绝不是偶然的。如《隋书·经籍志》在“序”中所载：“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及平陈已后，经籍渐备。检其所得，多太建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
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三万余卷。”隋开皇初，制定七部伎，其后又制定九部伎，废置清商署，积极吸收西域乐伎艺术，诸如新俗乐器，不但影响到当世，而且影响到后世。唐代西域胡乐盛行，应该是与此相关的。当然，这种求新的文化态度，与隋王朝杨氏、唐王朝李氏其先世都家于武川这样一个匈奴人、鲜卑人杂居的地域有关，杨氏原姓普六茹，李氏原姓大野，具有鲜卑血统，这必然影响到他们的爱好即文化风尚的具体形成。《隋书·音乐志》载：“高祖受命维新，八州同贯，制氏全出于羌人，迎神犹带于边曲。”“开皇二年，齐黄门侍郎颜之推上言：礼崩乐坏，其来自久。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请冯梁国旧事，考寻古典。高祖不从，曰：梁乐，亡国之音，奈何遗我用耶！”朝廷是这样，当然影响到世俗。如崔令钦《教坊记》所记王令言：“其子在家弹琵琶，令言惊问：‘此曲何名？’其子曰：‘内里新翻曲子，名安公子。’”《教坊记》中记有三百多首曲，以“子”为名者近七十种，可知“曲子”应该最早在隋代明确出现，其明显不同于六朝乐府民歌。
“曲子”是这样，“戏场”也是这样，如《隋书·音乐志》所载：“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
由此可知隋代盛行“戏场”。这与“至六年，帝乃大括魏、齐、周、陈乐人子弟，悉配太常，并于关中为坊置之”，“猖优獶杂，咸来萃志”（《隋书》一五、一三）的记载应该是相关联的。曲子经过教坊、歌伎等传播，融入民间文化，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后世戏曲的发展，离不开民间戏曲在漫长岁月中以多种形式所形成的文化积淀，而隋代泛起的“曲子”和“戏场”又如何不是这种积淀中的重要内容！特别是隋代“教坊”的设置，应该与宋代戏曲中的勾栏、瓦肆有着一定的联系。有学者考证出隋代传杂言曲子辞调有《纪辽东》《夜饮朝眠曲》《一点春》[2]，可见民间歌唱对戏曲文学、诗歌等艺术发展的重要影响。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隋代民间文学看作唐宋民间戏曲的准备，它是直接将民间歌唱和魏晋南北朝文学相糅合，并羼杂胡乐胡歌所进行的文化大操练。
管窥隋代民间文学的发展，我们不能避开对隋炀帝杨广生前身后的评价问题。隋炀帝在隋代经济、文化的发展上是有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如《通典》卷十《漕运》所记：
炀帝大业元年，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于转输。四年，又发河北诸郡百余万众，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县。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
这在事实上是利于经济发展的。他不但懂得开凿河流利于交通和防治旱涝而且好读书，如《资治通鉴》“隋纪”之六所载：“炀帝好读书著述，自为扬州总管，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蒱博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余卷。”而在《隋书·炀帝纪》中，这些作为都被一句所谓“史臣曰”贬为“傲狠明德”“荒淫无度”，“海内骚然无聊生”，对于其“爰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则一笔带过。尤其是后世民间文学所渲染的隋炀帝使裸女拉游船以取乐、征伐高丽而为天下带来祸端，这些都表明民间文学常受到作为主流话语的史官文化的影响，更是我国史官文化与毁庙制度相联系的结果[3]。我认为，隋炀帝失败的关键不在于以上这些事例，而在于他触动了富商大贾的利益，政治改革上不够彻底而导致了失败。如《隋书·炀帝纪》中所载“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等人“以骁果作乱”，可见他触怒了世族豪强这些传统政治力量，才导致“崩于温室”的结局。
民间传说包含着千百万人民的智慧，而愚民政治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又常常使民间传说更远地游弋于历史真实之外。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这种较为普遍的历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