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敦煌变文

一、敦煌变文

变文,即俗讲的底本。它一般为寺庙中的俗讲僧人、民间职业艺人,包括一些下层文人所完成,有讲有唱;其内容主要用通俗而生动的语言,讲唱佛教等宗教经义,其中自然保存了一些民间文学。关于变文是否专为佛经讲唱而作,以往我们存在着误解,以为变文即为佛经而设的俗讲。其实,变文有从佛经中取材的,也有不少从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中取材的;当然这和唐代寺院中盛行俗讲及各地“转”变文的文化行为,有着直接的联系。从现存的敦煌文物、文献可知,在变文的演唱中,“开讲俗讲时除用图画外,似乎也用音乐伴唱”,“唐代讲唱变文一类话本的不限于寺院道观,民间也很流行,并为当时人民所喜爱”[25]。在赵璘《因话录》、段安节《乐府杂录》等典籍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这种情况的记述。同时,我们从《全唐诗》中,可以看到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知道讲唱变文者,不仅有文溆那样“其声宛畅、感动里人”的男性大师,而且有“清词堪叹九秋文”“画卷开时塞外云”的妇女。变文的讲唱“甿庶易诱”,“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如人所言,“其敷衍佛教故事,目的并不在于宣传宗教”[26],而是一种精神的狂欢,是因为“敷衍佛教故事”而形成的民俗文化生活。也就是说,以敦煌变文、曲子词及相关典籍为典型存在于唐代的民间文艺活动中,这些内容是融为一体的,同属于唐代民俗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变文只是其中之一,它是俗讲的底本,是唐代民间说唱文学的文本表现。与变文的讲唱相联系的唐代民间文艺活动,除了曲子词的演唱,还有“驱傩”“方相四人”“倔子五百”“张宫悬乐”(见段安节《乐府杂录》“驱傩”条)等巫术艺术行为[27]。关于这一点,高国藩《敦煌民俗资料导论》和《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中国民俗探微》等著述中曾详细描述和论述,代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水平。

敦煌变文是唐代民间文学的文本表现,它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对佛教经卷的解说和佛教传说故事的演绎,可称为“佛变”。二,对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的讲唱,可称为“俗变”。另外还有民间小调之类的变文,多述自然变化和社会生活知识,还有包括人生道理等内容的“赋”,可归于“俗变”中。当然,这种划分主要是以变文的基本内容为依据的。

1.佛变

“佛变”是敦煌变文的基本内容。这是敦煌作为唐帝国的重要驿站,连接东西方文化交往的特殊地理位置所决定的。更重要的是,敦煌是佛教文化的重要集散地,这些经卷首先就是佛教徒所保存的文献。变文的宗教义理讲解的功利性,在“佛变”中得到最为集中的体现。敦煌壁画中佛国世界的图像表现,从另一个方面表明了这种文化主题。

“佛变”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具体的佛教经籍的讲说,如《敦煌变文集》卷四中的《太子成道经》和《太子成道变文》。《太子成道经》也并非纯粹的教义,而是把教义化成通俗而生动的俗语,通过故事讲述,阐述教义的内容;《太子成道变文》则是通俗的佛教故事讲述,具有明显的故事情节,但这些故事都是为佛教经义而设。这类“佛变”集中在《敦煌变文集》的卷四、卷五、卷七中。另一类是佛教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民间传说的具体讲唱,这是“佛变”中典型的民间文学。这类“佛变”集中保存在《敦煌变文集》的卷六中,诸如《目连缘起》《目连变文》《地狱变文》等。两类“佛变”,前者突出的是佛教经义的世俗性言说,而后者突出的是民间传说故事的讲唱,在讲唱中流露出佛教经义。它们都离不开“佛”的内容,只不过显示的艺术方式和义理成分有所不同。即使是前者这些以佛教经义言说为主要内容的变文,也非常注重世俗生活内容的引入,如《太子成道经》《太子成道变文》《八相辨》《破魔变文》《降魔变文》《难陀出家缘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妙法莲华经讲经文》《维摩诘经讲经文》《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讲经文》《无常经讲经文》《父母恩重经讲经文》《八相押座文》《三身押座文》《维摩经押座文》等。后者对后世民间文学发展的影响更大,最典型的就是《目连变文》即《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敦煌变文集》中列“并图一卷并序”),这可以看作后世目连神戏的起源。

目连故事最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经典中出现,隋唐时代沿袭成宗教传说的重要典型。目连救母与我国传统文化中“孝”的主题密切相连,所以深受民间百姓的喜爱。著名的盂兰盆会即以目连故事为文化基础。如晋宗懔《荆楚岁时记》中记述“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佛”,“广为华饰,乃至刻木割竹,饴蜡剪彩,模花叶之形,极工妙之巧”;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中也曾记述“七月十五日盂兰盆斋,望子孙依行不绝”。盂兰盆,不论是汉语或者是梵文音译,都成为目连故事的文化象征符号。《佛说盂兰盆经》是最早详细记载这一故事的佛教经典,西晋竺法护将之译成汉文,始在我国产生广泛影响。其中记述道:佛陀弟子目连,具有天眼神力,他发现自己死去的母亲在饿鬼中受尽苦难,饿困之至。于是,他就带上饭食找到母亲,希望能为母亲解除痛苦;但是,他母亲吃饭时,没有入口,饭就变成了火炭。目连只得去请教佛陀,佛陀告诉他,必须集十方众僧,才能依靠神力摆脱这种困厄。佛教徒曾因为雨季对生活的限制,将每年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定为“安居日”;“安居日”满后,众僧相聚,任人指出自己所犯过错,称为“自恣”——每一次“自恣”,僧人受戒年龄便增一岁即一腊,七月十五日也就成为“僧受岁日”。目连就在这一天“为七世父母及现在父母厄难中者具饭百味五果,汲罐盆器,香油锭烛,床敷卧具,尽世甘美,以著盆中”,从而“供养十方大德众僧”,救其母“得脱一劫饿鬼之苦”,年年七月十五日“常以孝慈忆所生父母,为作盂兰盆,施佛及僧,以报父母长养慈爱之思”,遂相沿成习为“盂兰盆会”“盂兰盆节”。《敦煌变文集》中的《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所记述的就是这个故事,同卷中的《目连缘起》和《目连变文》所述内容相同,只是前者的记述更详细,原始文本也保存得更完整。

《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先交代“盂兰盆会”的由来,既而唱诵这位“在俗未出家时名曰罗卜”的目连如何痛苦,他“学道觅如来”,感动世尊,其景象描写非常生动:

罗卜自从父母没,

礼泣三周复制毕,

闻乐不乐损形容,

食旨不甘伤觔(筋)骨。

闻道如来在鹿宛(苑),

一切人天皆无(抚)恤,

我今学道觅如来,

往诣双林而问仏[28]

[29]时佛自便逡巡,

稽首和尚两足尊,

左右摩诃释梵众,

东西大将散诸神。

看(胸)前万字颇黎(玻璃)色,

项后圆光像月轮,

欲知百宝千花上,

恰似天边五色云。

弟子凡愚居五(欲),

不能舍离去贪嗔,

直为平生罪业重,

殃入慈母入泉(门)。

只恐无常相逼迫,

苦海沉沦生死津,

愿仏慈悲度弟子,

学道专心报二亲。

世尊当闻罗卜说,

知其正直不心邪,

屈指先论四谛去,

后闻应当没七遮。

纵令积宝凌云汉,

不及交人暂出家,

恰似盲龟遇浮木,

由如大火出莲花。

炎炎火宅难逃避,

滔滔苦海阔无边,

直为众生分别故,

如来所已(以)立三车。

仏唤阿难而剃发,

衣裳变化作袈裟,

登时证得阿难(罗)汉,

后受婆罗提木叉。

罗卜当时在仏前,

金炉怕怕(啪啪)起香烟,

六种琼林动天地,

四花标样叶清天。

千般锦绣补(铺)床坐,

万道珠幡空里玄(悬),

仏自称言我弟(子),

号曰神通大目连。

当时目连于双林树下,证得阿罗汉果。何为如此,准《法华经》云:穷子品先受其价然后除粪,此即是也。先得阿难(罗汉)果,后当学道,看目连深山坐禅之处……

这是“佛变”的铺垫模式。可以想象,先诵后唱,唱后又诵,如此反复,形成有张有弛的效果,难怪有“听者填咽寺舍”的景观。

从这篇“变文”的整体结构来看,以唱为主,在诵(如同道白)时还有对所唱内容重复的现象。

如其第二唱段之后有:

目连(到天宫寻父,至一门见长者),白言长者:“贫道小时,名字罗卜。父母亡没以后,投仏出家,剃除须发,号曰大目乾连,神通第一。”长者见说小时名字,即知是儿,(曰:)“别久,好在已否?”罗卜目连认得慈父,起居问讯已了,(曰:)“慈母今在何方,受于快乐?”长者报言罗卜:“汝母生存在日,与我行业不同。我修十善五戒,死后神织(识)得(生)天上。汝母平生在日,广造诸罪。命终之后,遂堕地狱。汝向阎浮提冥路之中寻问阿娘,即知去处。”目连闻语,便辞长者,顿身下降南阎浮提,向冥路之中寻觅阿娘不见。且见八九个男子女人,闲闲无事,目连向前问其事由之处……

这与至今仍流传的民间大鼓书在讲唱方式上保持一致。目连为寻母在冥间路上奔走,故事一步步展开,终于找到了其母亲的下落;最后又通过“行至一长者家门前,见一黑狗身从宅里出来,便捉目连袈裟”一段,叙述完目连救母故事,其母也得正果,“当时此经时,有八万菩萨八万僧八万优婆塞八万(优婆)姨,作礼围绕,欢喜信受奉行”。故事让人看到目连寻母救母的艰辛,也让人看到修身奉佛的光明前途,从表面上来看,这确实是一部优美的劝善“变文”;但是,若我们认真探究目连在冥间所遇到的一系列事情,不难发现“冥间即人间”这样一个普通的道理,这也正是敦煌变文时代特色的体现。

如目连遇到父亲,父亲告知其母在冥间,他开始寻找,在第一个驿站,遇见几个“闲闲无事”者,他们告诉目连:

只为同名复同姓,

名字交错被追来。

勘当恰经三五日,

无事得放却归回。

早被妻儿送坟墓,

独自尅(抛)我在荒祁(郊)。

四边更无亲伴侣,

孤(狐)狼鸦鹊竞分张。

宅舍破坏无投处,

王边披诉语声哀。

判放作鬼闲无事,

受其余报更何哉……

原来这是一群被错抓的冤鬼,“名字交错被追来”又何尝不是人世间司法腐败的写照!又如目连所见“奈河”中的众鬼惨痛形状,以及“五道将军性令恶”,“或有劈腹开心,或有面皮生剥”,令他“魂惊胆落”。这同样是世间酷刑的真实写照,反映了民间百姓在水深火热中所受的煎熬及统治者的残忍、冷酷与狠毒。它告诉我们,这里地狱即人间,人间即地狱。我认为,这才是此变文深受人们喜爱,能引起千百万在苦难中挣扎着的底层人民情感上的共鸣,从而在世间广为传播,经久不衰的真正原因。

民间百姓在讲唱中得到审美的愉悦,也得到情感的宣泄,这是变文在民间文化生活中基本功能的体现,也是民间文学在传播中所表现的普遍规律。这种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声音充满了痛苦,也充满了愤怒,它积聚着全社会强大的仇恨,终究要唤醒人民去反抗,去革命,所以,变文传至宋代,那位善于装神弄鬼的宋真宗便坚决制止了它的讲唱;变文在宋代不再延续,正是这种原因。民间文学不同形式的产生及流传,具有不同的意义;在这类倾诉苦痛的变文中,我们能感觉到无数苦难的灵魂在俗讲外表下的呻吟,同时,我们也能感受到一种世间真谛的揭示,即革命是不朽的!当然,这或许已经超出了佛教文化创造者的初衷。

2.俗变

敦煌变文中的“俗变”,是民间文学保存最为集中也最为纯粹的民间文体,主要集中在《敦煌变文集》的卷一、卷二、卷三中,卷七中也有一部分。其具体内容,主要有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两大类。

民间传说一般分为三类,即历史传说、人物传说和风物传说。《敦煌变文集》中“俗变”所保存的,主要是人物传说。这些人物,有历史上实有的著名人物,也有民间传说中的传奇人物,还有当世人物即当代传说人物。

历史上的一些著名人物,作为历史文化的某种情结,在民间传说中通常被神化,从而形成与历史真实相异的民间传说。如“俗变”中所记的舜、伍子胥、苏武、李陵、季布、唐太宗、王昭君、王陵等,他们的传说,与其说是“历史”的记忆,不如说是民间百姓借助他们所进行的某种情感的具体表达。这些传说中的历史人物的典型个性,正是在某种情感的具体表达中显示出来的,同时也表现出民间百姓独特的历史观、审美观和道德观、价值观等内容。口述史学表明,某一个历史人物的故事被不断传播,都给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民族带来一种具有鲜明的情感性的知识,这种知识构成了一定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资源。变文中“俗变”所表现的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佛教文化的经义,而是更典型也更为纯粹的民间文学。这些历史人物在民间传说中的存在,与他们在历史典籍中的存在或者是一致的,或者是不一致的,关键在于民间文化的审美选择。从《敦煌变文集》所收录的伍子胥、李陵、季布、王昭君和苏武等人的变文来看,他们的身上都洋溢着悲壮、不屈、刚强这些色彩,从而显示出民间文学所崇尚的具体内容。如伍子胥的历史故事,在《左传》《史记》和《吴越春秋》中所描述的都是复仇。史载楚平王荒淫无道,以儿媳为妾,伍奢谏阻反而被诛杀;伍奢之子伍子胥逃到吴国,受吴王阖闾重用,后起兵伐楚,报了父兄被杀之仇;阖闾死后,夫差即位,听信谗言逼迫伍子胥自尽。变文所强化的是伍子胥作为悲剧英雄身处逆境而不屈不挠的精神,其中还出现了打纱女和渔夫两个平民,他们曾帮助过伍子胥,一个在其落难逃亡、饥寒交迫时馈食给他,后来抱石投河而死,一个帮助他渡江奔赴他乡,后来覆船而亡。他们的死,是对统治者残酷无道的愤怒控诉。尤其是伍子胥在逃亡中被自己的两个外甥出卖,他们见利忘义,与打纱女和渔夫相比,两类人品格的差别非常突出。在伍子胥乞食到妻子门前一段,故事尤为感人。夫妻相见,不能相认,伍子胥心中无限感慨,他打破牙齿,以隐语与妻子相对答,形成了特殊的审美效果。在对答中,许多中药名运用得尤为恰切,诸如以“槟榔”喻“宾郎”,以“柴胡”喻“材狐”,以“长在藿乡,父是蜈公,生居贝母”喻伍子胥的身世,表现出民间百姓的天才智慧。这种修辞方法是民间文学中惯用的,在南朝民歌和唐代的竹枝词中都有具体表现。《伍子胥变文》中洋溢的是悲壮,是英雄主义的豪迈,虽然结尾收录不全,给人的感觉却是对心灵的震撼。《王昭君变文》所表现的也是这种氛围,渲染出王昭君远嫁异邦,思念故国和亲人,其中“千回下泪”一段心理描写,是唐代民间文学在审美表现手段上的典型,对后世话本小说、章回小说的影响是深远的。

《舜子变》和《唐太宗入冥记》是“俗变”中非常特殊的两种变文。两个帝王具有两种品格,其变文表现也因而具有两种意义。《舜子变》记述舜“三年池(持)孝,淡服千日寡体”,受继母百般虐待、刁难,在“后妻设得计成”中。舜每每脱险,后“帝释变作一黄龙”搭救于他,邻人又指引他见到生母,“悲啼血”。“阿娘报言舜子:‘儿莫归家,儿大未尽。但取西南角历山躬耕,必当贵。’”这里明显具有佛教文化中的阴世色彩,是神话传说被佛教文化渲染的典型表现。“舜来历山,俄经十载,便将米往本州”,与父相认,“便即前抱父头,失声大哭。舜子拭其父泪,与舌舐之,两目即明。母亦聪慧,弟复能言。市人见之,无不悲叹”,这段传说明显改变了古典神话的内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儒教文化与民俗文化四者的复杂聚合形态,这也是唐代民间文学的特色。《唐太宗入冥记》则明显是佛教徒借唐太宗这位大唐天子“入冥”来述说佛教义理的。如其中太宗自述“朕自亲征,无阵不经,无阵不历,杀人数广”,那么,前世罪孽,要在后世即阴间偿还,于是唐太宗便有了“乞生魂”的举止。这是民间百姓借审李世民的传说,表达原始的民主愿望,在以“陛下若到长安,须修功德,发走马使,令放天下大赦,仍□□门街西边寺录,讲《大云经》。陛下自出己分钱,抄写《大□□(云经)》”来渲染佛教义理的同时,也对统治者的良知进行拷问,这是对黑暗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鞭挞。审问权贵实现了下层人民蔑视权贵的愿望,其中当然包含着他们在残酷的政治压迫下自身情感的发泄。

取材于当世传说的《张义潮变文》和《张淮深变文》,其意义更复杂。在唐玄宗天宝年间爆发了安史之乱,边防空虚,吐蕃、回鹘乘机侵占河西和陇右地区,给人民带来痛苦,张义潮率义军收复河西。这段史实是《张义潮变文》形成的背景。这则变文直接描述了张义潮与入侵者的“三战”,即收复失地的三次重要战斗,其场面描写中有“展旗帜,动鸣鼍,纵八阵,骋英雄”“须臾阵合,昏雾涨天”的非凡气势,相接的是酣畅淋漓的一段唱词:

汉家持刃如霜雪,

虏骑天宽无处逃,

头中锋矢陪垅土,

血溅戎尸透战袄。

一阵吐浑输欲尽,

上将威临煞气高。

这种效果是其他时代民间文学中所少见的,英雄主义成为这类变文的主题。另一篇《张淮深变文》的主人公张淮深是张义潮的侄儿,变文记述的是张淮深率领义军与回鹘战斗的故事。这两篇变文可看作姊妹篇,都是民间英雄主义的颂歌。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张义潮、张淮深抗敌收复国土的史实,在史籍中只是一笔带过,非常简略,而这两则变文所作的记述不但详细而且生动,这正是口述史的重要意义的体现。同时,这样的“变文”在敦煌一带流传,具有更特殊的价值。可以说,这两篇变文是唐代民间文学中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的典型体现,应被看作优秀的民间叙事诗。

取材于民间传说中传奇人物的变文,在民间传说嬗变史上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从某个方面讲,这种变文是民间文学主题形态变换、发展的突出体现。在《敦煌变文集》中,《孟姜女变文》《董永变文》《秋胡变文》《韩朋赋》等民间传说得到新的述说,从而也产生新的主题意义,体现出唐代民间文学的时代特征,其中最明显者是《孟姜女变文》。

《孟姜女》传说故事的文献记载,在唐代之前屡有出现,王充《论衡》中的《感虚》《变动》两篇所记,比《韩诗外传》《玉台新咏》《淮南子》《说苑》《列女传》等文献所载较为详细,但作者是为了指其虚妄,仍然不够完整。三国时代的曹植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孟姜女故事屡有记述,如《娱宾赋》《传太子坐》《赠丁廙》《箜篌引》《妾薄命》《求通亲亲表》《文帝诔》《精微篇》《令禽恶鸟论》等,但作者显然是在以自己比孟姜女这位遭遇坎坷、身世凄凉的妇女,述说自己的感受。他并不在意故事描述的完整性。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崔豹的《古今注》中提及杞梁之妻哭崩杞都城,其妹明月作曲《杞梁妻》;《乐府诗集》所存《懊侬歌》中有《寡妇哭城颓》;刘义庆《幽明录》等著述和郦道元《水经注》也都提及杞梁妻哭崩都城;庾信在《哀江南赋》《拟咏怀》《咏画屏风诗》《和赵五看妓》等作品中,同样是以孟姜女比说自己。到了唐代,这种不完整的记述有了改变,《同贤记》[30]中有孟超女仲姿浴时为杞梁所见,因而嫁给杞梁,杞梁逃筑城役被打死,筑尸于城,孟女仲姿前往哭夫,哭崩城后,滴血识其夫骨。另外,李白、孟浩然、张籍、孟郊、王建、许浑、白居易、皮日休和僧贯休等人,在各自的作品中也给予孟姜女故事不同程度的关注,李善在注《文选》时也作有记述。但像《孟姜女变文》这样纯粹以民间文学的原始形式作保存的,迄今所见文献中仅有此例。当然,《敦煌变文集》所收此作,应是以《同贤记》等文献所述尤其是民间所流行的这个传说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在唐代,《孟姜女》至少有两个流传系统,一个是《同贤记》等文献类记述,一个是民间口头上的讲述。变文是讲唱的底本,应该与“讲述”连得更紧密一些。因此,《孟姜女变文》的影响,也就成为其他形式所不及的了。

《孟姜女变文》文本残缺较多,但从其所存的材料中,就可以知晓其基本面貌。如:

□贵珍重送寒衣,

未□将何可报得?

热(执)别之时言不久,

拟于朝暮再还乡。

谁为忽遭槌杵祸,

魂销命尽塞垣亡。

当别已后到长城,

当作之官相苦克。

命尽便被筑城中,

游魂散漫随荆棘。

劳贵远道故相看,

冒涉风霜损气力。

千万珍重早皈还,

贫兵地下长相忆。

其妻闻之大哭叫,

不知君在长城妖(夭)。

既云骸骨筑城中,

妾亦更知何所道。

姜女自雹哭黄天,

只恨贤夫亡太早。

妇人决列(烈)感山河,

大哭即得长城倒。

……

姜女哭道何取此,

玉貌散在黄沙里。

为言坟陇有标提(题),

壤壤骷髅若个是?

呜呼哀哉难捡择,

见即令人愁思起。

一一捻取自看之,

咬指取血从头试。

若是儿夫血入骨,

不是杞梁血相离。

果报认得却回还,

幸愿不须相惟(违)弃。

大哭咽喉声已闭,

双眼长流泪难止;

黄天忽尔逆人情,

贱妾同向长城死!

变文中还有孟姜女与骷髅相问的情节,骷髅所述“我等并是名家子,被秦差充筑城卒,辛苦不禁俱役死。铺尸野外断知闻,春冬镇卧黄沙里”,更显出社会黑暗、冷酷,其情景催人泪下。我们可以想象,在这既诵既唱中,多少听众曾因此而拭泪不已。这种咏唱所形成的效果,是一般散文体言语述说所不可能达到的。现存变文中,有游魂陈述、哭崩长城、以血试骨和众鬼魂相托等部分,基本再现了传说故事的主体内容。读着变文,我隐约感觉到脊背发凉,记得小时候在农村老家听流浪艺人唱诵类似的曲调,听众随着流浪艺人的咏唱都呜咽不止。多少年后,我仍然不能忘怀这情景。后来在田野作业中,我又听到在许多地方所传唱的《孟姜女十二月歌》,其唱词与这篇变文的许多内容是相同的,它们之间应该有渊源关系。

《董永变文》的主题在于“孝”。唐代之前东汉、魏晋南北朝时的典籍中曾有记述,如《搜神记》卷一“董永”已有卖身葬父而感动天神故事。变文中民间传说故事的质朴性更为突出,其韵极为流畅自然而生动,原文的保存也更为完整。开题虽然有说教色彩,引入话题则并无生硬感觉,如:

人生在世审思量,

暂时吵闹有何方(妨);

大众志心须净听,

先须孝顺阿耶娘。

好事恶事皆抄录,

善恶童子每抄将。

孝感先贤说董永,

年登十五二亲亡。

自叹福薄无兄弟,

眼中流泪数千行。

为缘多生无姊妹,

亦无知识及亲房。

家里贫穷无钱物,

所买(卖)当身殡耶娘。

便有牙人来勾引,

所发善愿便商量……

善与恶是佛教义理中惯于运用的一对概念,董永故事便成为其阐释对象。“殡耶娘”靠的是“当身”,此即“善”,即“孝”,于是,其行为就自然为民间文化所崇尚,生发出“路逢女人来安问”,感动了天上的女神委身嫁与董永的故事。她“不弃人微同千载,便与相逐事阿郎”,有了“但织绮罗数已毕,却放二人归本乡”,“却到来时相逢处,辞君却至本天堂”等情节。夫妻相别后,董永之子董仲长大,向董永索要“阿娘”,靠孙宾帮助,母子重相逢。整个故事的情节是完满的,其细节设置对后世的影响,在民间戏曲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讲,《董永变文》可以看作后世《天仙配》等同类题材戏曲文学的雏形。或者说,没有此变文,便没有后世此戏曲。《韩朋赋》所述故事即《搜神记》卷十一所载《韩凭妻》,其情节大致相同。在《韩朋赋》中与《韩凭妻》不同的是宋王被处死。韩朋夫妇死后,“天下大雨,水流旷(圹)中”,有青白二石“道东生于桂树,道西生于梧桐”,而“枝枝相当,叶叶相笼,根下相连,下有流泉,绝道不通”,有“梁伯”为此解释成“枝枝相当是其意,叶叶相笼是其恩,根下相连是其气,下有流泉是其泪”。宋王使人伐掉“韩朋树”后,“三日三夜,血流汪汪”,韩朋夫妇“变成双鸳鸯,举翅高飞”。其所留“羽毛”被宋王得到后,“即将磨拂项上,其头即落”,而且“未至三年,宋国灭亡”。按此“赋”所讲,这一切都是“夺庶人之妻,枉杀贤良”所引起的。在其结尾又有“梁伯父子,配在边疆。行善获福,行恶得殃”之言,仍显示了“恶”与“善”的报应文化主题,但这并不影响这则爱情故事的千古流传。在后世流传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中,“化蝶”与这里的“变成双鸳鸯”相似,应该说是传说之间主题与细节相互影响、借用(化用)的具体表现。

《秋胡变文》也是在一则古老的传说故事的基础上形成的。这里通过对比描写,突出显示了秋胡与其妻的两种个性,也即两种品格的对比。一个是贤惠、厚道、勤劳的农村妇女,一个是卑劣、轻浮、无耻的名利之徒。他别家却妻,在外宦游九年始归故里。在他请准省亲的话语中,可以看到他还知道一些做人的道理,他举到“董永卖身葬父母,天女以之酬恩;郭巨埋子赐金,黄(皇)天照察”等孝子传说,懂得“慈乌有返哺之报恩,羊羔有跪母酬谢,牛怀舐犊之情,母子宁不眷恋”等孝道,唯独不记得与妻相别时“夫妻至重,礼合乾坤,上接金兰,下同棺椁”,“共娘子俱为灰土”的承诺;在他“至采桑之时,行至本国”之际遇见其妻,虽不相识,却以“采桑不如见少年,力田不如丰年!仰赐黄金二两,乱彩一束,暂请娘子片时在于怀抱”相诱。其妻严词拒绝,当她在家中辨认出丈夫即此相诱之人时,怒斥其“于国不忠,于家不孝”。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唐代民间文学所表现的对民族美德的赞颂,对邪恶现象的轻蔑、唾弃。

民间文学与敦煌经卷的联系非常密切,但显然,敦煌经卷中的民间文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敦煌变文集》所收录的民间文学,有许多被改编,掺杂进佛教义理和儒家的孝道等内容,而这些并不影响它作为民间文学形式的具体存在。变文中的民间文学,除了以上我们所列举的,还有《燕子赋》《晏子赋》《茶酒论》《下女夫词》以及《季布诗咏》《百鸟名》《四兽因缘》《齖䶗书》等,它们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文人化处理。这是民间文学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敦煌变文集》卷八所收的《搜神记》《孝子传》两书另述。)

变文的影响和作用,在我国古典文学史和民间文学发展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其价值更不用讲,诚如郑振铎所言:

在变文没有发现以前,我们简直不知道:“平话”怎么会突然在宋代产生出来?“诸宫调”的来历是怎样的?盛行于明清二代的宝卷、弹词及鼓词,到底是近代的产物呢,还是“古已有之”的?许多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都成为疑案而难于有确定的回答。但自从三十年前史(斯)坦因把敦煌宝库打开了而发现了变文的一种文体之后,一切的疑问,我们才渐渐的可以得到解决了。我们才在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之间得到了一个连锁[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