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民间文学的发展
唐代文化的辉煌，代表着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在这个非凡的时代里，与隋王朝杨氏一样具有鲜卑血统的唐代统治者，同样注重创新，积极吸收中原之外的异质文化，开拓视野，不断拓展文化艺术的表现领域。这个时代的民间文学，因此具有新的气象，令当世和后世都为之瞩目。诸如《大唐西域记》《酉阳杂俎》《敦煌变文集》、民间说话和传奇、民间竹枝词等民间歌谣、谚语、戏曲，尤其是灿若星云的民间诗歌，都成为我们为之骄傲的民族文化遗产，辉耀至今。著名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也在这个时代产生、形成。唐代民间文学的深厚基础在于民间文化，而民间文化的发展，又是与统治者的文化政策，以及佛教、道教和民俗生活的具体变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唐帝国的统治者继承隋代政治，在土地赋税制度、城市经济制度、科举制度、军事制度、对外政策和包括宗教在内的文化政策等方面，都作了相应的改进，这些都具体影响到唐代民间文学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有些学者追求所谓纯粹的民间文学，反对将民间文学与时代政治等因素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这是不科学的；如果只认定那些在形式上相对独立的民间文学为艺术，势必形成挂一漏万的偏颇。唐代民间文学的发展，说到底是唐代民间文化生活的具体表现；如果看不到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所构成的大背景，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唐代民间文学这个小世界。当然，和历史上的其他时期一样，唐代民间文学并不是时代的简单翻版。
唐代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在文化发展中成功地控制了社会文化发展的主流意识。除了它所实行的租庸调制、均田制刺激经济发展，庶族阶层和商贾阶层迅速崛起外，它实行科举制及其由此派生的省卷行卷风，刺激了诗歌的繁荣、传奇文学的兴盛，相应地也催生了变文俗讲等民俗文化生活的活跃。世袭的士族势力被打击、限制后，整个社会呈现出文化的新气象、新风尚，这必然影响到民间文学品格的变化。唐代统治者重视文治，儒释道三教并举，更深刻地影响了这种品格的变化。举数唐代科学文化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到唐代科学家僧一行等人对《周髀》的修正、对“大衍历”的制订和浑天铜仪的发明创造（隋代已有庾质、卢太翼和耿询发明水力转动浑天仪）；在数学方面有王孝通的《缉古算经》及李淳风等为“算经十书”所作的注解；在医学方面有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王焘的《外台秘要》、苏敬等人的《唐本草》等。这是唐代社会对整个人类进步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然而，弥漫在科学文化圣坛周围的，却是更浓的佛风道烟，民间文学就在这种文明与愚昧相搏杀的世界中产生。诗歌的繁荣发展，有时也被这种氛围所笼罩。在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王维、高适、岑参等人的作品中，我们也不难看到这种氛围的反映。在唐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涌现出傅奕、吕才、刘知己、卢藏用、李华、柳宗元、刘禹锡、李藩、牛僧孺、李德裕、皮日休和沈颜等无神论者，但他们的声音在帝国以佛道作为愚民政治的文化声浪中，又是那样微弱。唐帝国的统治者宣扬君权神授，制造符瑞和谴告，崇佛、崇道，利用民间占卜、相面、巫术和风水信仰，筑构了这个时代的精神支柱。唐代民间文学必然刻下这种烙印。
天命神授历来是封建统治者的法宝，唐代统治者也是这种法宝的使用者。如《旧唐书·纪一》所载：“有史世良者，善相人，谓高祖曰：‘公骨法非常，必为人主，愿自爱，勿忘鄙言。’”又称李世民“生于武功之别馆”，“生时有二龙戏于馆门之外，三日而去”；“太宗时年四岁，有书生自言善相，谒高祖曰：‘公贵人也，且有贵子。’见太宗，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通志》卷四三《礼略》载：“唐乾封元年，追号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开元二年三月，亲祠玄元皇帝庙，追尊玄元皇帝父。”“二十九年，两京及诸州各置庙一所，并置崇玄馆。”他们把春秋时代道家学说的创始人李耳不断神化，以此来装扮鲜卑旧族出身的李姓王朝[1]。
道教文化在唐代有着特殊的地位，是与李姓王朝的倡导密切相关的。这种倡导具有两种意义，一是在胡乐即外来文化渗入时，唐王朝统治者要保持自己的文化之根，即传统文化，尽管他们具有鲜卑血统。道教文化在更大的范围内是以原始信仰为思想基础的，更易于为民间百姓所接受，而李姓王朝要实现对民间文化思想的有效控制，道教就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葛洪等人为道教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和通往神仙境界的人生指南之类的应用学说，这种理论和学说不断被规范，隋唐时代更进一步发展，也就有了不寻常的文化意义。唐政权建立不久，曾有道士称在羊角山遇骑马老翁李耳，李耳自称为唐李皇帝的祖先，其子孙将享国千年。不论这个道士是否在说谎，这种说法被唐王朝所接受则是事实[2]。所以，唐王朝立国后即坚持道先佛后的文化政策，唐太祖、太宗、睿宗、玄宗、武宗和僖宗都曾经亲受符录或亲服丹药，甚至出现皇帝称道士皇帝（如玄宗、武宗），其子称道士女冠的现象。《道藏》中有杜光庭的《历代崇道记》，记述“从国初以来，所造宫观一千九百余所，所度道士计一万五千余人，其亲王贵主及公卿士庶，或舍宅让庄为观，并不在其数”；至唐末，杜光庭撰成《墉城集仙录》《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道教灵验记》《历代崇道记》《神仙感遇传》等著述，神仙理论更加系统化、规范化，又有清虚子《铅汞甲庚至宝集成》、张果《玉洞大神丹砂真要诀》和施肩吾《西山群仙会真记》等，具体记述炼丹方法，成为成仙得道的实践意义的总结。这些现象必然影响到民间文化中仙话的产生，如八仙故事等都应该与此有密切联系。另一种意义在于佛教文化与外域文化传入中原之后，道教文化成为与之相抗衡的文化选择，这更符合传统文化中的“万物负阴而抱阳以冲中和”，即佛与道在文化控制中的双重运用，使民众的信仰得到更为有效的管理[3]。愚民政治与自欺欺人的天命神授相结合，导致道教文化成为唐帝国主流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唐中宗实行买卖度牒，使道士可以通过买度牒达到逃税牟利的目的，道教文化因此泛滥甚至成灾。
唐代佛教文化的发展，也深刻影响着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化和民间文学，《大唐西域记》和《敦煌变文》都与之有联系。佛教自魏晋南北朝发展之后，在唐代出现了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密宗、净土宗等派别，不同程度地影响到民间文化的表里。如天台宗以《法华经》为经典，以为一切都是虚幻，宣扬对人生暂时苦痛的忍受可以达到彼岸的报偿，而人间充满了痛苦，需要佛、菩萨和观世音来拯救，只要颂佛、供佛，便可达到幸福的彼岸。法相宗又称唯识宗，以玄奘、窥基为奠基者，以《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和《唯识二十论》等佛教经典为理论依据，以为心外无法（物），万法唯识；观一切法生于真如，即可走出“我”而得涅槃，摆脱一切苦难和烦恼。华严宗以为真如即万法。禅宗即梵语中的“禅那”，意为安静地思索，以达摩的“禅定”为理论基础，提倡甘心受苦受难，苦乐随缘，高唱“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坛经》），认为“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讲究“菩提只向心觅”，只要诚心信佛，佛即在眼前。密宗以《金刚顶经》和《大日经》为经典，倡导“真言”，主张诚心供养佛。净土宗又称白莲宗，以《无量寿经》和《阿弥陀经》为理论依据，鼓吹“念佛”、“一心称念”，宣扬“黄金为地”的“西方净土”，鼓吹其中“昼夜六时，天雨宝花”。由此可知，佛教文化在唐代的发展，除了从印度传入，更多的是结合中国社会实际而自成新说，尤其是其强调轮回报应等观念，对于民间文化、民间文学有很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唐代民间文学的构成中，道教文化、佛教文化、西域文化与世俗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其思想文化的四根支柱。其中，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影响偏重在上层社会和文人阶层，以及崛起的商贾阶层中，而西域文化和世俗传统文化则偏重流传于社会中下层。这四种文化相互作用，互相渗透，共同促进了唐代民间文化和民间文学的发展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