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妖：民间歌谣与谚语
在《旧唐书·五行志》和《新唐书·五行志》中，都有“诗妖”一目。这是对民间歌谣文化个性的形象的概括和总结。总观唐代民间歌谣和谚语的保存，可以看到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笔记小说和敦煌写本之类文献中的系统性保存；一是《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朝野佥载》（包括其“逸文”）《唐国史补》《大唐新语》《唐摭言》《杜阳杂编》，以及《续神仙传》《法苑珠林》等史传类文献中的散存；一是《韩昌黎集》《柳柳州集》《白香山集》和《全唐诗》《全唐文》等文学作品集中的保存，其中刘禹锡的《竹枝词》《杨柳枝》等诗作，具有更特殊的意义。
在笔记小说诸如《酉阳杂俎》等文献中民间歌谣的保存，前已作过介绍；敦煌写本中的民间歌谣，也已经作过描述。这里述及的唐代民间歌谣和谚语，主要保存在史传文献和文学作品集两类之中。史传文献中所保存的民间歌谣和谚语，体现出唐代社会现实生活的丰富多彩，诸如时局的昌盛与动荡，吏治的廉洁与腐败，战争、农耕、农民起义，人民的欢乐、忧愁及其对生活的憧憬与思索。中下层文人的精神生活及妓女、行旅、市井等方面的内容，都在歌谣和谚语中得到具体表现。
唐代执政者在政治建设上曾经吸取历史上成败的经验教训，注意与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稳定社会，曾出现贞观之治那样的盛世。一些有作为的官吏，因政绩突出而受到人民的尊重，在民谣中得到反映。如《旧唐书·食货志》载：
永徽元年，薛大鼎为沧州刺史，界内有无棣河，隋末填废。大鼎奏开之，引鱼盐于海。百姓歌之曰：
新河得通舟楫利，
直达沧海鱼盐至。
昔日徒行今骋驷，
美哉薛公德滂被！
《新唐书·薛大鼎传》《大唐新语》等典籍，也记述了这首歌谣。《旧唐书·颜籀传》同样论述了此类内容：
叔父游秦，武德初累迁廉州刺史，封临沂县南。时刘黑闼初平，人多以强暴寡礼，风俗未安，游秦抚恤境内，敬让大行。邑里歌曰：
廉州颜有道，
性行同庄老。
爱人如赤子，
不杀非时草。
高祖玺书劳勉之。
《旧唐书·田仁会传》载：
（田仁会）授平州刺史，劝学务农，称为善政。转郢州刺史，属时旱，仁会自曝祈祷，竟获甘泽。其年大熟，百姓歌曰：
父母育我田使君，
精诚为人上天闻。
田中致雨山出云，
仓廪既实礼义申。
此类歌谣还有《新唐书·崔仁师传》中所记的“杀人刖足，亦皆有礼”，记述崔仁师在审讯犯人时“去囚械，为具食，饮汤沈，以情讯之”，废去了严刑逼供，“诸囚咸叩头曰：崔公仁恕，必无枉者”。《旧唐书·李岘传》中称李岘“少有吏干，政术知名”，天宝十三年“连雨六十余日”，宰臣杨国忠恨李岘不附庸于他，把这种灾异归于时任京兆府尹的李岘，排挤他出京城。“时京师米麦踊贵”，民间百姓即传唱“欲得米粟贱，无过追李岘”，表示对李岘的敬仰。这说明，人民大众从来不是与政府无条件地对立的，对于为人民做过一点点好事或有所宽容的人，百姓就感激不尽，赞不绝口。但历史上的好官毕竟寥寥，千百年来，千百万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大众，他们所受的压迫何等惨重。历史是无情的，口传的历史更是无情的，不论达官贵人地位多么显赫，在民间文学中都有公断。那些卑鄙无耻者、飞扬跋扈者、颐指气使者、鱼肉人民草菅人命者，无论他们多么狠毒、残忍，都会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在史传文献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卑鄙者罪恶的行径，而且可以看到人民对历史的评说。如《旧唐书·江王元祥传》所载，元祥是高祖第二十子，曾封江王，后历金、鄜、郑三州刺史，其“性贪鄙，多聚金宝，营求无厌，为人吏所患”，“时滕王元婴、蒋王恽、虢王凤亦称贪暴，有授得其府官者，以比岭南恶处”，所以歌谣中称“宁向儋、崖、振、白，不事江、滕、蒋、虢”。《旧唐书·柳亨传》记述姚元之、宋璟知政事，“奏请停中宗朝斜封官数千员”，而太平公主“特为之言”，“有敕总令复旧职”，人称“太平公主令胡僧慧范曲引此辈，将有误于陛下”，歌谣就传唱道“姚、宋为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旧唐书·杜景俭传》中载天授年间，杜景俭与徐有功、来俊臣、侯思止“专理制狱”，人们在歌谣中唱道：“遇徐、杜者必生，遇来、侯者必死”。《旧唐书·武懿宗传》记述河内郡王武懿宗滥杀无辜，“生刳取其胆，后行刑，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当时有何阿小在冀州“多屠害士女”，“时人号懿宗与阿小为两何”，于是，歌谣中传唱“唯此两何，杀人最多”。《新唐书·杨虞卿传》揭露官吏选拔制度的严重腐败，指斥那些权奸的无耻：
李宗闵、牛僧孺辅政，引（杨虞卿）为右司郎中、弘文馆学士，再迁给事中。虞卿佞柔，善谐丽权幸，倚为奸利。岁举选者，皆走门下，署第注员，无不得所欲，升沉在牙颊间。当时有苏景胤、张元夫，而虞卿兄弟汝士、汉公为人所奔向，故语曰：
欲趋举场，
问苏、张，
苏张犹可，
三杨杀我。
在《牛羊日历》中，记述了太牢牛僧孺、少牢杨虞卿等“驱驾轻薄，又恶裴度之功，曾进《曹马传》以谋陷害”，“虞卿又结李宗闵之门人，尽驱之牛门，此外有不附者，潜被疮痏，遭之者谓之阴毒伤寒”，所以歌谣中唱道“太牢笔，少牢口，东西南北何处走”，揭露了杨虞卿、牛僧孺这些奸佞祸国殃民的罪恶本质，可见唐代社会走向衰微时的黑暗与腐败。民间歌谣对这些权奸的诅咒与控诉，与前所举对那些良吏的赞扬，形成鲜明对比。
《朝野佥载》记述泽州都督王熊之流的荒唐行径更为典型：
王熊为泽州都督，府法曹断掠粮赋，惟各决杖一百，通判。熊曰：“总掠几人？”法曹曰：“掠七人。”熊曰：“掠七人合决七百。”法曹曲断，府司科罪，时人哂之。前尹正义为都督公平，后熊来替，百姓歌曰：
前得尹佛子，
后得王癞獭。
判事驴咬瓜，
唤人牛嚼沫。
见钱满面喜，
无镪从头喝。
尝逢饿夜叉，
百姓不可活。
《朝野佥载》所记吏部侍郎事，更令人啼笑皆非——这是唐代社会文化腐败的一个典型：
唐姜晦为吏部侍郎，眼不识字，手不解书，滥掌铨衡，曾无分别，选人歌曰：
今年选数恰相当，
都由座主无文章。
案后一腔冻猪肉，
所以名为姜侍郎。
唐代法制腐败、文化腐败如此，其军事腐败、道德腐败、政治腐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朝野佥载·逸文》（录自《太平广记》）中，记述了唐代社会全面腐败的具体表现。如，唐中书令李敬玄为元帅，讨伐吐蕃时，“闻刘尚书没蕃，着靴不得，狼狈而走”，其他将领王杲、曹怀舜也“惊退”，“遗却麦饭，首尾千里，地上尺余”，歌谣中唱道：“洮河李阿婆，鄯州王伯母。见贼不敢斗，总由曹新妇。”长安人邹骆驼，原是贫民，“尝以小车推蒸饼卖之”，一个偶然的机会得金数斗而成巨富，其子邹昉与驸马萧佺结交成友；民间歌谣对此事唱道：“萧佺驸马子，邹昉骆驼儿。非关道德合，只为钱相知。”吏部侍郎崔湜“赃污狼藉”，与同僚狼狈为奸，败坏无度，歌谣称他们“岑羲獠子后，崔湜令公孙，三人相比接，莫贺咄最浑”。最使民间百姓叫苦连天的是沧州刺史姜师度，他“造枪车运粮，开河筑堰，州县鼎沸”，还“于鲁城界内种稻，置屯穗，蟹食尽，又差夫打蟹”，民间百姓用歌谣唱道：“鲁地一种稻，一概被水沫。年年索蟹夫，百姓不可活。”其他如《唐国史补》卷下所记“遗补相惜，御史相憎，郎官相轻”对官场中相互倾轧的揭露，《大唐新语》卷十三所记“活剥王昌龄，生吞郭正一”对“枣强尉张怀庆好偷名士文章”的讽刺，《唐摭言》卷一中对“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类“老死于文场”者的嘲讽，以及其“卷七”中“未见王窦，徒劳漫走”对考试制度的批判等等，都从不同角度记录了唐帝国的腐败，可见歌谣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社会的全面腐败带给人民大众的是不尽的痛苦，其结果是李唐王朝的动荡与衰弱，唐之后又出现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统治者视这类揭露黑暗政治、反映民生疾苦的民间歌谣为不祥的“诗妖”，不敢正视现实，终于被时代的浪潮所吞没。
值得注意的是，在史传文献中还保存有记述农民起义与各种灾异之类的歌谣。这些歌谣被蒙上神秘的面纱，即被赋予了谶纬的意义。如关于黄巢起义，在《旧唐书·黄巢传》中，虽然史传作者也承认当时“仍岁凶荒，人饥为盗”，但却以“先有谣言”（即“金色虾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来说明此乃天意；当起义失败，黄巢逃入泰山，至狼虎谷为其部将林言所杀时，《新唐书·五行志》以“中和初童谣”“黄巢走，泰山东，死在翁家翁”来说明其亦在天意。同时，《新唐书·黄巢传》还记述了“军中歌谣”所谓“逢儒则肉，师必覆”，来验证“巢人闽，俘民绐称儒者，皆释”。在史传作者看来，黄巢起义是社会的动荡，安禄山谋反也是社会的动荡，甚至唐中宗的安乐公主因其母韦后一并被杀，都是天意所示的灾异。《新唐书·五行志》以“禄山未反时”的童谣“燕燕飞上天，天上女儿铺白毡，毡上有千钱”，来解释安禄山建国号为“燕”的缘由；安乐公主被杀，《新唐书·五行志》同样用安乐公主“于洛州造安乐寺”时的童谣“可怜安乐寺，了了树头悬”，来解释其被杀原因；甚至“永淳九（元）年七月东都大雨，人多殍殕”，在《新唐书·五行志》中也是有先兆的，即此前的童谣中所唱“新禾不入箱，新麦不入场，迨及八九月，狗吠空垣墙”。总之，一切动荡的根源都是天意昭示，这些形形色色的“诗妖”决定了社会必然发生动荡而又必然被平息。这些具体解释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这类歌谣因此而构成了一系列神秘的传说，让我们看到唐代民间文学的另一番景观。诸如《古今风谣》中所存的“唐永徽末里谣”“唐天宝中玄都观诗妖”“梁志公谣谶”和“唐德宗时诗妖”等歌谣，其意义的解释与之相同。其他还有《旧唐书·马周传》中的“贫不学俭，富不学奢”之类的谚语，《旧唐书·郝处俊传》中的“贵如许、郝，富若田、彭”，以及《旧唐书·薛仁贵传》中的“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等，这些歌谣和谚语都从不同方面展示出唐代民间文学的内容与特色。
文学作品集如《全唐诗》《全唐文》中，因为编者对民间文学存在一定的成见，所收民间作品远不及《朝野佥载》《唐摭言》和《唐国史补》等文献丰富。在《李太白集》《元次山集》《韩昌黎集》《柳柳州集》《刘宾客（禹锡）集》《白香山集》等作品集中，不同程度地保存了一些民间歌谣。如《李太白集》卷二十六《与韩荆州书》中载“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同卷《上安州裴长史书》记宾客为裴长史歌：“宾客何喧喧，日夜裴公门。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须驱马埒华轩。”（《太平广记》卷二〇四存袁郊《甘泽谣》之“许云封”篇，记李白曾以歌谣制谜，言“树下彼何人，不语真吾好；语若及日中，烟霏谢成宝”，谜底为“李谟外孙许云封”，成为传说中的佳话。）《元次山集》中，元结虽然有“直率近拙，古朴嫌枯，奇字涩句偏多”，但他关心民生疾苦，曾“为民营舍给田，免徭役，流亡归者万余”，“身谕蛮豪，绥定八州”，“民乐其教，至立石颂德”（《新唐书·元结传》）。他在诗文中也运用了不少民间歌谣。如其《左黄州表》中所记“我欲逃乡里，我欲去坟墓；左公今既来，谁忍弃之去。吾乡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杀之”，此《黄州左公歌》正是对时代的真实记述。《韩昌黎集》中，韩愈曾经为汴州刺史董晋的善政使“三军缘道欢声，庶人壮者呼，老者泣，妇人啼”而赞叹，汴州人怀念董晋，所唱歌谣被录入《董公行状》：“浊流洋洋，有辟其郛。阗道欢呼，公来之初。今公之归，公在丧车。公既来止，东人以完；今公没矣，人谁与安？”柳宗元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出身的文学家，他积极推进改革。因为受到豪强贵族的阻挠，改革失败，他也被“贬邵州刺史”“贬永州司马”而“自放山泽间”。在被贬期间，他自然接触到民间文学。其《柳柳州集》中的《道州毁鼻亭神记》《连山郡复乳穴记》所记“州民既谕，相与歌曰”“邦人悦是祥也，杂然谣曰”，就是在其他文献中少见的民间歌谣，但从中可以看到这些歌谣明显具有文人整理的痕迹。如《道州毁鼻亭神记》中的“州民既谕，相与歌曰：我有耉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癃，公起其羸。髫童之嚚，公实智之。鳏孤孔艰，公实遂之。孰尊恶德，远矣自古。孰羡淫昏，俾我斯瞽。千岁之冥，公辟其户。我子洎孙，延世有慕”。它失去了民间语言那种鲜活的生动性。白居易和元稹是新乐府运动的文学领袖，他们强调“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其作品“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具有“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重要功能。他们自觉地在诗歌中化用民间歌谣，如元稹《田家词》中的“牛吒吒，田确确，旱块敲牛蹄趵趵”，《连昌宫词》中的“小年进食曾因入”“杨氏诸姨车斗风”等诗句，具有显著的民歌特点。其《元微之集·代谕淮西书》中，更为直接地引入“天不可违”“时不可失”两则谚语（其《莺莺传》前已述）。白居易是一位正直的学者型诗人，但他并不追求在诗文中显示才学，而是追求民间歌谣的通俗性和生动传神的典型性。其《长庆集》七十五卷，“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有不少作品具有民间歌谣的语言特点。如其《卖炭翁》《杜陵叟》《西凉伎》《采地黄者》《新丰折臂翁》等诗，有许多语句很明显是采自民间；更不用说其《长恨歌》在采录民间传说入诗的同时又制新词，其中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至今还被民歌用作表达真挚爱情的感人名句。其《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等名句，则早已融入民间歌谣中被其化用。有学者不懂民歌的语言特点，妄自指责白居易诗有重复现象。至刘禹锡，学习和采录民间歌谣，尤其是对民间流传的竹枝词的改造，就更为突出了。
刘禹锡学习唐代民歌，大胆采用民间竹枝词的形式，为诗坛注入旺盛的生机。这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如《新唐书·刘禹锡传》中所载：
宪宗立，叔文等败。禹锡贬连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马。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徘徊，其声伧伫。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词》十余篇。
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
假若刘禹锡不受贬，或不被贬至朗州，那么，历史很可能就出现另一种状况。朗州虽偏，因刘禹锡而闻名，竹枝词首先会传播至益州，再远播他乡，在诗歌创作上明显表现出民间化倾向。诚如刘禹锡在《竹枝词九首序》中所言：
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伦伫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音……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飏之。
他长期居于偏僻闭塞的少数民族乡村中，这样的环境自然为他采集民间歌谣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如人所说，其“谪居朗州，而五溪习俗尽得之矣”（黄彻《䂬溪诗话》卷七语）。他自己在《蛮子歌》中所述“蛮语钩辀音，蛮衣斑斓布。熏狸掘沙鼠，时节祠盘瓠”，也正是这种情景的写照。其《竹枝词》“序”中还说：“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旧唐书·刘禹锡传》也记述了类似的内容：“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诗句，诸如《浪淘沙》中所出现的“令人忽忆潇湘渚，回唱迎神三两声”。那么，熟悉“竹枝词”、收集“竹枝词”、运用或改编“竹枝词”，对于刘禹锡来说，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也就难怪在其《竹枝词》中看到那么多原汁原味的民歌了。有人考察“竹枝词”是唐代巴蜀地区最流行的一种民歌[52]，于鹄诗中有“巴女骑牛唱竹枝，藕丝菱叶傍江时”，白居易诗中有“山歌听竹枝”，李益诗中有“山歌闻竹枝”，刘禹锡诗中也有“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可见“竹枝词”对当时诗坛的广泛影响。那么，“竹枝词”是否就是《竹枝词九首》中“七言四句”的固定格式呢？我们听惯了“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其实，它还有更多的种类。如刘禹锡诗中曾提及“今朝北客思归去，回人《纥那》披绿罗”；杨慎在《词品》卷一中说，刘禹锡诗中所提《纥那》与李郢诗中所提“知人笙歌《阿那朋》”中的《阿那朋》“皆当时曲名”。我觉得，《纥那》《阿那朋》以及“杨柳枝”，都可能是“竹枝词”的不同形式。另外，在《五灯会元》卷一九中所引“绵州巴歌”，即“豆子山，打瓦鼓。杨平山，撒白雨。白雨下，取龙女。织得绢，二丈五。一半属罗江，一半属玄武”，也应是“竹枝词”的一种形式。所谓竹枝词，其实就是一种即兴演唱的民歌，它可能出自巴蜀一带，也可能传至长江下游或更广大的地区。这不仅是刘禹锡对它的采录和运用所形成的效果，而且是与巴蜀一带在唐代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位置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当时人所称的“扬一益二”的文化辐射。当时的益州是巴蜀经济的一个典型，与当时的扬州一样，在全国城市经济和文化发展中都是繁荣昌盛的南方重镇；经济发达地区的文化，自然会对其他地区产生强烈的辐射[53]。在《文化的变异》中，C.恩伯和M.恩伯说：“西方社会的扩张所带来的最重要的变迁之一就是世界各地对商业交换依赖的增强。一个社会所借取来的买卖习俗最初可能是对该社会货物分配方法的补充。但是，一旦新的商业化习俗站稳了脚跟，接受习俗的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改变了。这种变化必然伴随着社会、政治、甚至心理等广阔领域的其他变迁。”[54]当然，他们是在谈论当代世界文化的变迁问题；而如果我们把“西方社会”换成“扬一益二”，照样是可以说得通的。也就是说，竹枝词在唐代社会文化发展中既是民俗文化，又是时尚文化；它的传入，带来了诗坛的重要变化，引发了一场诗歌实验和革新运动。同时，从刘禹锡等人的诗歌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唐代民间竹枝词的具体形态。
刘禹锡不独保存了竹枝词，还保存了其他民间歌谣。如《刘宾客集》中《国学新修五经壁本记》所记的“切切祁祁，不敖不嬉。庶乎遒人，来采我诗”；《成都府新修福成寺记》中所记“昔公去此，福成以毁；今公重还，福成以完。民安军治，亦如此寺”；《复荆门县记》中所说“淑旂之华兮，四牡之
；俟公之还兮，觞以祝之”等等。但这种记述方式，在前面已经讲过，并非一定是民间歌谣的原始形态，而很大可能是经过刘禹锡加工过的转述作品。拿这些拟民间文学与竹枝词进行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在语言形式上的巨大差异。这就更显得民间竹枝词的淳朴自然，更显出其作为民间文学文本的原始形态的魅力。历史也告诉我们，走进民间文学，还要尊重民间文学。
唐代民间文学的发展，离不开隋代民间文学作为重要的准备期；而唐代民间文学的具体表现——歌谣、传说、故事、俗讲，以及民间戏曲等艺术形式，又是相互联结在一起的，特别是在保存至今的敦煌壁画、唐代文人画等绘画作品中，我们常可见到这种现象。王维的诗歌美学思想，讲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即讲究艺术表现的多层次性；唐代民间文学也正是这样以多种层次表现其所存在的文化生活内容的。唐代民间戏曲也是这样，体现出民间文化的综合性。如唐代参军戏（也称弄参军），得名于优人戏弄历史传说中的贪污罪犯周延，因为周延是后汉石勒的参军，所以这种戏就被称为弄参军，后人称“参军戏”；也有人说它源于唐玄宗为了嘉奖优人李仙鹤，授其“韶州同正参军”，因而人称此类戏为参军戏。参军是不是传说中的周延，这并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在参军戏中出现了被嘲弄的参军和嘲弄参军的苍鹘，这就是戏曲艺术向戏剧转化过渡的多重行当角色的证明。如唐无名氏所撰《玉泉子真录》中所记：
崔公铉之在淮南，尝俾乐工集其家僮，教以诸戏。一日，其乐工告以成就，且请试焉。铉命阅于堂下，与妻李氏坐观之。僮以李氏妒忌，即以数僮衣妇人衣，曰妻，曰妾，列于旁侧。一僮则执简束带，旋辟唯诺其间。张乐，命酒，不能无属意者，李氏未之悟也。久之，戏愈甚，悉类李氏平时所尝为。李氏虽少悟，以其戏偶合，私谓不敢而然，且观之。僮志在发悟，愈益戏之。李果怒，骂之曰：“奴敢无礼，吾何尝如此？”僮指之，且出曰：“咄咄！赤眼而作白眼讳乎？”铉大笑，几至绝倒。
崔铉在家演戏，可见参军戏并不仅在宫廷中演出；范摅的《云溪友议》中也记述了民间演出的内容，如刘采春“善弄陆参军，歌声彻云”，元稹为她作诗相赠，并记述其“言词雅措风流足，举止低徊秀媚多；更有恼人肠断处，选词能唱望夫歌”。由此可见，参军戏在民间也有演出，甚至还相当广泛，在演出中有“数僮”作为妻妾，有角色分工，而且表演者不但有歌唱，还有念白。这些内容基本具备了戏剧艺术的结构。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唐代参军戏的演出，其中既有雅的成分，如文人所作词曲，又有更多俗的成分，诸如所演唱的滑稽故事可看作笑话。我们甚至能从中看到变文俗讲的内容，看到水转百戏、檐橦胡伎以及角牴、杀马、剁驴、上云乐、代面舞、踏摇娘、刀杖相屈之类表演内容，其丰富多彩，正体现出民间戏曲的综合性特征。我们也可以想象，那些生动的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自然会成为各种演出的重要题材，唐传奇中的故事也会被摄取作为表现对象。我们更可以想象到，宋代戏曲艺术、杂剧艺术等文艺形式的繁荣，应该是与唐代的民间文艺一脉相承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许多后世民间文艺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