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隋朝民歌
民歌，或曰民间歌谣，是特殊的历史文化形式。
隋代历史太短，民间文学被记述的不是太多，除了《乐府诗集》等典籍有一些保存外，《隋书》《北史》等史籍中也有零星保存。《乐府诗集》“近代曲辞”中所录“丁六娘《十索》四首”“无名氏《十索》二首”，从语言风格上看，当属于隋代民歌，与隋炀帝《春江花月夜》及杨素、薛道衡、虞世基他们相和的诗等作品有着明显区别。如“丁六娘《十索》四首”：
裙裁孔雀罗，
红绿相参对。
映以蛟龙锦，
分明奇可爱。
粗细君自知，
从郎索衣带。
为性爱风光，
偏憎良夜促；
曼眼腕中娇，
相看无厌足。
欢情不耐眠，
从郎索花烛。
君言花胜人，
人今去花近。
寄语落花风，
莫吹花落近。
欲作胜花妆，
从郎索红粉。
二八好容颜，
非意得相关。
逢桑欲采折，
寻枝倒嫩攀。
欲呈纤纤手，
从郎索指环。
此中“十索”，《乐苑》中释为“羽调曲”，实为隋代曲子辞。有人考证“丁六娘”或为民间善歌乐伎姓名，或无实有。这说明“近代曲辞”所录的匿名性特征，也表明其流传之广。另外两首，也有人一定要考证出到底谁是它真正的作者，我以为没有必要。其歌曰：
含娇不自转，
送眼劳相望。
无那关情伴，
共入同心帐。
欲防人眼多，
从郎索锦幛。
兰房下翠帷，
莲帐舒鸳锦。
欢情宜早畅，
密态须同寝。
欲共作缠绵，
从郎索花枕。
唐代《迷楼记》[4]中，曾记述隋代宫人歌唱事，保存当时一首民间传唱的歌谣：
大业九年，帝将再幸江都。有迷楼官人静夜亢歌云：
“河南杨柳谢，
河北李花荣。
杨花飞去去何处，
李花结果自然成。”
帝闻其歌，披衣起听。召宫女问之云：“孰使汝歌也？汝自歌之耶？”宫女曰：“臣有弟，民间得此歌，曰道途儿童多唱此歌。”
这首歌谣的句式是“五五七七”，与同书所载《看梅二首》相同，表现出隋代民歌的演唱风格。其他还有李月素《赠情人》、罗爱爱《闺思》、秦玉鸾《忆情人》、苏蝉翼《因古人归作》、张碧兰《寄阮郎》，《诗纪》载为隋代乐府，罗根泽说它们“不见古书，惟兼见明刻《续玉台新咏》，未可为据”[5]。
当时还流行“民间戏弄”之一《踏摇娘》，《旧唐书》卷二九载：
《踏摇娘》，生于隋末。隋末，河内有人貌恶而嗜酒，常自号郎中，醉归必殴其妻。其妻美色，善歌，为怨苦之辞。河朔演其曲，而被之弦管。
由此可知《踏摇娘》在隋末的流行。这种“民间戏弄”是北方民歌，“演”与“弦管”的加入，则分明具有了戏曲综合艺术的内容。
《隋书》保存了一些隋代流传的民间歌谣，与前所举例不同处，在于这些歌谣多为“徒歌”，而且带有谶语色彩。
如《隋书·五行志》载：
帝因幸江都……遂无还心。
帝复梦二竖子歌曰：
“住亦死，
去亦死，
未若乘船渡江水。”
由是筑宫丹阳，将居焉。功未就而帝被弑。
大业中，童谣曰：[6]
“桃李子，
鸿鹄绕阳山，
宛转花林里。
莫浪语，
谁道许。”
其后李密坐杨玄感之逆，为吏所拘，在路逃叛。潜结群盗，自阳城山而来，袭破洛口仓，后复屯兵苑内。莫浪语，密也。宇文化及自号许国，寻亦破灭。谁道许者，盖惊疑之辞也。
此类歌谣在《南史·陈本纪赞》中也有：
始梁末童谣云：
“可怜巴马子，
一日行千里。
不见马上郎，
但有黄尘起。
黄尘污人衣，
皂荚相料理。”
及僧辩灭，群臣以谣言奏闻，曰：“僧辩本乘巴马以击侯景，马上郎，王字也，尘谓陈也，而不解皂荚之谓。”
既而陈灭于隋，说者以为江东谓羖羊角为皂荚，隋氏姓杨，杨，羊也，言终灭于隋。然则兴亡之兆，盖有数云。
《北史·隋庶人谅传》载：
开皇元年，立为汉王……十七年，出为并州总管……以太子谗废，居常怏怏，阴有异图。及蜀王以罪废，谅愈不自安。会文帝崩，遂发兵反，从乱者十九州。炀帝遣杨素进击之，谅乃降。除名，绝其属籍，竟以幽死。先是，并州谣言：
“一张纸，
两张纸，
客量小儿作天子。”
时伪署官告身皆一纸，别授则二纸。谅闻谣，喜曰：“我幼字阿客，量与谅同音，吾于皇家最小。”以为应之。
谶语作为歌谣存在，具有多种意义，但有一点是无疑的，即不同的人从中得到不同的启发，之所以形成谶谣，更多的是时人有意所造。前几首都太玄，不能为人所理解，而“隋庶人谅”这位“小阿客”妄加理解惹下灾祸才是真的。这种误导，实属自欺欺人之结果。
在《旧唐书·屈突通传》中，记述了两位执法严整的兄弟，更具有朴实性：
开皇中，文帝擢（屈突通）为右武侯车骑将军，奉公正直，虽亲戚犯法，无所纵舍。时通弟（屈突盖）为长安令，亦以严整知名。时人为之语曰：
“宁食三斗艾，
不见屈突盖。
宁服三斗葱，
不逢屈突通。”
为人所忌惮如此。
这首歌谣在前所举的隋代歌谣中，是一首难得的时政歌谣。屈突通、屈突盖兄弟执法严整，为何又“为人所忌惮如此”呢？可见《旧唐书》作者是非观念的局限。这种局限是史官文化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表现出对隋代社会历史的曲解或误解。历史在民间文学中常得到最真实的表现，但有时也会被扭曲。隋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在历史上比其他时代被扭曲被误解者更多。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民间传说作为特殊的史料，更多的是对时代最真实的记录。虽然我们承认隋炀帝父子曾有所作为，作为封建专制统治者，其骄奢淫逸、飞扬跋扈的残忍本性与其他统治者是一样的。
明杨慎所辑的《古今风谣》中，保存了一首《隋大业长白山谣》，就是记述农民起义军反抗隋统治者残酷统治的：
长白山前知世郎，
纯著红罗锦背裆。
长矟侵天半，
轮刀耀日光。
上山吃獐鹿，
下山吃牛羊。
忽闻官军至，
提刀向前荡。
譬如辽东死，
斩头何所伤。[7]
在《炀帝海山记》中，曾记述“大业十年，东幸维扬，御龙舟，中道，夜半闻歌者甚悲”的民间歌谣：
我兄征辽东，
饿死青山下。
今我挽龙舟，
又困隋堤道。
方今天下饥，
路粮无些小。
前去三千程，
此身安可保？
寒骨枕黄沙，
幽魂泣烟草。
悲损门内妻，
望断吾家老。
安得义男儿，
焚此无主尸。
引其孤魂回，
负其白骨归。
在记述此歌谣时，其又记述“帝闻其歌，遽遣人求其歌者，至晓不得其人。帝颇彷徨，通夕不寐”。
民间歌谣可以看作历史，是因为许多歌谣都是从历史中产生，是对历史事实的反映；每一个歌谣都有一个具体的传说故事作为解释、阐释的“谜底”，离开这种解说，歌谣就只剩下几句白话。
一般说来，历史上最重要的民间文学不是粉饰现实的颂词，而是那些具有讽刺、批判意味的时政歌谣，因为它们最真实。控诉统治者的罪恶，讴歌劳动者的心声，是民间文学史上民间歌谣的重要主题。隋代也是这样。这些歌谣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是隋代，也是整个专制时代最珍贵的民间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