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古述今
历史文化的不断被记述和讲述，有所谓大小之分，一是社会历史作为国家社会政治文化表现的大，讲述王朝的兴衰之感；一是作为个人历史文化知识与经验的小，讲述传统民间传说故事所表达的情。
如人所言，欲灭其国，先毁其史，消除其历史与传统的记忆，摧毁其凝聚力、向心力，是战胜或消灭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方式。历史文化中形成的传统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家底，几乎所有的时代都有两种关于过去朝代历史文化的讲述，一种是官修，强调王朝更替中那些得失与当世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一种是民间传说，通过对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等内容的讲述，宣泄情感，首先通过砥砺自我、感动自我，影响他人，在事实上形成文化薪火的自觉传承。
大唐王朝对于历史文化有特殊的热情。其无比开阔的胸襟不仅仅体现在疆域的辽阔，而且体现在文化胸怀的博大，能够容忍诸端学说、思想、文化的并存。如李世民所讲述的以史为鉴可以知道兴衰的名言，强调对于批评意见的重视；在历史文化的述说中，形成道的不同形式的演绎，促进许许多多历史传说的裂变与环生。当然，一方面是语言文字中体现出时代发展中未必言行合一，唐王朝就真正的虚怀若谷，另一方面，更多的历史传说只是一种传说，是民间社会对历史文化的认同形式，其未必完全等同于历史发展的真相。
历史的记忆与追述，总有自己的特色，也有自己的用意。如周王朝故事一直被后人所记述，常讲常新。如周幽王与周宣王传说，唐代有人佚名著《雕玉集》，其卷十四“幽王打烽打鼓戏褒姒”中引《帝王世纪》讲述：“褒姒，周时褒国之美女也。褒人献于周幽王，王耽之，遂逐申后，立褒姒为皇后。其一笑有百二十种媚，然褒姒非集大众不笑。幽王于是打烽打鼓。诸侯闻之谓言有贼，皆赴殿前。王曰：无贼，欲使褒姒笑耳。如是非一。后犬戎来伐，王使放烽，诸侯谓言无贼，止为褒姒笑也，遂□不往。犬戎来至，王及褒姒并皆被杀。”五代以后，人伪托干宝名义，著《稗海本搜神记》，其卷三讲述道：“昔周宣王信谗言，杜伯无罪，王信佞而诛之。杜伯曰：臣无罪而加戮，若死有知，臣将上报，不越三岁，必雪冤矣。王曰：汝但努力，我是万乘之君王，枉杀三五个之类，何有患乎？乃戮之。经三年余，宣王出猎，行至城外山泽之间，将欲布猎。忽见杜伯着朱衣，乘白马，冠盖，前后鬼兵数百，当道而来。弯弓执矢射王。王惧，无处避之。百僚悉见，射中王心。王即心痛，归宫至日而薨。故语云：凡人不可枉滥，冤必至矣。”历史传说被讲述的意义在于不断提醒，警示后人以此为戒，既有对社会国家民族的责任与使命的提醒，更有对人生作为生活知识与生活经验的提醒。
历史传说的再叙述，即旧说新论，“塞翁失马”“愚公移山”等故事，既是生活哲理的述说，也是历史经验以历史传说为背景的述说，更是唐代社会风俗中的叙述。如李亢《独异志》卷上“塞翁失马”记述：“塞翁失马，乡人皆唁，翁曰：未必不为福。明年，引群马至。人复贺，翁曰：未必不为祸。子孙、家僮出入多爱乘马，坠折四肢。乡人复唁，翁曰：未必不为福。又明年，西胡入国，国中但能披甲者，皆征行之。子孙、家僮以残毁免。”如《疑狱集》卷上《李崇还儿》记述：“后魏李崇为扬州刺史，部民苟泰有子三岁失之，后见在赵奉伯家，各言己子，并有邻证，郡县不能决。崇乃令二父与儿各别禁数日，忽遣吏谓曰：儿已暴死，可出举哀。泰闻之悲不自胜；奉伯嗟叹而已，殊无痛意。遂以儿还泰。”与《风俗通义》中争夺儿子故事如出一辙。如著名的射虎故事，《吕氏春秋·季秋纪·精通》“养由基射石”影响了汉代李广射虎故事的讲述，而此时令狐德蔡等著《周书》卷二十五《李贤传》中有“李远射石”，应该借用了历史上的“李广射虎”，其讲述道：“（李远）尝校猎于莎栅，见石于丛蒲中，以为伏兔，射之而中，镞入寸馀，就而视之乃石也。太祖闻而异之，赐书曰：昔李将军广亲有此事，公今复尔，可谓世载其德。虽熊渠之名不能独擅其美。”李延寿撰《北史》卷五十九《寇洛等传》，所记内容相同。其中的“太祖闻而异之”，就是时代特色。李亢《独异志》卷下有“愚公移山”，是《列子》故事的又一次重复记述：“昔者愚公居山之阴，而出入有阻，乃勖励子孙移之。山神见曰：山极崇高，汝何可移？公曰：吾生有子，子复有孙，子子孙孙，誓而移之，何为不可！于是神命夸娥氏为移之。”后世宋代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中“愚公移山”故事与元代王圻《群书类编故事》卷三所记述《地理类》“愚公移山”故事，皆为此现象。再如鲁班传说，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就有记述，唐代《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中增添了许多新的故事情节，更为完善，其实，这些新的情节就是新的时代作为风俗的表现。如其所记述：“今人每睹栋宇巧丽，必强谓鲁般奇工也。至两都寺中，亦往往托为鲁般所造，其不稽古如此。据《朝野佥载》云：鲁般者，肃州墩煌人，莫详年代，巧侔造化。于凉州造浮图，作木鸢，每击楔三下，乘之以归。无何，其妻有妊，父母诘之，妻具说其故。父后伺得鸢，击楔十余下，乘之遂至吴会。吴人以为妖，遂杀之。般又为木鸢乘之，遂获父尸。怨吴人杀其父，于肃州城南作一木仙人，举手指东南，吴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为也。赍物具千数谢之，般为断一手，其日吴中大雨。国初，土人尚祈祷其木仙。六国时，公输般亦为木鸾以窥宋城。”其中的“今人每睹栋宇巧丽，必强谓鲁般奇工也”，就是唐代社会风俗的具体内容。在张
《朝野金载》卷六“刻木作僧”故事中，有相似内容的记述：“将作大匠杨务廉甚有巧思，常于沁州市内刻木作僧，手执一碗，自能行乞。碗中钱满，关键忽发，自然作声云：布施。市人竞观，欲其作声，施者日盈数千矣。”这则故事没有提及鲁班，但分明就是此类故事衍生。
以古书今，在于劝说今世。如句道兴本《搜神记》“孙元觉劝父”即劝孝故事，以“元觉祖父年老，病瘦渐弱，其父憎嫌，遂缚筐舆舁弃深山”为题，其记述道：
《史记》曰：孙元觉者，陈留人也。年始十五，心爱孝顺。其父不孝。
元觉祖父年老，病瘦渐弱，其父憎嫌，遂缚筐舆舁弃深山。元觉悲泣谏父。
父曰：“阿翁年老，虽有人状，惛耄如此，老而不死，化成狐魅。”遂即舁父弃之深山。
元觉悲啼大哭，随祖父归去于深山，苦谏其父。父不从。元觉于是仰天大哭，又将舆归来。
父谓觉曰：“此凶物，更将何用？”
觉曰：“此是成熟之物，后若送父，更不别造。”
父得此语，甚大惊愕：“汝是吾子，何得弃我？”
元觉曰：“父之化子，如水之下流。既承父训，岂敢违之？”
父便得感悟，遂即却将祖父归来，精勤孝养，倍于常日。
其被讲述的时代意义，其实就是时代的需要；在需要中被不断讲述，不断体现出唐代社会风俗生活内容。
唐代书法为胜，书法艺术家的传说便油然而生。
王羲之是晋代著名书法家，晋代文献中没有见到其详细的传说故事，却在唐代屡屡被人讲及。唐代崇尚文化艺术的创新，在历史传说中，有许多关于艺术家的故事。如这一时期流行的王羲之题扇、换鹅等传说，一方面说明王羲之传说故事成为唐人经常讲述的佳话，另一方面则显示出唐代书法艺术热潮在社会风俗中的显现。唐房玄龄等撰《晋书》，理应包含许多历史传说。如其中卷八十《王羲之列传》对此讲述道：“（羲之）尝在蕺山见一老姥持六角竹扇卖之。羲之书其扇，各为五字。姥初有愠色，因谓姥曰：但言是王右军书，以求百钱邪。姥如其言，人竞买之。他日姥又持扇来，羲之笑而不答。”张怀瓘《书断·王羲之》有“题扇”篇，[55]讲述道：“羲之罢会稽住蕺山下，旦见一老姥把十许六角竹扇出市。王聊问：此欲货耶，一枚几钱？答云：二十许。右军取笔书扇扇一字。老姥大怅惋，云：老妇举家朝餐俱仰于此，云何书坏？王答云：无所损，但道是王右军书字，请一百。既入市，人竞市之。后数日复以数扇来诣，请更书。王笑而不答。”再如《晋书》卷八十《王羲之列传》讲：“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张怀瓘《书断》中“王羲之以书换鹅”故事记述道：“羲之性好鹅。山阴昙
村有一道士养好者十余。王清旦乘小舡，故往看之，意大愿乐，乃告求市易。道士不与，百方譬说，不能得之。道士言性好道，久欲写河上公老子，缣素早办，而无人能书。府君若能自屈书老子道德各两章，便合群以奉。羲之停半日，为写毕，笼鹅而归，大以为乐。”
王羲之是历史人物，其传说故事被历史典籍所载，也被社会文献所记，是传说影响了历史文化，还是历史文化影响了传说？应该说，此中以传说形式书写历史的方式，确实是对司马迁《史记》史传文风的继承。这些传说也映现出唐代书法热潮的重要成因。
再者是传统民间文学内容的当下存在，尤其是民间传说故事的被继续讲述现象，融入了唐代社会风俗。如克罗齐关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一切民间传说之所以被继续讲述，也都是时代的“这一个”讲述，更不用说是当代语境下的讲述。此一方面说明这些传统的民间传说在这一时期有具体的流传，另一方面说明，在流传中形成了这一时期的文化特色，包括各种具体的社会风俗观念。
如著名的牛郎织女故事、孟姜女故事、董永故事与二十四孝故事，以及大量的报恩故事、精怪故事、神仙故事，之前都以不同的记述形式在文献中曾经出现，在这一时期都有被继续讲述。
一般认为，孟姜女故事的根源与齐侯郊吊相关，《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中有“齐侯还自晋，不入。遂袭莒……莒子亲鼓之，从而伐之，获杞梁。……齐侯归，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吊之。辞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齐侯吊诸其室”，汉代王充《论衡》中有哭城等内容，其他像刘向撰《列女传》卷三《仁智传·齐杞梁妻》等文献，记述内容是孟姜女故事杞梁妻具体出现的重要转折点，其故事完整记述并被定型，则体现于唐代《同贤记》。有《雕玉集·感应篇第四》中“杞良妻”（“杞梁妻”）故事，即引自《同贤记》。其记述道：
杞良，秦始皇时北筑长城，避苦逃走，因入孟超（据下文，当作起字）后园树上。
起女仲姿浴于池中，仰见杞良而唤之，问曰：“君是何人，因何在此？”
对曰：“吾姓杞名良，是燕人也。但以从役而筑长城，不堪辛苦，遂逃于此。”
仲姿曰：“请为君妻。”
良曰：“娘子生于长者，处在深宫。容貌艳丽，焉为役人之匹？”
仲姿曰：“女人之体，不得再见丈夫，君勿辞也。”
遂以状陈父而父许之。
夫妇礼毕，良往作所。主典怒其逃走，乃打煞之，并筑城内。起不知死，遣仆欲往代之，闻良已死，并筑城中。
仲姿既知，悲哽而往，向城号哭。
其城当面一时崩倒，死人白骨交横，莫知孰是，仲姿乃刺指血以滴白骨，去（按，疑当作云字）若是杞良骨者，血可流入。即沥血。果至良骸血径流入，使将归葬之也。
出《同贤记》。二说不同，不知孰是。
此中“二说不同，不知孰是”，正是唐代社会风俗的故事语言。其中的“女人之体，不得再见丈夫，君勿辞也”与“哭城”“啼血”等内容，明显应该是当世风俗作为现象所形成的情节于信仰，已经明显不同于当年的“齐王郊吊”等原型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晚唐五代敦煌曲子中《捣练子》，其中直接称孟姜女即杞梁妻，其唱道：“孟姜女，杞梁妻，一去烟（燕）山更不归。造得寒衣无人送，不免自家送征衣。长城路，实难行，乳酪山下雪雰雰。吃酒则为隔饭病，愿身强健早还归。”前面已经列举敦煌石窟中所藏晚唐五代变文《孟姜女变文》，保留了基本情节的歌唱，而且有许多道白语言，诸如“哭之以（已）毕，心神哀失，懊恼其夫，掩从亡没。叹此贞心，更加愤郁。髑髅无数，死人非一，骸骨纵横，凭何取实。咬指取血，洒长城已（以）表单（丹）心，选其夫骨”；“三进三退，或悲或恨，鸟兽齐鸣，山林俱振。宛魂□□，□□□□，点血即肖（消），登时渗尽。□脉骨节，三百余分，不少一支，□□□□□□。更有数个髑髅，无人搬运，姜女悲啼，向前借问：‘如许髑髅，佳俱（家居）何郡？因取夫回，为君传信。君若有神，儿当接引’”；“□□□□□骨，自将背负，懊恼其，□□□□□□□文祭曰：△年△月△日，□□□□□□□庶修（羞）之奠，敬祭□□□□□□行俱备，文通七篇。昔有之日，名振（响）于家邦，上下无嫌，刚柔得所。起为差充兵卒，远筑长城，吃苦不襟（禁），魂魄皈于蒿直（里）。预若红花标（飘）落，长无□萼之晖；延白雪以词（祠）天，气（岂）有还云之路。呜呼，贱妾谨馔单杯，疏兰尊于玉席，增韵飨以金杯。惟魂有神，应时纳受。祭之已了，角束夫骨，自将背，□□□□□来”云云。文中“□□□□□□”系模糊不清文字。另外，此处还有一些诗赞，如其以所谓“古诗曰”所引“陇上悲云起，旷野哭声哀，若道人无感，长城何为颓？石壁千寻列，山河一向迥，不应城崩倒，总为妇人来。塞外岂中论，寒心不忍闻”，是典型的说唱风俗中内容。敦煌文献是后世发现，与《同贤记》等当世文献作对照，更见唐代风俗与民间传说的存在状况。
如董永故事，早在汉代出现，干宝《搜神记》有记述。此唐释道世撰《法苑珠林》卷六十二有具体记述，其故事文本应该引自于刘向《孝子传》“董永”篇，与干宝《搜神记》卷一《董永》中内容基本相同，其记述道：“富公以供丧事。道逢一女，呼与语云：愿为君妻。遂俱至富公。富公曰：女为谁？答曰：永妻，欲助偿债。公曰：汝织三百匹，遣汝。一旬乃毕。出门谓永曰：我天女也，天令我助子偿人债耳。语毕，忽然不知所在。”敦煌遗书中的句道兴撰《搜神记》“董永”所述，有“昔刘向《孝子图》”云云，与干宝《搜神记》卷一《董永》中没有太多差别，其生活性内容更突出。如其讲述：
昔刘向《孝子图》曰：有董永者，千乘人也。小失其母，独养老父。家贫困苦，至于农月，与辘车推父于田头树荫下，与人客作，供养不阙。
其父亡殁，无物葬送，遂从主人家典田，贷钱十万文。
语主人曰：“后无钱还主人时，求与殁身主人为奴一世常（偿）力。”
葬父已了，欲向主人家去。在路逢一女，愿与永为妻。
永曰：“孤穷如此，身复与他人为奴，恐屈娘子。”
女曰：“不嫌君贫，心相愿矣，不为耻也。”
永遂共到主人家。主人曰：“本期一人，今二人来，何也？”
主人问曰：“女有何技能？”
女曰：“我解织。”
主人曰：“与我织绢三百匹，放汝夫妇归家。”
女织经一旬，得绢三百匹。主人惊怪，遂放夫妻归还。行至本相见之处。
女辞永曰：“我是天女，见君行孝，天遣我借君偿债。今既偿了，不得久住。”
语讫，遂飞上天。前汉人也。
敦煌遗书有写本《孝子传》，载“董永”故事，文末出现了“天子徵永，拜为御史大夫”等文字。如其记述：
董永，千乘人也。少失其母，独养于父，家贫佣力，笃于孝养。至于农月，永以鹿车推父至于畔上，供养如故。后数载，父殁，葬送不办。遂与圣人贷钱一万，即千贯也，将殡其父。
葬殡已毕，遂来偿债，道逢一女，愿欲与永为妻。
永曰：“仆贫寒如是，父终无已殡送，取主人钱一万，今充身偿债为奴，乌敢屈娘子。”
妇人曰：“心所相乐，诚不耻也。”
永不得已，遂与妇人同诣主人。
主人曰：“汝本言一身，今二人同至，何也？”永曰：“买一得二，何怪也。”
“有何所解也？”
答曰：“会织绢。”
主人云：“但与织绢三百匹，放汝夫妻皈还。”
织经一旬，得绢三百匹。主人惊怪，遂放二人归回。
行至本期之处，妻辞曰：“我是天之织女，见君至孝，天帝故遣我助君偿债。今既免子之难，不合久在人间。”
言讫，由升天。永掩泪不已。
天子徵永，拜为御史大夫。
将此故事讲述语言进行对比，便可以看到其叙事方式的异同。尤其是敦煌遗书有写本《孝子传》，与句道兴本《搜神记》和干宝《搜神记》所记内容的差别，是古今相异，在同异中体现出唐代社会风俗中董永故事的流传意义。
唐代许多民间传说故事与干宝《搜神记》所记述内容相联系。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由夺妻之恨故事所演绎，其实应该是梁山伯祝英台故事与孟姜女故事的元素在此都有表现，如其中的韩朋妻使宋王以三公之礼葬韩朋后自尽，便与孟姜女故事中逼迫齐王或秦始皇葬礼出丑相同。故事此前章节中已经提及。许多人以为其原型在于干宝《搜神记》中的“韩朋妻”（“韩凭妻”）；李亢《独异志》中有《相思树》，明显取材于干宝《搜神记》，而且引题即为“《搜神记》曰”，其记述道：“宋康王以韩朋妻美而夺之，使朋筑青凌台，然后杀之。其妻请临丧，遂投身而死。王令分埋台左右。期年，各生一梓树，及大，树枝条相交，有二鸟哀鸣其上，因号之曰相思树。”这是直接记述。唐代刘恂《岭表录异》中有“韩朋鸟”，同样取自《搜神记》，其记述道：“韩朋鸟者，乃凫鹥之类。此鸟双飞泛溪浦。水禽中，㶉
鸳鸯
，岭北皆有之，惟韩朋鸟，未之见也。案，干宝《搜神记》云：大夫韩朋，其妻美，宋康王夺之。朋怨，王囚之，朋遂自杀。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自投台下，左右捉衣，衣不胜手，遗书于带曰：‘愿以尸还韩氏而合葬。’王怒，令埋之。二冢相望，经夜忽见有梓木生二冢之上，根交于下，枝连其上。又有鸟如鸳鸯，恒栖其树，朝暮悲鸣。南人谓此禽，即韩朋夫妇之精魂，故以韩氏名之。”敦煌石室中有《韩朋赋》，增加奸臣梁伯挑唆等新的内容，有青、白两石埋于道路东、西两侧，两侧生出的桂树、梧桐枝叶相笼，根下相连，下有流泉，绝道不通，以及宋王拾到他们夫妇所化鸟的羽毛，用以磨拂颈项，其头被羽毛割掉落地等情节，故事能够可以与之相对照，以窥唐代社会风俗之一斑。诸如“韩朋夫妇之精魂”作为民间信仰，又如何不是唐代社会所具有？
再如中国民间故事上著名的田螺姑娘故事。晚唐皇甫氏《原化记·吴堪》所记内容与陶潜《搜神后记》中《白水素女》情节有相似之处，是唐代田螺故事的典型记录保存文本。如其讲述：
常州义兴县，有鳏夫吴堪，少孤无兄弟。为县吏，性恭顺。其家临荆溪，常于门前，以物遮护溪水，不曾秽污。每县归，则临水看玩，敬而爱之。积数年，忽于水滨得一白螺，遂拾归，以水养。
自县归，见家中饮食已备，乃食之。如是十余日，然堪为邻母哀其寡独，故为之执爨，乃卑谢邻母。
母曰：“何必辞，君近得佳丽修事，何谢老身？”
堪曰：“无。”
因问其母。母曰：“子每入县后，便见一女子，可十七八，容颜端丽，衣服轻艳。具馔讫，即却入房。”
堪意疑白螺所为，乃密言于母曰：“堪明日当称入县，请于母家自隙窥之，可乎？”
母曰：“可。”
明旦诈出，乃见女自堪房出，入厨理爨。堪自门而入，其女遂归房不得。
堪拜之。
女曰：“天知君敬护泉源，力勤小职，哀君鳏独，敕余以奉媲，幸君垂悉，无致疑阻。”
堪敬而谢之，自此弥将敬洽。
闾里传之，颇增骇异。
时县宰豪士，闻堪美妻，因欲图之。堪为吏恭谨，不犯笞责。
宰谓堪曰：“君熟于吏能久矣，今要虾蟆毛及鬼臂二物，晚衙须纳。不应此物，罪责非轻。”
堪唯而走出，度人间无此物，求不可得，颜色惨沮。归述于妻，乃曰：“吾今夕殒矣！”
妻笑曰：“君忧余物，不敢闻命；二物之求，妾能致矣。”
堪闻言，忧色稍解。
妻曰：“辞出取之。”
少顷而到，堪得以纳令。
令视二物，微笑曰：“且出。”然终欲害之。
后一日，又召堪曰：“我要蜗斗一枚，君宜速冤此。若不至，祸在君矣。”
堪承命奔归，又以告妻。
妻曰：“吾家有之，取不难也。”乃为取之。
良久，牵一兽至，大如犬，状亦类之。曰：“此蜗斗也。”
堪曰：“何能？”
妻曰：“能食火，奇兽也。君速送。”
堪将此兽上宰。宰见之怒曰：“吾索蜗斗，此乃犬也。”又曰：“必何所能？”
曰：“食火，其粪火。”
宰遂索炭烧之，遣食。食讫，粪之于地，皆火也。
宰怒曰：“用此物奚为？”令除火扫粪，方欲害堪。
吏以物及粪，应手洞然，火飙暴起，焚
墙宇。烟焰四合，弥亘城门。宰身及一家，皆为煨烬。
乃失吴堪及妻。
其县遂迁于西数步，今之城是也。
在这里，故事包含的有后世流传甚广的巧媳妇（巧女）故事原型内容，也有地方风物传说，以及精怪故事、报应故事的元素，其中的“虾蟆毛及鬼臂二物”与难题显示，正是唐代社会风俗中的禁忌与信仰所显示的存在现象。或者可以说，没有不存在文化与风尚的故事；故事被讲述的开始，就已经因为时代的语言所规定而具有风俗的一系列特征显示出来。
如二十四孝故事，此前文献中多有出现，此时被记述，显示出另外一番景象。郭巨埋儿故事，唐释道世所编《法苑珠林》有保存，其卷四十九《忠孝篇》，引述刘向《孝子传》中“郭巨故事”，但在记述内容上，明显具有唐代社会风俗的特点。如其讲述：“郭巨，河内温人，甚富。父没，分财二千万为两，分与两弟，己独取母供养。寄住，邻有凶宅，无人居者，共推与之，居无祸患。妻产男，虑养之则妨供养。乃令妻抱儿，欲掘地埋之，于土中得金一釜，上有铁券，云：赐孝子郭巨。”敦煌文献中同题材料也有记述。
敦煌遗书中句道兴本《搜神记》“郭巨”记述道：
昔有郭巨者，字文气，河内人也。家贫，养母至孝。
巨有一子，年始两岁。巨语妻曰：“今饥贫如此，老母年高，供勤孝养，恐不安存。所有美味，每减与子，令母饥羸，乃由此小儿。儿可再有，母难重见。今共卿杀子，而存母命。”
妻从夫言，不敢有违。其妻抱子往向后园树下，欲致子命。
巨身掘地，欲拟埋之，语其妻曰：“子命尽未？”
妻不忍即害，必称已死。
巨掘地得一尺，乃得黄金一釜，釜上有铭曰：“天赐孝子之金。郭巨杀子存母命，遂赐黄金一釜。官不得夺，私不得取。”
见金惊怪，以呼其妻，妻乃抱子往看。
子得平存未死，妻乃喜悦。遂即将送县，县牒上州，州送上台省，天子下制，金还郭巨，供养其母，标其门闾，以立孝行，流传万代。后汉人也。
敦煌写本《孝子传》“郭巨”记述道：
郭巨字文举，河内人也。家贫，养母至孝。
妻生一子，年三岁。巨谓妻曰：“家贫如此，时岁饥虚，所得饮食，供养老母，犹不充饱，更被婴孩分母饮食。子可再有，母不可得。共卿埋子以全母命。”
巨妻不敢违，从夫之意。巨自执鍫，妻乃抱儿来入后园。
令妻杀子，巨即掘地，才深一尺，掘着一铁器，巨低腰顾视，乃见一釜，釜中满盈黄金。
巨速招妻。
妻曰：“抱儿则至。”
儿且犹活，妻不忍下手。
夫谓妻曰：“卿见此釜之金，其上有铁券云：‘天帝赐孝子黄金，官不得夺，私不许侵。’”
巨既得金，惊怪不已，乃陈于县，县以申州，州与表奏天子。
天子下诏曰：“金还郭巨，供养其母。”乃表门以彰孝德。
与之同为孝故事的是丁兰刻母。唐代文献中出现内容的变化。释道世《法苑珠林》载此故事，其卷四十九《忠孝篇》，引刘向撰《孝子传》“丁兰”，记述道：“丁兰，河内野王人也，年十五丧母。刻木作母事之，供养如生。兰妻夜火灼母面，母面发疮。经二日，妻头发自落如刀锯截，然后谢过。兰移母大道，使妻从服三年拜伏。一夜忽如风雨，而母自还。邻人所假借，母颜和，即与；不和，则不与。”敦煌写本《孝子传》“丁兰”，存“丁兰列（刻）木作慈亲，孝养之心感动神，并舍忽然偷斩却，血流洒地真如人”残句。敦煌遗书中句道兴《搜神记》记述道：“昔有丁兰者，河内人也。早失二亲，遂乃刻木为母，供养过于所生之母。其妻曰：木母有何所知之，今我辛勤，日夜侍奉？见夫不在，以火烧之。兰即夜中梦见亡母语兰曰：新妇烧我面痛。寝寐心惶，往走来归家，至木母前，倒卧在地，面被火烧之处。兰即泣泪悲啼，究问不知事由。妻当巨讳，抵死不招。其时妻面上疮出，状如火烧，疼痛非常，后乃求哀伏首，始得差也。”应该说，在对妻子的惩罚中，这些惩罚行为就应该是当世的风俗。
述往事，意在于说现实。如牛僧孺编《玄怪录》卷四《侯遹》，以“隋开皇初，广都孝廉侯遹”经历讲述“投笈”的故事：
隋开皇初，广都孝廉侯遹入城，至剑门外，忽见四黄石，皆大如斗。遹爱之，收藏于笼，负之以驴，因歇鞍取看，皆化为金。
遹至城货之，得钱百万，市美妾十余人，大开第宅，近甸良田别墅，货买甚多。
后乘春景出游，尽载妓妾随从，下车陈设酒肴。忽有一老翁，负大笈至，厕下坐，遹怒诟之，命苍头扶之，皆不嗔恚，但引满杯啖炙而笑云：“吾此来求君偿债耳。君将我金去，不憶记乎？”
尽取遹妓妾十余人，投之于笈，亦不觉笈中之窄，负之而趋，走若飞鸟，遹令苍头驰马逐之，斯须已失所在。
自后遹家日贫，却复昔日生计。
十余年，却归蜀，到剑门，又见前者老翁，携所将妓妾游行，傧从极多，见遹皆大笑。
问之不言，逼之又失所在。访剑门前后，并无此人，竟不能测也。
《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先有“《续齐谐记》云”，明确指出其作为民间传说故事的出处，又在结尾处称“余以吴均尝览此事，讶其说，以为至怪也”，其讲述道：
《续齐谐记》云，许彦于绥安山行，遇一书生，年二十余，卧路侧，云足痛，求寄鹅笼中，彦戏言许之。
书生便入笼中，笼亦不更广，书生与双鹅并坐，负之不觉重。
至一树下，书生乃出笼，谓彦曰：“欲薄设馔。”
彦曰：“甚善。”
乃于口中吐一铜盘，盘中海陆珍羞，方丈盈前。
酒数行，谓彦曰：“向将一妇人相随，今欲召之。”
彦曰：“甚善。”
遂吐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貌绝伦，接膝而坐。
俄书生醉卧，女谓彦曰：“向窃一男子同来，欲暂呼，愿君勿言。”又吐一男子，年二十余，明恪可爱，与彦叙寒温，挥觞共饮。
书生似欲觉，女复吐锦行障障书生，久而书生将觉，女又吞男子，独对彦坐。
书生徐起谓彦曰：“暂眠遂久留君，日已晚，当与君别。”
还复吞此女子及诸铜盘，悉纳口中留大铜盘与彦别曰：“无以藉意，与君相忆也。”
释氏《譬喻经》云：昔梵志作术，吐出一壶，中有女与屏处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复作术，吐出一壶，中有男子，复与共卧。梵志觉，次第互吞之，柱杖而去。
余以吴均尝览此事，讶其说，以为至怪也。
其中所记内容与此前相比有多少差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以孝为主体的传说故事被继续讲述。其讲述的过程本身，就是社会风俗，体现了唐代社会对于孝道的理解与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