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中共一大第一次预备会议上，张国焘代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作报告。报告的开头，便把北京称为“世界上最奇怪的城市”：
大家知道，北京是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近五百年来，又是中国的首都。在清朝时，有许多满族人居住在那里，他们利用与帝王的关系，一直保持着不成体统的生活方式。现在还有将近二十万这样的居民，他们非常忠顺，他们仍然不从事任何固定的职业。除了这些懒汉以外，还要再加上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员，以及簇拥在他们周围的各种寄生虫。此外，还有他们的家属。再就是，还有约三万干着各种各样可疑职业的人。北京的人口不超过九十三万，可以大胆地说，有一半以上是游手好闲的人。的确可以说，北京是世界上最奇怪的城市。[1]
张国焘用“顺民”“懒汉”“寄生虫”“文武官员”和“一直保持着不成体统的生活”来概括北京的氛围，实际上这也是当时鲁迅的感受。
作为“世界上最奇怪的城市”，北京的生活与“严正的工作”、劳动毫无关系，升官发财、钩心斗角、赌钱捧戏子，这是北京官场的必需和必备，却是鲁迅所不愿意的。新教育、社会教育、小说入教材，这是鲁迅所热衷的，但在同僚们看来，那几乎就是发疯和胡闹。
正经、正常目之为癫狂与胡闹，胡闹、胡混反而是正经。在同僚们眼里，鲁迅是有些癫狂的，正如在鲁迅眼里，怪诞的却是这座古老的城。
既然不愿赌钱交际，既然“严正的工作”是办不得、办不成的空想，那就不如去抄古碑吧。
鲁迅的心一天比一天寂寞。每日的古碑抄写还是照例。那时的他，既没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更没有什么主义亟待高呼。生命就在这样的暗夜逐渐沉寂，如同春日嫩绿的树叶终究在瑟瑟秋风中枯萎、坠落，归入死灭。
那天傍晚，鲁迅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仰着头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如何变得暗沉，冰冷的槐蚕偶然落在头颈上。胡同里不时传来狗吠，原来是有客人来访。
来人是他的绍兴同乡钱玄同。
钱玄同是绍兴大儒徐树兰的孙女婿，徐树兰则是蔡元培科场登龙的引路人。钱玄同与蔡元培是世交，钱家一门在浙江树大根深。
早在1906年的东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的钱玄同，便与鲁迅同时拜在章太炎门下学习经学，因此加入同盟会。鲁迅与钱玄同，更曾经一起创办留学生刊物《浙江潮》《新生》。同为章门弟子，他们也曾是革命党中“浙派”干将。
1906年7月5日，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之演讲中说：
大概为人在世，被他人说个疯颠，断然不肯承认……独有兄弟却承认我是疯颠，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颠，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为什么缘故呢？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略高一点的人，富贵利禄的补剂虽不能治他的神经病，那艰难困苦的毒剂，还是可以治得的，这总是脚跟不稳，不能成就甚么气候。[2]
做大学问、成大事，就不怕被人目为“狂人”、神经病——历史证明，章太炎的这些话是后来五四那一代人的灵魂的写照。
而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是以“狂人”的形象，一举抓住了那些先觉者的灵魂。
在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的夜里，鲁迅窥到了钱玄同心中莫名的激动，因为来访者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似乎心房还在怦怦跳动——鲁迅说，那也许是因为怕狗。
“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他翻着那古碑的抄本，不解地问。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你知道陈独秀，他正办一本叫《新青年》的杂志——”[3]
“那又如何？”
鲁迅对《新青年》并不陌生，在他看来，这不过依然还是《浙江潮》《新生》之类。
鲁迅的祖父虽也是翰林，但并非蔡元培的恩师。蔡元培突然挂冠而去，并没有告诉他去向。寂寞的鲁迅不像钱玄同那样爱四处打听消息，自然也不知道蔡元培如今的动向。他只是知道，章太炎早已经被袁世凯放逐。知道他的人，无非以为此人是“章疯子”。同盟会已经改组，孙中山远在天边，革命党人不知所终，浙派革命党人自然土崩瓦解，而世界还是原来的世界。
东京上野的樱花早已是凋谢的旧梦，改变这个“世界上最奇怪的城”，孙中山、章太炎、蔡元培尚且不能，就凭陈独秀主编的一本《新青年》杂志，便要改天换地吗？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4]钱玄同激动地反驳道。
想必钱玄同的心跳，不是因为怕狗，而是因为激动。消息灵通的他，似乎已经窥见了一种转变的契机。
对于钱玄同所说的“既然已经起来”的几个人，鲁迅并没有去追问，也不抱什么期望。在他看来，“当下中国的弊病实在很严重，要最彻底的药剂才能治愈，靠既然已经起来的几个人，是无济于事的”。
鲁迅在心中长叹着。他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那一夜，钱玄同的激动还是莫名地感染了他。鲁迅缓缓地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几口，陷入了沉默。烟雾缭绕中，他仿佛又看到自己创办《浙江潮》《新生》时孤独的身影。那时，他也无比渴望有人同自己一起呐喊，现在还有什么理由冷漠地自暴自弃呢？
钱玄同的激动毕竟是可爱的，三十多岁的人的激动，总是可爱的——总不能这样的老去吧。
鲁迅摁灭了手中的烟头，微笑着对钱玄同说：“好吧，我答应你。”
激动并不见得是坏处，因为沉默、麻木比死亡更可怕。既然有几个人已经醒来，就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