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不罢，看北大
1919年5月5日，星期一。
学生闹了一天，北洋政府的面子碎了一地。政府抓了学生，学生自然没有安然复课的可能。被捕的主要是北大学生，所以各校一致向北大看齐。当时流行一个说法：“罢不罢，看北大。”如果北大罢课，北京其他学校都会跟进。
校长在奔走，同学的事，北大的事，大家自然要担起来。
当天下午三点，北大学生会议在北大三院法科礼堂召开，来自北京中等以上学校三千多名学生，讨论下一步的斗争办法。会议由段锡朋主持，他首先报告上午各校代表达成了以下决议：
（1）立即开展营救被捕同学活动，各校一律罢课，至被捕同学回校为止；
（2）敦促各高等学校校长与政府交涉，营救保释被捕同学；
（3）联合上书政府，要求惩办曹、章、陆；
（4）打电报给巴黎的我国专使，对青岛问题要死力抗争，决勿签字；
（5）通电全国教育会、商会，一致行动。[15]
随后，罗家伦向大家报告了与报界、商界接洽的情形。商界对学生极为同情，定于明日开紧急大会商议方法。报界也希望各界一齐努力，并提出学界组织总机关，若电报不能外发，报界可以代劳，总机关内部要组建一个新闻团，专责传布新闻于各界。此外，又建议学生派代表到上海接洽各界。
段锡朋号召大家，如果被拘同学不能放回，最后手段就是联络各校学生到地方厅自首，决不能使少数学生担负全体的责任。
大会宣布：5月7日全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总罢课。
当天下午，北京14所专门以上学校的校长，在北大开会。会议决定：
此事乃多数市民运动，不可让被拘之少数学生负责，若指此次运动为学校运动，亦当由各校校长负责，应先推举代表往警察厅要求释放学生，如警厅不允，则往总统府，总之不释放此少数学生，誓不终止。若政府不能容纳众议，虽致北京教职员全体罢职亦所不惜云。[16]
会议推举北大校长蔡元培、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陈宝泉、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等校长代表共八人，一起前往警察厅、教育部、总统府请愿，要求保释被捕学生，但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拒绝。
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校长继续在北大开会，会后再次到教育部请求释放学生。大家又去警察厅找吴炳湘，并表示如果今晚还不能释放学生，各校秩序都将难以维持。吴炳湘答复，只要学生取消明天（5月7日）的大罢课，被捕学生就可释放。校长们问他有什么保证，情急之下，吴炳湘指天画地发誓说：“如果复课而不放学生，我吴炳湘便是你们终身的儿子。”蔡元培问吴炳湘如果请示总统，总统不同意放人该如何，吴慨然回答：我也是中国人，大不了官不做了！
晚上，蔡元培回到北大，立即把罗家伦、方豪等学生领袖找来商量。罗家伦同意取消罢课，但他也很为难：“现在如果尽让同学们关在里面，也不成事，况且我们这一次有放火及殴伤等重大情节，章宗祥还没有脱离危险境界，有两天没有大小便，医生说他命在旦夕了。政府又捉去我们几个人，用这几个人去抵命，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罗家伦担忧地问校长们：“若是我们明天复课，他们不放人，怎么办？”校长们无奈，也只能实话实说：“我们可以用生命人格为担保，而且吴炳湘也曾发誓。”
事情到了这一步，罗家伦觉得应该答应政府的条件。他没有想到，其他学生领袖都反对，认为未经学生联合会的讨论，这样答应下来是越权。罗家伦说：“现在为减少被捕同学之危险，这件事非如此办不可，我们只有从权办理了。”
看到罗家伦已经急得哭了起来，学生联合会总算作罢。
在蔡元培校长和北京各高校校长的联名保释以及社会各界的积极营救下，5月7日上午10点左右，32名被捕学生以取保候审的名义，被全部释放。各学校出动六辆汽车，赴警察厅欢迎获释同学。被捕同学却以青岛问题还没解决为由，不肯出狱。经吴炳湘再三劝告，才肯离去。
当汽车行驶至北大时，马路两旁的市民欢呼声雷动，好像迎接凯旋的英雄一般。学生们也鼓掌答谢，不停高呼：“学生万岁！”“还我青岛！”
那天上午，北大全校学生聚集在汉花园红楼北面的广场上，迎接被捕学生许德珩等20人归来。被捕北大同学在掌声、欢呼声中被迎进广场，分别站在事先准备好的五张方桌上和同学见面，大家都非常激动。
蔡元培校长对同学们表达了慰问和勉励。同学们也纷纷上前亲切问候，彼此感动得热泪盈眶，说不出话来。他们从桌上跳下来，走到红楼返回各自的宿舍。接着，大家就分头参加“五七”国耻纪念日的各项活动中去了。
学生赢得了与北洋政府的第一场战斗的胜利，但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这一目标并没有实现。1919年5月21日，黎元洪通知在法国的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文件上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