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总司令
1914年至1918年，欧战爆发，世界资本主义发生重大危机。这期间只有中国置身事外，无非是派了劳工去欧洲，以解决战争期间欧洲劳动力短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近代以来一个“关起门来和平发展”的时期。因此，有人把这个时期称为“中国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甚至有人说，北洋政府时代，北大教授的薪水是历史上最高的，他们的生活是最富裕乃至奢华的。于是，一个问题产生了：这些人何以放着好日子不过，而要发动什么五四运动呢？
实际上，与其说那是“中国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还不如说那是一个浮华的末世。
正因为北大教授薪水高，学生出身好，故在蔡元培到任之前，北大的学风就是一个“混”字。那个时候，教师不好好教书，也不敢好好教书，因为学生都有背景，如果课程难了、要求严了，学生就群起而攻之，以至于教师称“中堂大人”，学生称“老爷”。考试之前，教师一定是把题目告诉学生，如果不让学生过关，老师就一定混不下去。于是，北大就这样成为“大观园”，所谓北大学生生活，无非就是娱乐，而娱乐，就是喝花酒、打麻将、嫖妓，就是醉生梦死，就是蔡元培说的“不正当娱乐”。
还有一条就是大官兼课。这些大官一个学期来不了几次，但每来讲座，学生便趋之若鹜。所谓讲座，无非讲混官场、混人事关系的门道。学生平时不上课，忙着追捧官僚，对于官场的门道，个个烂熟于心，至于学问，则是一塌糊涂。
这就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之前的北大。
李大钊进而指出，如果说当时的北大学生是混子，那么北洋的官场不仅是混子，而且还是一群“戏子”。他们把国家大事等于峨冠博带的表演，乃至嘉年华活动，这样的戏子作风、戏子表演，以大吹大擂去参加巴黎和会为最。在北洋政府看来，巴黎和会不是国家利益的博弈，而是一个“大派对”，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护住面子，把这场活动搞“圆满”了。
在1919年5月18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二十二号上，李大钊发表了《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最大的耻辱，还不是把青岛丢失了，而是在青岛丢失了之后，还要维护巴黎和会这个“派对”，还要把丧事当喜事办，还要争什么对于山东的“五国共管”，好像只要去参会了，只要会议“圆满闭幕”了，中国就有面子了。李大钊质问：巴黎和会是什么？是分赃，中国代表团去干什么？去开“派对”，去西装革履、峨冠博带地表演——这种戏子作风，才是中国最大的耻辱。
李大钊接着说：
大家都骂曹、章、陆这一班人为卖国贼，恨他们入骨髓，都说政府送掉山东，是我们莫大的耻辱，这抱侵略主义的日本人，是我们莫大的仇敌。我却以为世界上的事，不是那样简单的。这作恶的人，不仅是曹、章、陆一班人，现在的世界仍然是强盗世界啊！日本人要我们的山东，政府答应送给他，都还不算我们顶大的耻辱。我们还是没有自立性，没有自决的胆子，仍然希望共同管理，在那“以夷制夷”四个大字下讨一种偷安苟且的生活，这真是民族的莫大耻辱啊！日本所以还能拿他那侵略主义在世界上横行的原故，全因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那么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啊！我们若是没有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也还是没有效果。我们的三大信誓是：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26]
什么是腐败？大学生是混子，官场是戏子——这种末世浮华，就是最大的腐败。
正是在这一片腐败之气的笼罩之下，鲁迅说，心死了。正是在这样从昏睡到死灭的铁屋子里，国亡了！
蔡元培要整顿的，就是北大的混子习气，这种整顿必然波及官场的戏子作风。
从五四学生运动往回看新文化运动和北大改革，许多事情会看得更加清晰。当年，蔡元培到任不久，林纾便给他发了一封公开信，认为正是蔡元培的改革，造成了北大的学风败坏，其中特别说，所谓新文化运动者，把武则天当作圣王，把卓文君当成偶像，陈独秀等人鼓吹男盗女娼，是人头畜鸣的禽兽。
对此，蔡元培回信公开反驳说：
大学尚无女学生，则所注意者自偏于男子之节操。近年于教科以外，组织一进德会，其中基本戒约，有不嫖、不娶妾两条。不嫖之戒，决不背于古代之伦理。不娶妾一条，则且视孔孟之说尤严矣。至于五常，则伦理学中之言仁爱、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诈，而一切科学，皆为增进知识之需。宁有铲之之理欤？[27]
蔡元培愤怒地回击道，如果说你们这些人的道德好，那么请问，如今上至总统、下至百官，哪一个不是妻妾成群？倡导吃喝嫖赌、纳妾有福的，正是你们这些提倡旧道德的人。
最为诛心的是，蔡元培指出，你们说北京大学败坏了国家，但是天下人都知道，真正败坏民国的，乃是支持袁世凯复辟的筹安会。现在筹安会里的人，还在北大里面混。就是这些人，在攻击北大的改革，攻击国家的改革。毒害青年的也就是这些人，这些人是中国腐败的根源。
1915年8月14日，杨度发起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制造舆论，重要成员就包括严复、刘师培等六人，其中严复是北大校长，刘师培是北大教授。在北洋内部，拥护袁世凯当皇帝的还有段祺瑞的智囊徐树铮、段芝贵、梁士诒等“十三太保”。这些人就是日后安福内阁的主要成员，正是他们构成了政府中的“亲日派”。
蔡元培没有点名，但他在这封痛快淋漓的回信中，把中国政治的阵营已经划分得一清二楚。
因此，五四运动爆发后，起来大骂学生是暴徒、神经病者，除了一个稀里糊涂的梁漱溟之外，就是北大第一任校长、筹安会的主要成员严复，而主张镇压学生的，就是当年拥戴袁世凯复辟的“十三太保”——即后来的安福俱乐部。
在全国民众起来之后，1919年6月9日，李大钊、陈独秀共同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公开指出：当年支持袁世凯复辟的“十三太保”，就是卖国集团的核心，这个腐败集团不去，民国就一日不安。
与蔡元培当年那封给林纾的信不同，这个宣言公开点了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的名。陈独秀、李大钊当然没有蔡元培那样客气，他们主张公开推翻段祺瑞政府，并判处徐树铮死刑。
为安全起见，李大钊建议把宣言送到北大平时印讲义的嵩祝寺旁小印刷所印刷。陈独秀与高一涵连夜赶到印刷所，印成中英两种文字的传单。这份传单写道：
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左：
（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2）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希内外士女谅解斯旨。[28]
不仅公开点名，而且陈独秀和李大钊决定自己去散发这个宣言。
11日下午，陈独秀身着一套白色西装，携带了一批传单与高一涵一同前往宣武门外的新世界游乐场。晚上10点左右，陈独秀爬上新世界屋顶花园，向群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结果被暗探逮捕，秘密押往外右五区警察署。
当晚12点，北洋军阀政府派出一百多名军警前往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陈独秀的住宅，搜出《北京市民宣言》传单、书籍、信札等。
与陈独秀一同前往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高一涵后来回忆说：
1919年6月，我们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主张推翻段祺瑞政府，并宣布京津卫戍司令段芝贵死刑。守常与陈独秀都去散发。当场陈独秀被捕。[29]
由“人民”公开判处政府大员死刑，这是法国大革命的举措。就这样，学生被释放了，但是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却被捕了。
北洋政府和保守派的知识分子既然没能杀了蔡元培，于是就把刀子对准了陈独秀。无论在北洋政府眼里，还是在当时保守的知识界，陈独秀都是个必须除去的异类。
其中，徐树铮就曾主张暗杀蔡元培，他万没想到，陈独秀要判自己死刑。
逮捕陈独秀的同时，徐世昌下令在巴黎和会和约上签字。
6月13日，陈独秀被捕和政府决定签字的消息一经《晨报》披露，各地报纸纷纷转载。作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的创办者，陈独秀的被捕立即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北大爱国师生、北京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正在筹备成立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等群众团体以及各界知名人士等先后发表声明，谴责安福系暴行，要求释放陈独秀。
章太炎紧急致电在杭州的蔡元培，让他千方百计营救陈独秀。
蔡元培致电北洋政府，提出必须追究徐树铮。
陈独秀的被捕以及政府决定在巴黎和会和约上签字，这又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北京的学生运动扩展到全国。
6月21日，上海学界、商界代表集会，在上海的留日学生代表和北京学生代表发言批驳军阀政府主张签字的理由。北京学生代表许德珩在会上发言指出：
北京政府主张签字之理由，首以加入国际联盟为词。但查国际联盟第一条，则以保持联盟各国之状态为主旨。我国今日送一土，明日卖一地，如中日密约不取消，青岛不收回，则加入联盟，也永无收回国权的希望。[30]
这一时期，湖南学生和各界人民在毛泽东、彭璜等领导下也展开了数千人的示威游行。早在5月中旬，邓中夏便以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的身份来到长沙，向毛泽东介绍了北京学生“五四”以来斗争的情况，一起商议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和举行罢课等问题。5月28日，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6月3日，当北京学生遭到军警抓捕、镇压时，长沙学生便以实现总罢课声援，罢课宣言愤怒呼吁：“请斩曹陆，以谢天下！”
与此同时，上海、济南、天津、南京、广州等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工人、学生、爱国商人，先后罢工、罢课、罢市。至此，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范围，扩大到工商各界，由北京发展到遍及全国二十多个省和一百多个城市。
学生运动不可避免地向着国民大革命的方向前进。
凡尔赛和约签字的日期一天天临近。6月27日清晨，北京、天津、山东、陕西等地代表联合向徐世昌递交请愿书，再次强烈要求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废除中日一切密约。
代表们头顶烈日，一直站立在总统府的门外。徐世昌不敢出来见学生，只派出了他的头号副官李达三来应付学生。李达三油腔滑调地对学生们说：“请愿书已经递上去了，但总统今天有重要公事，不能接见。你们的请愿书既然留下了，总统有时间会考虑的。你们不必等，等也不能见，都回去吧！”
代表们听了怒斥道：“在国家危急的紧要关头，难道还有什么比立即拒绝签订卖国条约更重要的事么？我们是为了保卫祖国，才终日奔走呼吁！如果不是挽救国家危急，学生又为什么不去安心读书，竟来到总统府门前，受烈日的暴晒？！”
同时，在巴黎的中国专使顾维钧、王正廷、陆徵祥等又受到我国留法爱国学生和旅法华工的多次强烈抗议和包围。据当时报载，旅居法国的华工和留学生也纷纷集会，要求各专使拒绝签字。
那个时候，李鸿藻的孙子（李石曾的外甥）李宗侗牵头组织了旅法工人几十人，邀请巴黎和会代表团到巴黎哲人厅对话，这里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地方。面对中国工人的质询，顾维钧等人都说对于中日密约，他们事先并不知情，于是大家问陆徵祥是否知情，陆只好承认知情，乃至最终承认自己是犯了糊涂。
随后，法华基金会再邀请代表团对话。那时陆徵祥已经因病住院，留法学生王世杰不容顾维钧说话，开口即痛骂他是卖国贼。整个过程中，顾维钧都在辩解。多年之后，王世杰成为蒋介石政府的外交部长，而对当年王世杰在巴黎的一番怒骂，顾维钧终生耿耿于怀。
6月27日晚，数百名中国学生和商人闯进中国代表团秘书长陆徵祥住所花园，警告他说，如果签字，“要将他痛打一顿”“要杀死他”。6月28日预定签字的这一天，中国留法学生和工人包围了各专使的寓所，不准专使出门。
顾维钧晚年尚心有余悸地回忆说：
在巴黎的中国政治领袖们、中国学生各组织，还有华侨代表，他们全都每日必往中国代表团总部，不断要求代表团明确保证，不允保留即予拒签。他们还威胁道，如果代表团签字，他们将不择手段，加以制止。[31]
当天，陆徵祥给北京政府发了电报，表明拒绝签字的个人立场：
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另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之提请重议云云。岂知直至今午时，完全被拒。此事于我国领土完整及前途安危，关系至巨。祥等所以始终不敢放松者，固欲使此问题有一线生机，亦免使所提他项希望条件生不祥影响。不料大会专横至此，竟不稍顾我国纤微体面，曷胜愤慨。弱国交涉，始争终让，几成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之可言。内省既觉不安，即征诸外人论调，亦群谓中国决无可以轻于签字之理。详审商榷，不得已当时不往签字；当即备函通知会长，声明保存我政府对于德约最后决定之权利等语，姑留余地。[32]
陆徵祥在官场多年，原本不想为此事顶缸，但他最终决定豁出去了，决不签字。除了良心发现之外，这与他长期受到夫人影响有关。
陆徵祥夫人是比利时人，出身于外交官世家，也是虔诚的基督徒，夫妇感情深厚。陆夫人不幸早逝，临终前她对陆徵祥说：“你是对得起我们的爱情的，但是，你一生最大的罪过就是签订了‘二十一条’，因此对不起你的祖国，对不起上帝。为此，你要为自己的罪过忏悔。”
夫人去世后，陆徵祥进入比利时本笃派修道院成为修士。临终之际，修道院长说，中国占了你心的一半。此时陆已不能言，但伸出三根手指，修道院长说：是占了四分之三。他微笑着点了点头。
顾维钧晚年在回忆录中谈及参加巴黎和会闭幕期间，经过巴黎街头时的心情：
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此时，国内的学生代表们和自愿加入的群众，则继续在总统府门前请愿。晚上8点左右，徐世昌终于坐不住了，被迫下令开放大门，接见了代表们。这时外面的群众向代表们振臂高呼：“坚持拒绝签字！我们作你们的后盾。不达目的，绝不回去！”代表们郑重表示：“绝对不辜负大家的嘱托。”
各地代表坚决要求徐世昌：“今晚非去电拒绝签字不可！”徐世昌此时已知陆徵祥等拒绝签字，于是勉强说：“政府当然接受民意，不签字就是了。你们好好回去安心读书吧！”代表们则说：“大总统既然答应拒绝签字，请立即拟好电文拍发出去。我们回去，也好向同胞们交代。”
在全国人民掀起的拒签和约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徐世昌无奈下令秘书当场拟好电文，发往巴黎，要求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王正廷拒绝签署巴黎和约。
五四爱国运动，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洗礼，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浴火重生。因为这场运动，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生，一洗浮华混日子的作风，从此作为“新青年”站了起来。
正是因为这场运动，中国的读书人乃至陆徵祥这样的官僚，对于国家的沉沦腐败，也有了良心的不安。
在这场运动中，那个在浮华中沉沦的民族觉醒了，那些在铁屋子里昏睡的人觉醒了。他们说：从来如此便对吗？中国和中国人，难道就这样温水煮青蛙地混下去吗？
北大学生们的斗争并没有结束，“挽蔡”斗争还没有取得明显结果。6月3日，北洋军阀政府大肆镇压学生运动，并于6月6日正式批准蔡元培辞职，任命胡仁源任北京大学校长。北大学生立即于6日晚召开全体大会，上书政府要求收回成命，并派代表警告胡仁源“万勿到校”。
6月11日，北大教职员集会向政府公开声明：北大校长“除蔡元培外，绝不承认第二人”。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商会等也一致声援。北洋军阀政府被迫在6月中旬，以教育部训令的形式将胡仁源调教育部任用，免去了他的北大校长职务。
6月2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不得不派代表与北京教职员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北京大学师生代表汤尔和等齐到杭州迎接蔡元培回京复任。
7月9日，蔡元培在杭州致电全国学生联合会、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表示胃病“一经痊愈，即当束装北上”。此前，张国焘、许德珩等人曾再度南下，迎接蔡元培返校复职。
经过北大师生、社会各界的不懈斗争和艰苦努力，蔡元培于9月12日回到北京。
在李大钊等的奔走呼吁下，经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京师警察厅迫于压力，9月16日释放了陈独秀。李大钊曾写了一首诗鼓励狱中的他，表示虽然我们的“只眼”丧失了，但我们的报纸已经化成了星星之火，过去我们只是少数人，现在和我们在一起的是无数青年。这里说到的“只眼”，是陈独秀的笔名。诗里说：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证实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33]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34]
那天，学生们在北大三院举行大会，热烈欢迎陈独秀出狱。张国焘任大会主席并致辞，他激动地说：“陈独秀先生是北大的柱石、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五四运动的思想领导者、我们可敬的老师。我们坚决抗议北京政府非法逮捕他，对于他的遭受迫害，深致慰问，对于他的出狱表示由衷欢迎。”
陈独秀则出奇地平静，面对欣喜若狂的学生，他以浑厚的声音，说出了一番令人震惊的话：
同学们，各位同侪，独秀这次坐牢，是受了强力的制裁，因此，就知道了强力的作用。
我过去是相信公理，相信民众的，但这个世界是什么世界？强盗的世界！所以，在坐牢期间，我产生了一个觉悟——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公理、有民众还不够，因为还要用“强力去拥护公理，用民众的强力，去对抗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强力”！
陈独秀表示，要主张强力，因为善不能治恶，治恶只有强力。
“什么是民主？那些被制裁的工人起来，以强力制裁了帝国主义和军阀，这就是真正的民主！光明在前，我们要不怕牺牲！”陈独秀缓缓举起一只手，他的形象定格为历史。
那一刻，陈独秀变了，北大变了。
陈独秀从一个温和的民主派，迅速地走向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从此，他开始相信阶级斗争的学说，也成了真正的“危险分子”。
因散发推翻政府的传单被捕的陈独秀，过了三个多月的铁窗生活，出狱后北洋政府要求他“不得擅自离京”。然而，已经判了北洋政府“死刑”的陈独秀，根本就不把“不得擅自离京”的警告放在心上。
1920年2月，陈独秀接到时任湖北省教育厅长李汉俊的邀请，经上海赴武昌，连续几天在武昌文华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大讲特讲他的《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和《新教育精神》等，当地报纸竞相报道陈独秀的演讲活动。陈独秀的演讲令武汉反动当局深为惊恐，严令他立即停止演讲，离开武汉。
陈独秀2月7日夜乘火车返京，此时，他“私自离京”去武汉演讲的消息已经传开。北洋政府恼羞成怒，准备再次逮捕他。高一涵首先得知这个消息，立即与李大钊商议。两人决定派人到车站将陈独秀截下，先接他到王星拱家暂避，再设法护送出京城。考虑到北方政治环境险恶，李大钊赞同陈独秀南下。
1920年2月，猴年春节临近。京城内外的大街小巷，家家户户忙着备置年货。中午时分，从北京朝阳门去天津的大道上，李大钊雇了一辆车，扮成收账的北方商人，护送坐在车里的陈独秀启程南下。
高一涵后来在《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一文中回忆说：
当时，同李大钊计划：想保护陈独秀出京的安全，万万不能乘坐火车或小汽车出京。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因李大钊是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就在王星拱家里准备一切。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李大钊回京后，等到陈独秀从上海来信，才向我们报告此行的经过。[35]
在塘沽码头接应陈独秀南下的人是张太雷。
那天，天津塘沽码头，天刚蒙蒙亮，张太雷就焦急地守在码头入口处，寻找李大钊、陈独秀二人。一艘载满旅客的船刚刚靠岸，许多人拥挤地穿过颤颤巍巍的跳板，从他身边推推搡搡走过。突然，两个生意装扮的人引起了张太雷的注意，他惊喜地发现，正是他苦苦等待的李大钊和陈独秀。张太雷快步迎上前，拿出船票，帮陈独秀提起箱子送上了甲板。
轮船开走了，李大钊、张太雷目送渐渐远去的船影，总算放下心来。
船上的陈独秀知道，这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总要有人为之牺牲，而他愿意作出自己的牺牲。他愿以一人之去，成就北大之全。
陈独秀离京南下，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北大。
当时，他代表着五四最彻底的革命精神，因此被称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