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课堂辩论会
除了发表文章之外，李大钊还通过讲演、课堂教学等宣传马克思主义。我国大学中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式列入课程，对学生进行讲授，就是在北大，是从李大钊开始的。
1920年，李大钊在北大史学系、经济系、法律系和政治系开设马克思主义研究课。他说：马克思主义最大的好处，就在于能把历史、经济、法律和政治这四个学科打通，唯物史观把经济结构的演进作为历史发展的线索，从而为历史学科奠定一个全新的学术基础。过去研究经济的不过三派，一派是斯密代表的个人自由放任的经济学，一派是研究经济组织的社会学派，一派是研究社会互助的人道的经济学派，彼此对立，而马克思主义则包纳了这三个学派，是对一切经济学派的综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史的视野，极大地拓宽了经济学的范畴。
过去研究法律，往往不注意经济的决定作用，空谈法条而没有实行的条件。马克思主义主张法律是经济利益的体现，这说到了根本处。政治也是如此，一定的政治是经济利益的集中表现，离开了经济谈政治，也属于空谈。
李大钊指出，要建立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分科的专门化研究是必要的，学科的综合、交叉也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在现代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所起的作用，正是这种学科综合的纽带作用。
他的这些观点，都为蔡元培所赞成。
在蔡元培的支持下，李大钊先后在各院系讲授《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或举行讲座。他所授课程的公告，均刊登在《北京大学日刊》——而那一页，往往是刊登“校长命令”的地方：
注册部布告：李大钊先生刻已来校，所授唯物史观，本星期起照常授课。
政治系教授会启事：本星期四之现代政治，仍由李守常先生继续讲演“工人的国际运动”。
由于李大钊和蔡元培的设计与建设，马克思主义在北大具有了“通识课”“公共课”和“公开课”的特点。
1920年12月2日，李大钊与费觉天等八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1921年1月15日，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邀请英国哲学家罗素来校演讲。
罗素在讲演时说，社会主义是个好东西，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不过，他又强调“社会主义不能行于今日之中国，资本主义为必经的阶段”，因为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发展实业，只有发展起实业来，将来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发展实业，只能用资本主义的方法，中国不可能不经历资本主义，就去发展社会主义。
李大钊公开发表《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一文，表示不能认同罗素的观点。李大钊说，如果真像罗素说的那样——社会主义不能发展实业，那就是因为罗素没有看到苏维埃俄国是怎样发展实业的。苏俄实业发展得最快，过去三年，苏维埃政府建造铁路五千七百俄里，俄国广阔领土上的资源，因此就会得到巨大的开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俄国三年多造铁路已经超过沙皇时代的总和，俄国马上就会成为世界上铁路里程最长的国家。这样的建设速度，是欧美做不到的。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资本不能集中，劳力不能普及，社会主义之下，资本可以集中，劳力可以普及。资本之功能以集中而增大，劳力之效用以普及而提高，有此种资本与劳力之结合，开发共有土地之富源，哪愁实业不突飞猛进！中国不欲振兴实业则已，如欲振兴实业，非实行社会主义不可！”[15]
那么，中国发展的真正阻碍在哪里？李大钊说，真正的阻碍不是因为中国缺乏资本，而是中国资本的散漫。中国少数有钱人只会把钱存在外国银行里，最终不是被中国骗子，就是被外国骗子骗走了。如果像苏俄那样实行平民专政，一举把这些资本强行集中起来，一定可以大办实业，这难道不比被人家骗走要好百倍吗？更重要的是，中国劳动力丰富，劳动力便宜，但因为实业不发达，中国人要么去外国打工，要么就堕入贫苦，要么当流氓无产者。可见，中国最坏的地方，是一般游手好闲的官僚太多，而一旦实行不劳动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官僚势力就会被打破，食利阶级就会被打破，所以，“我要说一句武断的话——中国实行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16]
3月21日，李大钊又发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一文。文章指出，现在有人说中国不要鼓励无产阶级，而要鼓励中产阶级，要发展资本主义，但这种说法，根本没有看到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处境。孙中山先生也曾说过，如今中国的一个上等富人，日子过得还不如美国的中产阶级，而中国的中产阶级，日子过得不如美国的工人。孙中山的这句话，无非说明一个事实，我们中国在世界上，其实就是无产阶级，就是三等公民。
中国为什么沦为世界上最大的无产阶级国家呢？因为中国人不但受外国资本和帝国主义剥削，又受国内军阀政权、富人剥削，两层扒皮，我们不是无产阶级是什么？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体系里面，发展趋势一定是这样的——中国的富人变成中产，中产变成无产，而这是必然的事实。如果不改变世界的基本结构，不改变世界的根本制度，中国人注定要在世界上做无产阶级。
因此，罗素说要先搞资本主义，发展中产阶级，这听起来似乎不错，却根本不可能实现。如果按照这样搞下去，一百年后中国人还是世界上的无产阶级。
中国要发展实业，究竟是采用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中国应该先发展资本主义，将来再发展社会主义，还是必须先改变制度，从发展社会主义入手？李大钊与罗素之间，对社会主义问题、中国与世界的前途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他们的演讲与文章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辩论。
罗素在中国的演讲，把课堂讨论与辩论的方式引进了北京大学。
罗素在演讲时发现，中国学生非常谦虚，一般都不会主动在课堂上提出问题，更不会主动去挑战老师和演讲者。这是中国学生与美国学生的重大不同，因此，他积极鼓励在北大举行课堂辩论。
这一举措得到蔡元培支持，李大钊则率先实行起来。
在罗素演讲之后，针对“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这一问题，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红楼的一间教室举办了两天的辩论会。李大钊应邀担任评判员。辩论题目便是“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
那天，李大钊坐在一张桌子的角上，听大家讨论。听众很多，座位早已坐满了，很多人只能挤在教室外面听。辩论课的主持人，就是范鸿劼。
缪伯英经何孟雄介绍，也加入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按照后来的说法，那时的何孟雄还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缪伯英就经常与他一起潜心研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列主义书籍，一起讨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剩余价值等理论。缪伯英起初还是不能说服何孟雄，于是，他俩一起参加了辩论会。他们相信真理越辩越明。
在辩论会上，何孟雄提出了一个问题——马克思说，因为生产力在发展变化，历史就一直是发展变化的，所以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法则存在，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说一切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这就是说——阶级斗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法则。马克思一方面是说不断发展变化，没有“唯一法则”，一方面又说阶级斗争是“唯一法则”，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如果阶级斗争是唯一历史法则，难道我们就这样一直斗下去吗？难道蔡校长说的互助，就不是法则吗？
这是十分尖锐的问题，也是当时一般进步青年共同的疑惑。
对此，李大钊的回答是：我们既然身处在阶级社会里面，阶级斗争便是不可避免的法则，而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都是阶级社会，因此，马克思说迄今为止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是，马克思还说，通过阶级斗争，最终要消灭阶级，达到无阶级的社会，而在那样的社会里，社会的法则就是互助。互助的社会不是等得来的，必须进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达到互助共产社会的手段。共产互助是目的，阶级斗争只是手段，因此当然不是“一直斗下去”。我们所说的阶级斗争，就是先把主张互助共产的人联合组织起来，为了消灭阶级斗争而斗争。
在李大钊的引导和缪伯英的帮助下，何孟雄后来逐渐抛弃无政府主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何孟雄、缪伯英因此也成了一对革命夫妻。
又有人站起来问，听说苏维埃政府把克鲁泡特金枪毙了，这是真的吗？
李大钊回答说：现在关于俄国的谣言很多，其实克鲁泡特金活得好好的，不但没有被枪毙，他还有发表的自由。现在俄国的银行雇员、技术人员，还是在新政府领导下工作，他们的待遇也没有改变，甚至许多有产者也开始积极配合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俄国的工业正在恢复，未来肯定有大的发展。
讨论中又有人提出，马克思的学说一切以经济为中心，又特别强调阶级斗争，但马克思是一个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他的学说何以对于文化宗教一律排斥？这样的学说，对于一般知识分子总是感到隔阂。
李大钊回答说，西方长期以来就是宗教的社会，所以马克思的学说，他的唯物论，即使在西方也是异端。但是，近代以来西方产业和工业、贸易发展突飞猛进，一下子把宗教给打破了。西方的一切问题，迅速地由宗教、种族、文化问题变为了经济与产业问题。信仰的分化立即为阶级的分化所替代。马克思主义正是紧紧抓住和呼应了这种重大变化。过去的教士现在变成了知识和文化的劳工，都要在市场上讨吃了，这正如中国过去的家族社会全为经济变化所摧毁。诸位谋食，将来也是出卖知识与脑力，这不是因为马克思排斥文化和文化人，而是今天的文化人已经不得不是资本控制下的劳工了。
大家特别围绕着“集产”与“共产”展开辩论。一些人认为，苏俄目前的“集产”其实就是把产业集中到国家手里，此举固然一时实现集中发展，但必然造成国家集权，最终国家发展了，地方、个人未必发展，结果引起中央与地方不均衡。所以，中国最好还是要从地方发展入手，如果从国家“集产”入手，就难免把资产集中在国家官僚手里——张国焘当时就是这样的观点。
张国焘后来在中共一大会议上，代表北京党的早期组织所做的报告中，也谈到了他对“集产”的认识。他说，北京的厂主、雇主、铁路银行，就是政府本身，政府就是唯一的资本家。他们说为了国家富强，就必须剥夺、剥削，难道我们爱国，就是爱这些资本家吗？不行，我们爱国，是爱劳动者，不是爱资本家！
张国焘认为，中国要的是“共产”，而不是苏俄那种“集产”。
李大钊解释说，苏俄的所谓“集产”，是把产业集中于“社会”，而不是集中在“国家”。社会是指劳动者的社会组织。一般地讲“共产”，似乎是要把财产分给每个人，分光吃尽，那就不能发展产业，那就是倒退，所以，“共产”一定是以“劳动者的组织”的扩大为前提，没有“劳动者的组织”，空谈“共产”，那就是回到小生产。
大家提出的问题越来越深刻，其中李大钊最赞成的是农村问题。
有同学提出，中国的工人阶级很少，中国搞社会主义，照搬马克思主义的办法不行，因为中国有的是农民。中国要搞社会主义，不能靠工人罢工，最可靠的是发动农民革命。
李大钊回应说，他极为赞成。工读互助团之所以搞不成，就是因为城里的地价太贵，仅租房就需要许多钱。没有资本，就不可能与城里的资本家竞争。唯一的办法是去乡村，那里地价便宜，可以成事。
较早提出中国革命要从农民入手的人是宣侠父。大革命时期，宣侠父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后因为反对蒋介石被开除——他也是唯一一个被开除的黄埔生。他先后在冯玉祥部和西北军进行兵运工作，策划了十九路军福建革命政府的创立，抗战期间被蒋介石秘密杀害。
1923年，宣侠父以“剑魂”为笔名，在无政府主义的机关刊物《民钟》月刊发表了《罢工与据耕》一文，极有预见性地指出：
中国的罢工，造成的只能是物价上涨，工人被裁员，长远看不能持续。而中国革命的希望在农民，只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把土地看作最大的生产资料，夺回土地这个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方才会在中国有基础。而与工人不同，农民人数很多，有着斗争胜利的成熟经验，所以，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从组织农民入手。
在这次辩论中，北大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提出了一系列对后来的中国革命而言，可谓举足轻重的大问题。其中包括：怎样处理阶级斗争与互助联合的关系？怎样处理斗争与团结的关系？阶级与人民、阶级与民众的关系如何？怎样处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经济是唯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吗？思想、意识形态、文化、法律、政治是否对经济具有反作用？
特别是，中央集权的产业道路，等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道路吗？苏联的道路完全适合中国吗？社会主义是否要有民主？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还是要根据中国国情，从农村的土地问题入手？
这充分说明，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艰难寻路的过程，更是一个独立自主地思考探索，实事求是地研究过程。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他们就要找一条适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
“不忘初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个“初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更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辩论结束后，大家意犹未尽，但都想听一听李大钊的评论，顿时满场俱寂，鸦雀无声。
李大钊缓步走上讲台，用平实的语言谈了自己的意见：
马克思主义是非常精深的学问。他过去说过，五十岁以下的人，说自己能完全了解马克思的学说，那一定是欺人之谈。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是以十九世纪的欧洲为基础提出的。它刚创立时，一定有一些特定的夸大内容，不见得全都适合于中国，但作为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进步有根本性贡献。
马克思正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残酷和不可避免，但他坚信，通过阶级斗争，那个联合互助的社会就一定会到来。如果我们不敢于进行斗争，不从根本上变革社会制度，靠空谈空说，共产主义不会自动到来。因此，正是马克思的学说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不被人的意志与感情所左右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正如封建制度因生产力发展必定要转到资本主义制度一样。他用日本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常用的比喻来说明：譬如雏鸡在孵化前，尚在卵壳内部，孵化成熟以后，雏鸡必破卵而出，此为必然之理。
李大钊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绝不意味着工人阶级不要斗争，社会主义就自动到来。赞成派若是拿唯物史观来解答这个问题，就会更有说服力。我们以前的种种努力，都不会白费，马克思主义与学生运动、民众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在方向上是完全一致的。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是要放弃此前的民主运动、民众运动、地方运动、互助运动，恰恰相反，有了马克思学说的指导，我们这些大大小小的工作，才会真正团结在一起，最终凝聚为一个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力量。
辩论会在热烈的掌声中告一段落。会后，教室里还挤着很多人在争论。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朱务善也参加了此次辩论会，他回忆说：
这次辩论延长数日之久，参加的人都是北京各大学各专门学校的教员和学生，守常同志被邀请为辩论会的评判员。在辩论会上发言非常踊跃，争辩激烈。最后听众都想听一听当代马克思主义专家的意见，一时满场俱寂。守常同志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台，手里拿着一页笔记大纲，用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解答问题……守常同志说话时，声音不大，但在话语里却表现出一种最高度的自信心。[17]
辩论会结束已经是3月，李大钊号召全国的进步团体实现联合，“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要担负起“中国彻底的大改革”的责任。
【注释】
[1]王庆华：《高君宇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0页。
[2]《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3月23日。
[3]王庆华：《高君宇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
[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
[5]《胡适文存》第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331页。
[6]《胡适文存》第一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250—251页。
[7]《胡适文存》第一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252页。
[8]《胡适文存》第一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260—261页。
[9]《胡适文存》第一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261—262，265页。
[10]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中国青年》杂志第六期，中国青年社印行，1923年。
[11]《亢斋文存·罗章龙回忆录》（上），美国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12]《亢斋文存·罗章龙回忆录》（上），美国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第72—73页。
[13]［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
[14]刘威立：《刘仁静》，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8页。
[15]《李大钊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3—354页。
[16]《李大钊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4页。
[17]朱务善：《回忆守常同志》，李涛编《亲历者忆——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