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曦园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过去了，以后的路究竟怎么走，要办什么样的“大事”，这是邓中夏当时面临的问题。
邓中夏的父亲邓典谟担任着北洋政府国务院主事，临近毕业，邓典谟为儿子在北洋军政府谋得一份好差事，但邓中夏却退了“委任状”。他跟父亲说，“我不做官，我要做人民的公仆，公仆就是大众的长工……开创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新天地”。
久经官场的父亲对儿子是宽容的，他以为儿子是长期埋头书斋，不敢也不愿意去面对社会。这种“社会恐惧症”是年轻人都有的。既然儿子不愿意去工作，家里又不是一时养不起他，所以，不去工作也可以，早晚他是会想通的，会到政府里去任职，像自己一样埋头做事，一步步地升上去。现在只要他不再上街去闹便好，不愿工作，就由他去吧！
但是，宽容的父亲还是没有真正理解自己的儿子。邓中夏不是因为贪恋校园清净而害怕进入社会，他确实是要“办大事”。这个大事，就是希望用北大校园的生活，去改造社会，希望把整个社会改造得如同北大校园一样。他不愿意到政府去工作，是因为他希望政府就像北大校园那样纯粹才是合理的——也许，这就是他的“无政府思想”。
从长沙回到北京的邓中夏，历经五四运动，他认为用互助的精神来改造竞争的社会是可行的，于是便开始醉心于社会改革试验。他听说达教胡同4号有个空院出租，便立即决定租下来，在这里实践他的平民教育和互助理想。这个理想的要害就是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起来，用萧三的话来说，就是“工人与学生两种人，应该合而为一，才是新世界的生存者”。这就是所谓的“工读主义”。
邓中夏在校园里散发《实行新生活》的油印传单，声明要组织一个非商业性的学生公寓，凡是住在这里的人，都要过一种新的生活。这里的新生活，就是自己劳动，大家按照名单轮流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等。
醉心于俄国革命的罗章龙，被同学称为“革命实行家”的张国焘，跳湖后又被救起的易克嶷等十多人立即报名。邓中夏起草了生活公约和学习公约，他强调理论学习和实践相结合，热爱劳动、艰苦朴素，不做官、不纳妾、不闲逛荒嬉、不入娱乐场所和酒楼戏院。
大家都签了名，加入了这个新生活的队伍。邓中夏给这个公寓取名“曦园”，便开始打造一个如晨曦般干净、明亮的新生活。
曦园公寓每两人住一间房，公寓设有阅报室、文娱室和会客室，大家凑钱集体购置新出版的书籍、报纸、杂志。
从此，邓中夏不但不要家里的钱，而且自己动手做饭，再也不回家吃仆人做的饭了。父亲邓典谟默默地笑了，他说，儿子要自炊自食，与社会对抗，总有一天，他俄极了，就会再回家吃饭的……
新生活实验开始了，然而一切并未如想象般顺利。
他们没有做饭的经验，常常煮了夹生饭，或是把菜炒煳了。饭菜的好坏倒是其次，从早到晚干活的值日生，总是累得直不起腰，到了晚上开会时大家就显得没精打采。
轮到邓中夏值日时，他总是拣重活、脏活干，把轻松的活让给别人。邓中夏还保持着在长沙养成的锻炼身体的好习惯。每天早上很早起床，用冷水洗脸，做早操。有时天气好，他还会去附近学校的操场跑步，打网球。晚上临睡前，他坚持写日记，记录每天的工作、学习心得。
邓中夏夜以继日地努力学习，制定了详细的读书计划，研究中外社会历史、思想史、马克思主义书刊，尤其关注国外工人运动、青年发展等。听说日本翻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很多，邓中夏就发愤学习日文，每天从早到晚地苦读。
据罗章龙回忆，“曦园的学术活动分为下列几个自学研究小组进行，这就是：社会科学，理科外文科，外国语文等组。中夏担任文学小组指导，其他各组各有专人指导，定期举行讲习，会后彼此交换心得，进行漫谈等。我见到中夏参加学习是劲头很高的。在这期间我看到中夏贪婪地阅读和复习许多书籍。在中国旧籍方面他读的书有《五经》《四史》《道德经》《南华经》、程朱陆王的语录和学案丛考，以及《资治通鉴》，并对宋、明、清诸大家文集等都相当熟悉。在近代科学文艺方面，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许多重要译著，也涉猎不少。对于在苏俄十月革命以后进到中国的马列主义书刊也非常关心阅读”[12]。
为了避免爱串门的同学过来闲聊打扰，邓中夏制作了一个写着“五分钟谈话”的桌牌放在桌上，同学见到这个牌子便不好意思久坐。在邓中夏和其他同学的主持下，曦园的活动越来越丰富多彩。[13]邓中夏还建议由曦园同学集体向《晨报》投稿，稿件由大家共同参与审阅，投稿事宜具体由邓中夏负责。从曦园开始，邓中夏逐渐地开始自己养活自己，他的生活来源就是稿酬。[14]
1919年12月18日，为驱逐祸湘军阀张敬尧，毛泽东率领湖南各界驱张代表团来北京，邓中夏同北大同学到车站迎接，配合毛泽东完成各种工作。毛泽东常常来到曦园公寓，与邓中夏、罗章龙等人长谈。在这里，毛泽东接触和阅读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文章。
对这种自修、自律的生活，毛泽东非常赞赏。
1919年12月一个寒冷的正午，几名警察突然来到曦园，直奔张国焘的房间。这时，张国焘正在厨房里做饭，由于同学的暗示，他赶紧用炭灰朝脸上抹了几把，若无其事地照常做饭。那几个警察搜查了一阵，失望地走了。下午5时左右，同住的同学在确认暗布在周围的警察已经离开后，才护送张国焘到沙滩北大第一院。
张国焘十分机智，到第一院后，便找到蒋梦麟和学生干事会的一些负责人，商讨对付的办法。学生会的负责人认为，这次警察的突然袭击，是对学生的又一次报复和镇压行为。他们估计，被北京政府列入黑名单的学生可能还有很多，为避免学生再受打击，决定所有可能被捕的学生都暂时躲避起来，其中一部分学生可分赴外地去活动。
次日拂晓，张国焘和罗家伦绕道永定门，溜出北京城，在一个小站搭上火车，悄然南下。两天后，张国焘和罗家伦以北京学联代表的名义到达上海。
张国焘和罗家伦到达上海后，在全国各界联合会代表会议上介绍了北京政府压迫学生、禁止抵制日货以及与日本交涉出卖山东的危机等情况，呼吁全国各界一致向北京政府抗争。
当时，直系军阀吴佩孚标榜同情民众的反日运动，提出召集国民大会、和平解决国事、反对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国民筹款赎回胶济铁路等主张。上海民众团体曾召开盛大的国民大会，致电吴佩孚表示支持。张国焘等参加了这次大会。
在上海，张国焘还见到了孙中山。1920年1月的一天，张国焘和许德珩、康白情、刘清扬在法国公园附近的法租界用餐后，临时起意，走向位于莫利爱路29号孙中山先生的住宅。他们兴冲冲地说明来意时，却遭到拒绝。看门人告诉他们，拜访大元帅必须提前预约，没有预约是不可以的。绰号“大炮”的许德珩有些生气地抗议道：“我们并非有求于大元帅，只是来拜访，难道没有预约就不能通报吗？”
许德珩的高声惊动了正在楼下的廖仲恺，他急忙跑出来，将这群不请自来的学生迎到客厅，并立即上楼通知了孙中山。
孙中山在客厅会见了他们，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会见北大学生。少年气盛的许德珩首先说：“我们素来敬佩孙先生，因为孙先生是平民领袖。谁知门禁森严，不肯与普通人接触。”接着，他们一行四人谈了学生运动和民众运动、国民党人对民众运动的态度、南北政局以及反对北京政府的革命等问题。
孙中山对于这些青年坦率的意见并不敷衍，他说：“你们学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但你们无非是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走呼号。你们最大的战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罢课、罢工、罢市几天而已。北京政府只要几挺机关枪就可以把几万示威的学生解决掉。现在我愿意给你们五百条枪，如果你们能找到五百个真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才算是真正的革命。”
听到这里，他们四个人都很不服气，抗议道：“孙先生太小视今日的青年了。别说是五百条枪，就是五千条乃至五万条枪，同学们也会托起来的！”
张国焘又补充道：“托枪不是问题，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革命？如何革命？”
许德珩以责难的口吻表示：“孙先生也掌握过几万人的部队，何以革命还是失败了呢？问题不在枪不行，而在拿枪的人不知道新道德。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思想、旧势力，在那里艰苦奋斗。笔杆子的斗争也是斗争，学生们赤手空拳、不顾生死地与北京政府抗争，难道只因为还没拿起枪来，就不算是革命吗？孙先生的看法既然如此，怪不得国民党人总是说我们对北京政府存有幻想呢！孙先生似乎瞧不起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又何尝注意过城市里的工人、商人和一般乡下老百姓的意愿？看来孙先生只注重枪杆子不注重民众了。”“新形势和新势力的出现，往往不易为人所察觉。如果一位革命领袖没有看清新时代，不注重一般民众的动向，恐怕是要落伍的吧！”
张国焘接着说：“孙先生是我们敬佩的人物。请问孙先生，过去的种种挫折，原因何在？今日是否应该改弦更张？难道孙先生对今日青年的期待，仅是五百条枪的问题吗？”
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一番慷慨激昂，说到了孙中山的痛处，也使他对这些青年学子刮目相看。
孙中山显得有些激动，时而点头赞赏，时而不以为然。就这样谈了三个多钟头，最终竟是学生们的想法占了上风。他们认为只有武力是行不通的，要以文化运动来改变大众的思想，才能彻底改变旧社会。孙中山既然难以说服他们，北大的学生们便说：“现在已过了五点钟，我们应该告辞了吧！”
廖仲恺说：“同学们，请你们多坐一会吧，正谈到紧要关头哩！”
最后，孙中山以缓慢的声调回复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大意如下：
一、孙中山要学生们托起枪来，不过是希望学生们的革命精神再提高一步。他并不看轻学生开会、示威等等动员民众起来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并相信那些行动都有重要作用。
二、孙中山承认，学生指责他没有充分重视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他声称他很注重宣传，素来主张宣传与军事并重；不过事实上宣传的工作做得不够。所以不能使一般青年和民众了解他的主义和主张。
三、孙中山叙述他的三民主义和根本推翻北京政府的立场，要求他们信仰他的三民主义；一致合作，共策进行。[15]
孙中山这一番娓娓动听的解释，使现场的冰冷气氛有所缓和。孙先生讲完，张国焘一行四人便离开了。
孙中山的谦虚谨慎打动了大部分学生，却使血气方刚的张国焘失望。他甚至以为，第一号革命家孙中山也不过如此，以至于在中共一大会议上，张国焘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孙中山的南方政府与北洋政府，没有多大区别。
到了4月间，张国焘收到同学的几封信，得知北京的情形已稍有好转，自己大概没有被捕的危险了。考虑到回校继续未完成的学业，张国焘遂决意回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