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的两个“另类大国”。
李大钊说，近代以来，人们认识到，“世界之谜，就是中国问题，将来如何解决，尚不敢断定。各资本主义国家正注意要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解决中国命运的时候，俄国问题又发生了，现在想法要解决的就是资本主义的运命”。
这就是说，在五四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前，世界发展的方向是定了的——那就是以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方式来解决世界问题。由于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方式解决中国问题，遇到了民众的抵抗，而俄国革命的爆发，则使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道路遇到了更大抵抗。于是，世界因此翻转了，过去是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方式解决世界问题，解决中国、俄国问题，现在则变成了如何解决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任务，就落在了俄国与中国身上。
中国是不是要走俄国人的路？对李大钊来说，这还不能确定，因为俄国自己的前途，也还无法确定。俄国的劳农政府，正处在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单独一个国家要跟全世界资本家的代理人作战，胜负难料。
李大钊指出，俄国现在的问题，就是“资本国妨害它的发展，比如今年波兰和俄国打仗，不是波兰跟他打，是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他们许多资本家的国家和俄国为难，想推倒劳农政府。东方有旧党谢苗诺夫反对劳农政府，其实谢苗诺夫后面，有日本的支持”。
中国应该跟着帝国主义列强跑，走资本主义的路，还是与俄国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呢？在这个世界上，究竟中国与俄国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麻烦，最大的“谜”，还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是人类最大的问题呢？
巴黎和会告诉中国人，中国连跟着列强拎包的资格也没有，但与俄国站在一起，公开与帝国主义为难，这也是当时大多数中国读书人所不敢想象的。
当时的中国和中国知识界，对于革命后的俄国是抱着巨大的好感的。革命后的俄国，是世界强国中唯一一个不以帝国主义态度对待中国的，用孙中山的话来说，就是“唯一平等待我者”。
早在1920年初，《晨报》等报纸刊登了一则苏俄政府的对华宣言，这个宣言的落款日期是1919年7月25日，内容大致是废除帝俄时代的对华特权，取消庚子赔款、归还中东铁路等。宣言一经刊出，就引起北京学界、文化团体和全国各界的振奋。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们看来，日本和其他列强都在欺侮中国，只有苏俄是例外。
但是，对于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集产主义”，对于俄国的革命，许多读书人还是抱有怀疑乃至恐惧的。
革命后的俄国，处于列强的包围之下，发动欧洲革命的前途暗淡，因此列宁转而希望团结亚洲国家一起革命，把革命的重心由欧洲移向亚洲，特别是中国。于是，俄国政府、共产国际及其远东局，开始试探接触中国。
蔡元培出国后，1920年4月，北京沙滩红楼迎来了几位远道而来的俄国客人。张太雷陪着苏俄友人鲍立维、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维经斯基来看望李大钊，还带来了一些他秘密翻译的马列文献——名义上，他是来给北大图书馆送书、捐助的。
走进红楼校园，担任翻译的张太雷笑着对维经斯基说：“春天到了，我喜欢在春天里沐浴阳光。”
年轻的维经斯基说：“这里的春天比远东要暖和，没想到北京大学是一所一流学府，样样都有，似乎比俄国大学的条件还好，只是好像还缺点什么。”
张太雷笑着说：“那就要看您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了。”
维经斯基带来了俄文、英文、德文版理论书籍，包括美国记者介绍十月革命的英文书《震撼世界十日记》等。
就这样，李大钊和维经斯基以赠书的名义，在北大红楼图书馆主任室进行了秘密会谈。当时，张太雷是李大钊的助手，又兼翻译，忙得不亦乐乎。
在当时的北洋政府眼里，除了那些流亡的白俄，只要是从俄国来的人，那就一定是革命党，维经斯基确是货真价实的革命党。李大钊身上已经背上了“过激主义”的嫌疑，他不得不做了一些布置工作。
走廊里静悄悄的，负责警戒的同学捧着书，在主任办公室门前来回踱步。楼梯处和楼门口，也有几个学生流动放哨。简朴的房间里只有李大钊、张太雷和维经斯基三个人，阳光照在周围的书橱上，整个房间都明亮起来。
维经斯基，这位27岁的俄国革命党人，看起来文质彬彬，颇有学者风度。他操一口发音不算纯正的流利英语，首先着重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不过，他发现李大钊对于俄国的历史，特别是俄国革命非常熟悉，有些方面甚至比他还要熟悉。
这使他感到惊讶，更感到惊喜，有了他乡遇知音的感觉。
维经斯基端起茶杯微笑着说：“我希望请教一下诸位对于社会主义的意见，随便谈谈吧。”
张太雷翻译过后，见李大钊沉默着，就率先表达了自己的见解：“我们当然都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但是，中国的情况与俄国不同，特别是北京，工人的力量很弱，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是在读书人中传播，工人知道的还是很少。”
李大钊频频点头，然后说：“北京是军阀统治的中心，又没有什么工业，工人阶级数量太少；广州工业也不发达，又是各派争斗的焦点，太引人注目；上海既是最大的工业中心，无产阶级众多、集中，又是先进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现在陈独秀先生在那里，他是中国学术界最有影响的人物。”
“那么，我可以去拜访他吗？”维经斯基望着李大钊问道。
“让太雷陪你去上海见见仲甫，具体谈谈可好？”李大钊笑着回答。
维经斯基希望再找一部分进步学生座谈，李大钊欣然应允。
得知苏俄友人访华，同学们都踊跃参加。几天后的座谈，依然在图书馆主任室的接待室举行，五四运动的学生骨干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李梅羹等参加。
维经斯基首先介绍了苏俄的现状，比如土地、耕畜、农具、庄园建筑和一切附属物，都不再是地主的私有财产，农民无偿分到了土地，工人每天工作不超过8小时，每周不超过48小时等。[5]
青年学生围绕俄国社会、共产主义、土地等问题进行提问，维经斯基说，俄国经历了多次革命，最终才找到了工农专政的方式，是一步步探索的，包括列宁在内，俄国的革命者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俄国的革命也是由先进的知识分子领导的，这一点与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
维经斯基说，知识分子是先觉者，但革命要靠工农，因为革命不仅是宣传，也不仅是思想，革命是行动。在专制压迫十分严重的情况下，革命首先必须是行动。少数知识分子的行动，无非就是俄国当年十二月党人那种行动，是无政府主义搞暗杀那种行动，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行动，则是领导大多数工农起来革命。
维经斯基向同学们了解五四运动的情况后，他以商量的口气说：“中国有许多社会主义者，但是一个特点是比较杂。这里有基尔特社会主义，有无政府主义，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当然也有空想社会主义，大概需要一个比较明确的社会主义思想，否则就争论不休。第二，就是行动，中国讲社会主义的人多，真正做的人很少，这就容易变成空谈。我认为中国应该有一个组织来革命，仅仅空谈是不行的。”
李大钊认为，维经斯基说得有道理，思想上的“散”与“空”，确实是中国目前知识界的问题。他接受维经斯基的建议，积极改正这些问题。
与维经斯基的座谈，使当时在京的北大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对苏维埃制度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文化都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情况、各项政策、法令，使邓中夏等耳目一新，“看到了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轮廓”，“对十月革命，对苏维埃制度，对世界革命都有信心了”。大家对“共产主义革命的远景，更是看得真切，一往无前了”。[6]
据罗章龙回忆：
他（维经斯基）还讲到苏俄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面临的种种困难，为了解决困难，不得不临时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余粮征集制等等。这次谈话内容相当广泛。当时我们很想了解十月革命，了解革命后的俄国，他谈的这些情况，使我们耳目一新，大家非常感兴趣。
在他离京前，我们召开了一次会，会议地点在北大图书馆办公室。这个会可说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大会，他以第三国际代表身份亲临小组参加会议，是相当肃穆的。他在会上作了讲话，说他的访问是双方共同的需要，说参加座谈会的人都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坚分子，拥护十月革命，积极参加当前革命斗争的先进分子，同意应邀参加座谈会的人是共产党员，并表示要向共产国际汇报。守常在会上简明致辞，感谢第三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关怀。[7]
维经斯基离京去上海后，李大钊在马耶夫的协助下，积极展开了建立北京党组织的准备工作。
就在这个期间，南下云游数月的张国焘回来了。
1920年5月初，同学们刚刚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开完了“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后的两天，张国焘便从上海回到了北京。第二天，他就迫不及待地奔向一楼图书馆主任室。李大钊见他跑得满头是汗，倒了杯水，笑着说：“先喝杯水，慢慢说。”张国焘顾不上喝水，赶紧向李大钊叙述了在上海的种种经历，感慨地说：“这四个多月的流亡生活，几乎使我成了一个学生政客。”
李大钊迫切地问：“仲甫先生在上海怎么样？上海方面的社会主义活动开展得如何？”
张国焘说：“我曾拜访仲甫先生好几次，他那时寄住在亚东图书馆。他打算在上海长居，正在寻找更合适的住所。他痛恨北京政府，认为非彻底革命推翻军阀统治不可。为此，他或许准备去广州联络陈炯明。仲甫先生认为，要打北洋军阀，还是要靠陈炯明这种有枪的，仅仅靠办杂志是不行了。我们还见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也认为，要打北洋军阀，还是要托起百十条枪来。”
李大钊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道：“我曾收到过仲甫先生的来信，信中也是这么说。”
张国焘喝了一口水，又继续说起上海的社会主义活动情况。他说：“仲甫先生大讲社会主义，但主要是与戴季陶、张东荪讲。他觉得像李汉俊、李达这样的人学问都太浅薄，不值得谈。至于我，在他看来，无非就是个学生政客，根本不配与他谈社会主义这样的大学问。”
张国焘摇头说：“孙先生看不起我们，说我们不能托枪；仲甫先生也小瞧我们，以为我们学问不行，不配谈社会主义呢！跑了一圈，真是失望得很呢！”
李大钊听后若有所思。
在谈话的最后，李大钊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谦虚地说：“我和仲甫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其实还不够深刻，对于俄国革命的情况了解得也不够深入。我们接下来要共同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咱们一起研究吧！”
张国焘有点气呼呼地说：“研究来研究去，最后还是说不清楚，总是研究，连五四运动也不会有！五四运动不是我们这些学生政客们干起了的吗？为什么我们这些学生就不配研究社会主义了？要我看，就是先干起了再说，就像五四那样，不干，总是研究，也总是没有出路！”
经过几个月的政治生活，张国焘自觉已摆脱了书生气学究气。相比之前只是对俄国革命抱有同情心理，却缺少行动的决心，他认为自己现在已是彻底的行动派了。
李大钊觉得，张国焘说得也有一定道理。
正当李大钊等人在北京积极准备建党时，性子急的陈独秀已在上海发起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却立即碰了壁。他起初想要与戴季陶、张东荪等一起发起成立共产党，但见到维经斯基之后，张东荪认为维经斯基搞暴力革命，是危险人物，立即表示反对，赶紧溜走了。
戴季陶也表示自己不能参加，理由是孙中山反对。陈公博回忆说，就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前一天，戴季陶给陈独秀写信说，孙中山先生只要活着，他就不能加入共产党，更不能加入第三党。早先要与陈独秀一起建立共产党，是自己的一时糊涂。孙先生知道后，已经骂了他一通，所以他一定不能参加共产党。不过，他翻译过社会主义的书，也同情共产党，现在他正在办交易所，打算以交易所的盈余，来帮缴共产党的党费。他即使支持共产党，也只能背后支持，至于组织是不能参加的。
既然学问大、资历深的都不愿参加，都不肯革命，陈独秀也只有“退而求其次”，在年轻人里找同志了。
9月中旬，张申府代表学校前往上海迎接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因为北京大学是罗素来华讲学的邀请单位之一。张申府住在陈独秀家租的房子里，两人就建党问题深入交谈。几天后，张申府回到北大红楼，将上海之行了解到的情况告知李大钊，两人一致认为要尽快建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展党员。
陈独秀在筹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时，对于党的名称，是叫“社会党”“共产党”还是“社会共产党”，一时拿不定主意。他写信给张申府，让张申府找李大钊商议。陈独秀在信中叮嘱张申府，“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8]
李大钊告诉张申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已改称共产党了，其他一些国家原来叫社会党的也正在改称共产党”，并让他回信给陈独秀，“不要叫社会党，就叫共产党”。8月下旬，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按照陈独秀的标准，李大钊当时能够发展的党员没有几个。
张申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算是一个。张国焘算是见过世面，也算一个。李大钊还希望，组织里面能有一个女性。
他们首先想到刘清扬。刘清扬早年曾参加中国同盟会，1919年毕业于直隶女子师范学校。因在五四运动时期表现出非凡勇气和才干，成为闻名京津的女中豪杰。1920年8月，天津觉悟社来北京参加“陶然亭五团体会议”，刘清扬被推举为主持人，给李大钊、张申府留下深刻印象。9月，李大钊通过张国焘写信约刘清扬到北京谈话。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李大钊、张申府接待了刘清扬，提出准备吸收她入党，希望她成为“一个妇女中的小组成员”。
然而，刘清扬发现名单上有张国焘，就断然拒绝了。原来，那时张国焘正在追求刘清扬，刘清扬却认为他“思想狭隘”，并不同意与他交往。她怕张国焘借机再纠缠，“感情上的沟壑”让刘清扬没有参加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未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女党员。这也成了刘清扬终生的遗憾。她表示：“我是要坚决革命到底的，但我还不懂得共产主义，所以我必须学习懂了再入组，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9]
“谈到五四，谈到中国的革命，是绝不可以忘掉那个地方的。”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最早三名成员之一的张申府记忆中的“那个地方”，就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室，也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诞生地。
1920年10月，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召集了北京建党小组的会议。那一天，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神色肃穆，庄严宣告——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
对于这段难忘的经历，张申府后来回忆说：
1920年春，共产国际的代表威经斯基到北京来，经过北京大学俄籍教授柏烈伟的介绍，找到李大钊和我，然后又由李大钊介绍他到上海找的陈独秀。1920年8月间，陈独秀来信对我说，北京只有李大钊和你两个人可以谈成立党的事。当时北京的党员，就是李大钊和我两个人。本来想发展刘清扬，大钊和我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同她谈话，但她当时不愿意。后来发展了张国焘，张是北京的第三个党员。[10]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不久，张申府便由蔡元培、李石曾推荐，应聘去法国里昂中法大学中国学院教逻辑课。启程前，他和张国焘在李大钊的办公室里有过两次商谈。
1920年11月下旬，一艘游轮缓缓驶离上海杨树浦码头，目的地是法国马赛。时年52岁的蔡元培，与四十多名勤工俭学的学生一起，搭乘法籍邮轮“高尔地埃”号。
当时，27岁的北大讲师张申府与同船的刘清扬等人常常聚集在一起，聆听蔡元培先生的谆谆教诲。
此时的张申府，已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三名成员之一。启程前，李大钊嘱咐他在旅欧留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途经上海时，陈独秀也交给他同样的任务。张申府在这艘船上不仅在酝酿组织的事，还遇见了天津觉悟社的刘清扬。张申府和她结识于3个月前陶然亭的五团体座谈会，此次一同乘船前往法国，两个年轻人有了更多交流时间。
一个多月的航程中，张申府向刘清扬讲了俄国十月革命，讲了马克思主义，也讲了共产党的性质，使她对党有了新的认识。旅途漫漫，两位年轻人除了谈理想，也谈人生、谈未来，两颗年轻的心渐渐走近。到达法国后，一经安顿下来，张申府就发展刘清扬加入党组织，并向她求婚。就这样，两位志同道合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张申府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我们同船去法国的时候，是她先向我示爱。她很接受我的意见，听我的话。我推荐她参加中国共产党。”
在法国，张申府还遇到了先期到达的周恩来。两人在陶然亭聚会时见过面，虽然认识时间不长，但是周恩来清醒的头脑，缜密的思维，对工作兢兢业业的态度，对中国的现状和前途的独到见解，都给张申府留下了深刻印象。
到那里，
举起工具，
出你的劳动汗，
造你的成绩灿烂。
磨炼你的才干，
保你的天真烂漫。
他日归来，
扯开自由旗，
唱起独立歌，
争女权，求平等，
来到社会实验。
推翻旧伦理，
全凭你这心头一念。
1920年6月8日，周恩来在天津地方检察厅看守所中写下了《别李愚如并示述弟》这首送别诗。当时，他因抵制日货、抗议军警暴行被捕。觉悟社成员，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生李愚如前来狱中探望，并告诉周恩来自己即将赴法国留学的消息，周恩来当即作诗赠别。这首诗在全体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流传开来。没想到几个月后，周恩来也踏上了奔赴法兰西的邮轮。
在法国再次相遇，大家都十分兴奋。此时张申府和刘清扬已经结婚，周恩来就时常去他们的住处，一同对各种问题热烈讨论。经过多次交谈和了解，张申府和刘清扬决定介绍周恩来入党，并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长谈，主要内容是讲俄国十月革命，讲中国的发展趋势，讲共产党的使命。其时，周恩来已在国内接受五四运动的洗礼，对十月革命做过认真研究，他十分向往社会主义，立志献身于国家民族的解放事业。
1921年春，经张申府和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党组织。事后，张申府把介绍周恩来入党一事写信告诉了陈独秀，陈独秀回信表示同意。
1920年5月、7月，赵世炎、陈公培、任卓宣等相继赴法勤工俭学。他们到法国后很快与张申府接上关系。后来，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任卓宣、陈公培在巴黎成立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张申府担任负责人，向国内的陈独秀汇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