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引无数英雄
晚清以来，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时又面临着国家没有人才，“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具体说，就是所谓“清流”者只会议论而不切实际，能办点实际事务的则贪污腐化。
在晚清的政界，如蔡元培这样廉洁而切实务者，可谓凤毛麟角，而蔡元培的救国理想，就是要锻造道德高尚自律而且有能力办事的一代新人。
清末学部有五大教育理念：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蔡元培上任教育总长，便立即以革命家的气魄，改革了这五大理念，并提出了新的教育理念。他提出，原有的五大理念中，忠君、遵孔必须废除，因为这两条就是袁世凯复辟的理念。除去这两条之外，其余三条也十分模糊，故也必须重新厘定。
蔡元培提出的新教育理念，第一是公民道德，所谓公民道德，就是法国大革命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第二是世界观教育。蔡元培说，这就是指中西哲学——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再就是美育教育，蔡元培说，“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打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重视”。第四是实利主义教育，大学是为增加国家实力服务的。第五是军国民教育，大学必须以军事纪律提升管理水平。
后来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所提出的那几项内容，完全就是蔡元培的教育理念。
早在担任教育总长时，蔡元培与教育次长范源濂曾经有过争论。范源濂主张先办好中小学，理由是连中小学都办不好，根本就办不了大学；蔡元培则说，先办好一所大学，才能为中小学培养教师。他力主成立了社会教育司，专门进行成人教育、业余教育，到北大后更力主进行平民教育。
蔡元培对当时北大的评价是：“腐败之最。”在他看来，当时的北京大学，根本不能叫作大学，因为那时的北大只有法科、经济科、理科，理科很差，而法科与经济科几乎都是官员兼课，没有专门教员。法科、经济科，其实就是学习衙门办事，而衙门有多腐败，这两科就有多腐败。简而言之，这两科就是腐败分子的养成所。
蔡元培到任北大之后，立即成立进德会，把他和汪精卫等在法国制定的“三不主义”，在北大推行。按德国大学的做法，他倡导建立了体育会、音乐会、画法研究会，同时建立了消费公社、学生银行、校役夜班、平民学校，随后又支持建立了平民演讲团。
日后，就是这些组织彻底改变了北大学生的精神与灵魂，并为五四期间的社团的兴起开了先河。
蔡元培说，世界上所有大学，都是文理兼备的，而只有北京大学连文科都没有。这样的地方，如何能称为大学？如此学校，恐怕连专科都不算。
为了追求与“国际接轨”，当时的北大也仿照西方大学建立宗教院，称“通儒院”，专门研究“十四经”。蔡元培认为，中国的文化不是宗教，“十四经”也不是宗教经典，蔡元培到北大后，便废除了通儒院。按照现代分科大学的学科建制，他把《易经》《论语》《孟子》划给哲学系研究，把《诗经》《尔雅》划给文学系，把《尚书》《三礼》《春秋》划到历史系。这样，通过废除研究“十四经”的通儒院，蔡元培建立了文科十四系。
历史证明，蔡元培改造北大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为北大建立了文科，正如他后来通过建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把马克思学说研究建成了北大的一个学科。
陈寅恪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中曾经感叹：“同光时代士大夫之清流，大抵为少年科第，不谙地方实际及国际形势，务为高论。由今观之，其不当不实之处颇多。”“清流士大夫，虽较清廉，然殊无才实。浊流之士大夫略具才实，然甚贪污。其中固有例外，但以此原则衡清季数十年人事世变，虽不中亦不远也。”恽毓鼎则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时务，无论大官小官无一得行其志者，可胜浩叹。”“奏疏所陈，半系纸上文章，未见悉符实事。且一篇之中，枝叶过于精华，徒费目力，获益殊鲜。”[11]
他们都认识到，人才乃变革之关键。
蔡元培到任北大前，就学校的建设征求过一些老朋友的意见。当时，沈尹默说：“现在的理科学长夏元瑮是不错的。如果要办文科，这个文科学长最难找，找遍天下，只有一个人可以胜任，因为他的理念，与蔡君最为一致，经历、影响也无与伦比。只是有两个大问题，第一是你敢不敢用他，第二是他愿不愿干。”
蔡元培说：“这个人不会就是——陈仲甫吧？”
沈尹默哈哈大笑：“我说的正是仲甫陈君！”
蔡元培也笑了：“你说的第一个不是问题，我哪有不敢用的道理，至于第二个嘛，倒还真是个不小的问题。你看，就眼下北大这种名声，他怎么肯来，我这是拉仲甫先生跳火坑啊！”
沈尹默说：“这火坑连你都跳了，索性拉他一起跳得了！”
蔡元培说：“这个主意是对的，但我一个人，恐怕难以说服他啊！”
沈尹默说：“这样——你不妨也去问问章行严的意思。他与仲甫至交，如果肯出面帮忙，事情也许就成了一半了。”
蔡元培道：“极是！我正要去问候行严。”
1912年10月，严复辞职后，袁世凯曾任命章士钊为北大校长。章士钊深知北大之不可救药，因而推辞。蔡元培到任后，首先想到的，便是在办学方面征询章士钊的建议。
章士钊（1881—1973年），字行严，湖南长沙人，毕业于英国阿伯丁大学。章士钊与蔡元培一样，都不是纯粹的书生，而是有谋略的政治家。章士钊不但在政界广有人脉，且在晚清的军界也有靠山。
晚清的新军、北洋军是在朝鲜事务中崛起的，统帅朝鲜事务的人是吴长庆，袁世凯当年只是吴长庆手下的一个营长，“清季吴长庆统大军驻朝鲜，袁为其中军营长，甚见倚任”。章士钊就是掌握新军大权的吴长庆的孙女婿。
吴长庆的儿子吴彦复颇有才学，他携两个女儿弱男、亚男游学日本东京期间，与章士钊交游结识，章士钊也就是在那时与吴弱男恋爱结婚。1914年，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从投稿者中发现了李大钊，因为赏识李大钊的学问和人品，便聘请李大钊为自己的家庭教师，教其子女章可、章用、章因。李大钊不但深得章夫人吴弱男的信任，在思想意识上与章士钊也极为投契。
袁世凯是吴长庆旧部，而章士钊是吴长庆的孙女婿，二人私人关系密切，故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即任命当时只有36岁的章士钊为北京大学校长。但章士钊并不看好袁世凯，作为晚清“军中大佬”的吴长庆更不希望袁世凯独揽军权，加之当时的北大群起反对，章士钊就没有接受任命。
蔡元培知道，要办非常之事，需要用非常之人，用人在于谋略，或者说，办大事的第一谋略便是用人。
章士钊与蔡元培相识既久，早在蔡元培创办爱国学社时，章士钊就积极加盟。他有点军事经验，便担任了体操教员。爱国学社没有师生之分，故当年章士钊领导操练，蔡元培也一样列队报数。章士钊有武人的背景，在倒袁世凯运动期间，章士钊亲赴云南策动云南巡抚岑春煊起事。蔡元培办北大需要延揽人才，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有谋略、能活动、人脉极广的章士钊。
章士钊没有辜负蔡元培和北大，在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三个主人公进入北大，都与章士钊的推荐有关。这三个人便是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
陈独秀是蔡元培和章士钊共同的挚友。
《苏报》案发后，章太炎和邹容双双入狱，陈独秀和章士钊即办《国民日报》以替之。当时，两人对桌执笔，日夜编辑。章士钊看到陈独秀身上白物点点，因问：仲甫，此何物耶？陈独秀徐徐自视，坦然答曰：虱尔！
那个时候的陈独秀穷得没有衣服可以替换，每天只吃两顿糙米饭。
陈独秀（1879—1942），安徽安庆怀宁县人，字仲甫，辛亥革命后，借家乡一座独秀峰之名，始名独秀。
陈独秀出生几个月，父亲就去世了。陈独秀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期间，陈炯明曾经当众问他是否组织过“讨父团”。陈独秀诚实地回答说，我的儿子也许有资格组织“讨父团”，但我却连这个资格都没有，因为我自小就没有父亲。
陈独秀的祖父很严厉，他小时候跟着祖父读书，经常挨板子。但无论打得多厉害，他从不哭泣求饶。陈独秀的母亲查氏是温和慈祥的人，陈独秀小时候最害怕的就是母亲的眼泪。陈独秀在自传中说：
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权威，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是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12]
陈独秀认为，他主要是遗传了母亲的性格，但这种性格里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他晚年在简短的自传中这样反思自己：
有人称赞我疾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躁，其实我性情暴躁则有之，疾恶如仇则不尽然，在这方面，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然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之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的性格之遗传，也有影响罢。[13]
陈独秀深深地爱着自己的母亲，对于母亲的缺点也不回避、掩饰，对于如同母亲一样的国家、民族与人民，也是如此——陈独秀之坦诚、无情地自我批判、自我反思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陈独秀是个神童，他第一次参加科举，就中了秀才第一名，他的母亲因此非常骄傲。甲午战争爆发后，原本打算走科举道路的陈独秀受到触动，他在《说国家》一文中坦诚地说：
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14]
像晚清志士们一样，国家意识，之于他们是巨大的历史屈辱的产物，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产物。
此后，陈独秀在到南京参加江南乡试后，便决心跟科举制度决裂，转而追随康梁维新思想。一个土生土长的江淮青年就这样开始走向了爱国救亡之路。
陈独秀不久就对康有为感到失望，他认识到：要救中国，靠皇帝和皇帝周边的几个精英不行，只有中国的大多数人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自由的人，然后，才能有国家真正的独立与自由。
独立的、自由的人，必须从自己做起，从每个人做起。
后来，陈独秀在《人生真义》一文中写道：“社会是个人集成的，除去个人，就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义和快乐，是应该尊重的。”“社会是人的总寿命，社会解散，个人死后就没有连续的记忆与知觉，所以，社会的组织和秩序，是应该尊重的。”“一切宗教、法律、道德、政治，不过是维持社会不得已的方法，非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是可以随着时势变更的。”“我敢说道：个人生存的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并且留在社会上，后来的个人也能享受，递相授受，以至无穷。”
这一表述何等清晰、理性、乐观，这就是对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的最集中表述，也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宇宙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10月，22岁的陈独秀第一次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他积极参加各种爱国活动，曾与邹容等一起将陆军学生监督姚文夫的辫子强行剪去。1903年，他因为不服管理被日本政府遣返回国。
1904年，25岁的陈独秀在芜湖的科学图书社楼上办起了《安徽俗话报》。在创刊号上，陈独秀以“三爱”的笔名，在《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安徽俗话报的章程》两文中，宣告他办报的“两个主义”——启民智、长知识，而这种思想，就是为蔡元培和鲁迅所共推的“社会教育”，后来的人们则称之为“启蒙”。
他说，开办这报，“第一是要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长见识”，使教书的学到“教书的巧妙法子”，种田的“知道各处年成好歹”，做工的“学些新鲜手艺”，商人“明白各地的利弊”，当兵的“知道各处的虚实”，女人孩子们可以“多认些字，学点文法，还看些有趣的小说，学些好听的歌儿”。
对于这段办报的经历，陈独秀后来回忆说：“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新感情所驱使，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做《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衣被，亦不自觉。”
蔡元培就是因《安徽俗话报》，而对陈独秀留下了最初的深刻印象：
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15]
1905年冬，蔡元培任光复会会长期间，曾在上海女校与陈独秀一起秘密研制炸弹，企图暗杀满清大员。据陈独秀回忆：“住在上海月余，天天跟着章士钊、蔡元培、杨笃生等人试验炸弹。”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否定了暗杀活动，认为从事暗杀活动的人“只看见个人，不看见社会与阶级。暗杀所得之结果，不但不能建设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而且引导群众心理，以为个人的力量可以造成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可以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此种个人的倾向，足以使群众的社会观念、阶级觉悟日就湮灭。因此我敢说：暗杀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
陈独秀和蔡元培这两位英雄人物没有想到的是，二人在上海匆匆一别，再次见面却已经是十多年后。
当时陈独秀正在支持亚东书局老板汪孟邹扩大出版事业，他希望蔡元培帮助《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为《新青年》）筹款，蔡元培则为请陈独秀到北大任教而来。起初，二人没有谈拢，于是蔡元培差不多每天都往前门陈独秀的旅馆拜访，有时去得很早，主人还没有起床，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陈独秀，只坐在房门口的凳子上耐心等候。
蔡元培一见到陈独秀就迫不及待地说：“我想聘你作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却笑着说：“还记得十几年前你在上海研制炸药，参加暗杀团吗？多年未见，你现在成了北大校长了啊！”蔡元培的眼睛闪出兴奋的光芒，他说：“那时，我的教育救国理念被击得粉碎，便想着用暗杀来结束这黑暗的社会困局。可是眼下不同了，我身为北大校长，教育青年学生是我的本职。前几天，我看了你办的《新青年》杂志，大为震撼。北大文科学长的位子，就应该由你这样的青年导师担任。”
陈独秀看着蔡元培那真诚的眼神，却极力推脱道：“孑民兄，真的是感谢您的赏识啊，眼下亚东书局刚刚搞得有了起色，可是我人来了北京，汪孟邹那边怎么办？这杂志怎么办下去？盛意可感，可我要回上海办杂志搞出版。”蔡元培说：“那没关系，把杂志带到北大学校里来办好了！我一定会全力支持！这样，你作者队伍不也扩大了吗！”陈独秀仍不愿意：“我觉得还是上海好，这北京藏污纳垢——不是办事的地方。”
蔡元培没有放弃，隔天就往胡同跑。蔡元培这种礼贤下士的真诚和执着的态度打动了陈独秀，经过多次深入交谈，半个月后，陈独秀终于答应：“那我留下来吧！”
在最后一刻，陈独秀仍对自己将赴北大任教忐忑不安，他对朋友说：“我从没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蔡元培再次登门拜访，并告诉陈独秀：“没有头衔，不碍事，现在是要在北大推动新的文化理念和教育理念，中国有没有希望就在此一举。你办杂志宣传的那些理念，我没有一条不赞成，但是，我的教育理念，你赞成吗？”陈独秀断然回答：“你的五大教育理念，我更是没有一条不赞成。”蔡元培苦笑说：“可现在是，除了你之外，几乎没有人赞成啊！只有把你请出来，只有请你的杂志出来支持，这个理念才能让人知道，让人赞成啊！”陈独秀惊异道：“难道就没有旁人了？”蔡元培无奈地说：“环顾天下，没有第二个人了！”陈独秀只好勉强答应：“试干三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就立马返回上海。”
今天看来，蔡元培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扭转并改造了北大藏污纳垢的学风、校风，这既是由于他鲜明的办学理念，更是由于他高超的政治智慧。他通过《新青年》的影响力，鼓励学生创办杂志，把北大学生的注意力和兴奋点，从吃喝玩乐、跑官发财，成功地引向了新的学术和广博的学问；他通过组织社团，鼓励了学生自我能力的发挥，改变了北大被当时的腐败社会风气所裹挟的势头，进而让北大极大地影响社会生活。
1917年9月，蔡元培希望章士钊也能受北京大学之聘，任文科研究院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此时，章士钊已经身兼数职，无心于图书馆主任这样一个小小的职务，就向蔡元培推荐了自己的家庭教师李大钊。
李大钊（1889—1927），学名耆年，又名龟年，后改名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人。在《我的自传》中，李大钊这样描述自己童年的悲惨经历：
当我刚刚两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去世了，第二年我的母亲又去世，丢下了一个十分需要她照看的可怜的婴儿。我没有兄弟和姐妹，于是我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但等我长到15岁的时候，他们又留下我孤独地活在这世界上。我是多么不幸啊！[16]
李大钊比陈独秀小10岁，都自小失去了父亲。陈独秀的父亲在他出生后几个月去世，李大钊则是遗腹子。不同的是，自幼失去父母的李大钊得到祖父母的宠爱和精心抚养。这段艰辛的成长经历，使李大钊养成了坚韧的性格和乐善好施的仁爱之心。
1918年1月，李大钊因章士钊推荐，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有着菩萨一样救苦救难情怀的李大钊，就这样来到了北大。
李大钊与陈独秀的交往始于日本学习期间在《甲寅》上以文会友的神交。
1914年11月10日，陈独秀在章士钊主办的《甲寅》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正如一方面爱着自己的母亲，但也批评着母亲的缺点一样，陈独秀反对用“糊涂的爱”来掩盖一切。在这篇文章中，他公开批评了时下关于爱国主义的观点：
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言。惟其无情，故视公共之安危，不关己身之喜戚，是谓之无爱国心。惟其无智，既不知彼，复不知此，是谓之无自觉心。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呜呼！国人其已陷此境界否耶？……
爱国心，情之属也。自觉心，智之属也。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自觉者何？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罔与殆，其蔽一也……[17]
陈独秀认为，爱国首在“启民智”，爱国应该是一种理性自觉的意识，国家是理性精神的产物，而当时的中国缺乏理性观念，故尚未形成“近代国家观”，国人也没有爱国的自觉心。作为理性观念的产物，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不等于皇权，人们此前盲目地效忠皇帝，这种盲目的爱国主义是有害的。当下黑暗的中国社会，最需要的是有知识、有自我意识并能清醒地思考具体问题的人，而不仅仅是情感激昂的爱国精神。要成为真正的爱国者和自觉者，必须拥有真诚的感情和纯正的理智。
李大钊幼年失怙，却在爱的环境里长大，他一向认为，对于母亲的爱是绝对的，对祖国的爱也是绝对的。爱是李大钊思想的出发点，他后来宣传、接受马克思主义，首先也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大爱的学说”。他甚至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说，“马氏所谓真正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
与陈独秀不同，李大钊的出发点是爱。他认为，爱国首先基于深沉的情感，国家是情感的共同体，在情感的共同体的基础之上，才能养成国家意识。一群精神上麻木、情感上冷酷的人，根本不可能形成共同体。因此，与其说国家的基础是理性、观念和意识，不如说国家意识的根基在情感，在爱本身。陈独秀虽然用情与智把爱国心与自觉心对立起来，但不过只是“爱之深，恨之切”。于是，李大钊便撰《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进行回应，呼吁人们不要放弃爱国主义的信念，要提振信心，“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委婉地对陈独秀的文章作了批评。他指出：
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夫国家之成，由人创造，宇宙之大，自我主宰，宇宙之间，而容有我，同类之人，而克造国。我则独不然？[18]
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用有血有肉的人、有感情的人，代替了孤立的个人、孤独的个人，他认为“厌世心”才是实现自我意识的真正障碍，爱国的情感是必需的。在李大钊看来，宇宙精神在大爱，中国知识分子的目标是“造成可爱之中国”，因此他发问道：没有人民的爱国主义，怎么能改造国家呢？
章士钊将这篇文章给陈独秀看，陈独秀读出了李大钊文章中“申独秀君言外之旨”的意思，因此非常感激李大钊的好意。尽管自己表达的角度和方式不同，但在爱国主义立场和思想上与李大钊是完全一致的，也因此奠定了两人共同奋斗的基础。
此后，陈独秀与李大钊，就像思想的双星一样，彼此照耀，并共同照耀着中国前行的路。
章士钊还向蔡元培推荐了他的老乡、好朋友杨昌济。杨昌济，1871年4月21日出生于湖南长沙，后求学于岳麓书院。他先后留学日本、英国，主攻教育学、哲学、伦理学。早在留日期间，他还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组织中国留学会，探讨各种救国方案。1913年春回国后，杨昌济在湖南省立高等师范、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任教。他认为要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必须从教育入手，使青年能肩负起救民于水火的历史重任。当时，他被萧子升称为“第一师范的孔夫子”。萧子升回忆说：
第一师范是长沙最富有的学校，它不仅免费供给学生膳宿，并且供给书籍和服装。在帝制时代，学生还可以从学校得到一些零用钱——学生的挑选固然严格，而聘请教员所定的标准之严格，亦正不相上下。当时第一师范的教员不仅都具有良好的训练，而其中有些教员的人品道德更是声誉卓著。他们的薪金甚高，如一旦有空缺，学校当局往往远自上海、安徽或其他省份中聘请填充。这就说明为什么杨先生会留在长沙，在那里教逻辑、哲学和教育方面的课程。[19]
杨昌济主张将中国圣贤的“修身”与康德的“道德自律”结合起来，把道德理性与实践理性结合起来，与其说他是“第一师范的孔夫子”，还不如说他是近代中国的康德。
1914年秋，21岁的毛泽东正是在湖南一师遇见了日后与他的人生有密切联系的杨昌济。杨昌济经常跟毛泽东等同学强调，个体对他人、社会、民族和国家的责任，鼓励他们要有高尚的人生理想，追求圣贤的人生境界、豪迈的人生气概。毛泽东很喜欢杨昌济的课，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杨昌济非常欣赏毛泽东，曾在日记中写道：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20]
1918年，经章士钊推荐，杨昌济赴北大任伦理学教授，因缘际会向北大推荐了一个日后将改变中国命运的人。这个人就是挥斥方遒、指点江山的毛泽东。
蔡元培校长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只要有真学问的人，都可以在此有一席之地。
美国教育家杜威曾感慨：“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
梁漱溟则说，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扭转，就是从五四时期的北大开始。五四时期，许多人都作出了贡献，但如果说贡献最大的人，就是蔡元培。如果说影响最大的事，则推《新青年》的出版。无论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还是毛泽东到北大，都与蔡元培有直接的关系。蔡元培一生不能说有什么其他成就，而他最大的成就，就是“他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新潮流，冲破了社会旧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为中国历史揭开新的一页。在这里，他并非自己冲锋陷阵的。他之所以能成功，全在他罗致聚合了上述许多人物，倾心倾力维护他们，并从而直接培养起许多青年后起人物”。
这是历史过来人非常中肯的评说。
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供图
【注释】
[1]叶隽：《蔡元培的留欧时代》，湖南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第193页。
[2]叶隽：《蔡元培的留欧时代》，湖南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第251页。
[3]叶隽：《蔡元培的留欧时代》，湖南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第251—252页。
[4]叶隽：《蔡元培的留欧时代》，湖南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第250页。
[5]参见蔡元培、陈独秀：《蔡元培自述实庵自传》，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2页。
[6]蔡元培：《致汪精卫君书》，新潮社编《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下册，1920年，第291页。
[7]引自北京大学校史馆藏《北京大学文科一览》。
[8]《蔡校长在平民夜校开学日的演说》，《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月18日。
[9]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5—76页。
[10]蔡元培：《假如我的年纪回到二十岁》，《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212页。
[11]金冲及：《清朝统治集团的最后十年》，引自金冲及、孙正聿、刘庆柱、卜宪群、韩毓海著《以史为鉴——中华文明的演进与选择》，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2年版，第115页。
[12]周海滨：《失落的巅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负责人亲属口述历史》，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13]《蔡元培自述实庵自传》，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47页。
[14]阿明布和：《晚年陈独秀与苏联经验》，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15]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选集》1959年5月中华书局版，第288页。
[16]《李大钊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页。
[17]《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67—68页。
[18]《李大钊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页。
[19]萧瑜：《毛泽东和我的游学经历》，引自斯诺等著、刘统编注《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96页。
[20]《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