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其作始也简
被推选为党的“一大”代表后，张国焘先到达上海，开始参与会议筹备。
随后，各地代表也陆续到达，会议的组织工作十分严密，据陈潭秋回忆：
1921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楼下女学校，因为暑假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7]
1921年7月的上海，蝉声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热潮。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来自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及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陈潭秋、董必武、王尽美、邓恩铭、包惠僧、陈公博、周佛海13人，围坐在一层饭厅长方形的餐桌旁，秘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
会议指定毛泽东、周佛海担任记录员，刘仁静担任翻译。陈独秀未能到会，会前指定张国焘为第一次会议的主持人。
第一次会议的内容是：报告会议的筹备经过，说明代表大会的意义，提出这次大会应当解决的一切任务，制定党的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首先是制定会议议程。
代表们通过了会议的四项议程：
（1）讨论党纲与政纲；
（2）制定党章；
（3）研究中心工作与工作方针；
（4）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在会议上发表了热情致词。
马林首先代表共产国际致词。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世界上有很重大的意义。从此以后，共产国际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又多了一个亲密的东方朋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促进了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他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出贡献。他还介绍了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情况，结合自己的实践，谈了他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建党的过程和经验。马林最后建议，中国共产党目前基本上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工人成员太少，建党后，要特别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建立工会组织，努力吸收工人中的积极分子进入到党内，以巩固扩大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
尼克尔斯基代表赤色职工大会致词，他首先祝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向代表们报告了共产国际远东局成立的消息，并讲述了他对革命后的俄国的印象。他还建议大会打电报给设在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局，报告代表大会的进程。
随后，代表们商讨了会议的任务和议题，一致同意：先由各地代表汇报本地区的形势和活动情况，讨论并通过党的纲领和今后的工作计划，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7月24日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组织的工作状况，交流经验。大家一致认为，当前党员人数太少，必须吸收那些符合标准的青年入党，要想办法组织和发动工人，大力开展宣传工作。
张国焘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的活动。他先从城市说起，称北京是个“寄生虫的”城市，“是世界上最奇怪的城市”，“当君主体制时代，人们把政治看作是帝王个人的事情”，北京的百姓认为“搞政治不是下等人的事”。这种局面的改变，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通过五四运动，北京才有了国民意识、政治意识。张国焘认为，工人与知识分子是最重要的两个政治力量，目前需要做的工作，“第一，怎样使工人和贫民阶级对政治感兴趣”，“第二，怎样打消一般学生想成为学者并进入知识界的念头，促使他们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怎样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
北京小组的主要成就与经验，在于促使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结合。张国焘历数这种结合的成绩，主要是在长辛店组织铁路工会，举行小型的罢工，通过工人夜校提高工人的觉悟。
北京工人运动的情况给马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年后，他在给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指出，只有北京附近的铁路工人和广东的工人能够团结在现代工会组织之中。湖南的组织虽然很好，但工人很少，不可能有大的作为。
短短三年后，面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失败，以及全党上下的悲观氛围，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首次提出了组织农民、发动农民、武装农民的思想。后来，张国焘说，指出中国革命归根到底要靠农民运动，要靠土地革命，仅仅靠知识分子与工人的结合，是远远不够的——这一点，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的最大贡献。
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根据马林建议选出一个委员会，负责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报告后，7月25、26日大会休会两天，以便由董必武、李达、张国焘等组成的起草委员会起草上述文件。
经过紧张的工作，党的纲领和决议草案制定出来了。7月27日以后，代表们接连召开第三、四、五次会议，集中讨论起草的党的纲领和决议。
会议气氛非常热烈，党在现阶段斗争目标和策略问题，引起了代表们激烈争论。大致上说，一派主张依靠孙中山进行国民革命，一派则认为应该独立自主进行共产主义革命。
张国焘认为，孙中山与北洋军阀没有什么根本区别。来自广东的陈公博激烈反对他，李汉俊支持陈公博的意见，主张联合孙中山进行国民革命，革命胜利后加入议会。当时陈公博是法专的教授，张国焘又提出，党的主要领导不能担任大学教授，更不能担任议员。张国焘回忆说：
我和李汉俊、刘仁静、周佛海等在会前曾就党纲和政纲作过几次商讨，各人的立场都显得更清楚，自然也发现了歧见。李汉俊首先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提出现在世界上有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有德国社会党的革命；中国的共产主义究竟应采取何种的党纲和政纲，应先派人到俄、德国去考察，在国内成立一个研究机构如马克思主义大学等，从事精深的研究后，才能作最后的决定。他并具体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尚未成熟，目前共产党人应着重研究和宣传方面的工作，并应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成功后，共产党人可以参加议会。
与李汉俊针锋相对展开争论的是刘仁静，他主张中国共产党应信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原则。他反对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政策以及一切改良派的思想。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只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也不应对国民党和议会活动有过多的幻想，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以为共产革命做准备。[8]
按照张国焘的说法，他和刘仁静对李汉俊的“议会道路”进行了斗争，李汉俊最终放弃了错误思想。实际上，马林认为联合孙中山是有道理的。在马林的指示下，张国焘被迫放弃了自己的看法。
在讨论纲领时出现的另一个分歧就是，党员能否当国会议员和到政府中做官。一部分代表对此持赞成态度，尤其以陈公博为最，而张国焘、刘仁静则坚决反对，他们“搬出阶级的仇恨，阶级斗争的大原则，多数代表同意这个意见，一场舌战，颇为激烈”。最后这个问题还是没能作出结论，遂决定留待下次大会再解决。
陈公博认为，张国焘和刘仁静自视甚高，不但主张推翻北洋政府，还打算推翻孙中山的南方政府，直接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在陈公博看来，这实在过于激烈高调，如果连大学校长、教授都不能入党，那么，张国焘这是置陈独秀、李大钊于何地呢？
那个时候，陈公博便对党产生了怀疑。在他看来，如果不能做官，那参加这样的党意义就不大了。
后来，他在论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中，记录了会议期间关于党的性质、方针、政策方面的争论，指张国焘反对与任何政党联合：
他们特别强调对现存其他政党的态度。第一个纲领写道，“对现存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和排斥的态度。在政治斗争、反对军阀与官僚，以及要求言论、出版与集会自由时，凡须表明态度者，本应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得与其他党派或团体发生关系”。他们特别强调这一点是有种种原因的。首先是内战连绵多年，陷民众于水火，经济凋敝。共产党人遂认为，任何一个党派若使民不聊生，它便是人民之敌。内战不断，形势堪忧。[9]
关于这次大会，陈潭秋1936年曾经回忆说，大多数人赞成利用公开合法运动：
决定建立严密的战斗的工人政党，并以职工运动为中心工作，但在一定的有利于无产阶级发展的条件下，应当利用公开合法运动。至于党的组织与党员入党的条件，则决定采取经过历史事变试验过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经验，反对孟什维克主义式的原则。这一原则的通过，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初步基础。[10]
张国焘后来回忆，毛泽东在会上的立场是不赞成左右两派，他的意见是调和的。他经常以幽默的反问，去化解双方的争论。
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此前为避免引起别人注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并没有到场参加第二、三、四、五次会议。这次重要的会议，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决定前来参加。
就在此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1921年7月30日晚，代表们正在选举中央机构，法租界暗探及巡捕突然闯入，会议被迫中断。
陈公博后来说，发生这样的事情，主要责任在张国焘，因为共产国际的两个代表是职业革命家，他们早就提醒会议必须经常变换场地，但张国焘就喜欢让李汉俊紧张焦虑，故意要与李汉俊为难，偏偏不换地方。这种狭隘心理不但是拿李汉俊开玩笑，也是拿党开玩笑。
关于会议期间受到搜查的情况，陈公博在1944年写的《寒风集》中回忆道：
因着国焘个人和汉俊为难，恐怕其中代表还有附和国焘的主张罢，连日开会均没有更换地点，终于一天晚上，变故遂降临了。我们正在汉俊楼上开会，人还没有到齐，俄国代表马令和吴庭斯基也到了，忽然一个仆人跑上楼来报告，说有一个面生可疑的人问他经理在家否，这个仆人也算机警，急急上楼报告。俄代表一听这样说，或者因为长期经验关系罢，立即主张解散，我看各个人本来已有些慌张，一听马令主张解散，都开前门分头逃走，上海的弄堂房子本来是惯走后门而不走前门的，大家往前门走，等于事急走太平门的办法。[11]
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也印证了此事：
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是在深夜里一个同志家召开的。会议刚开始，有一个侦探闯到了屋里，他道歉说走错了，可是终究不允许我们再继续开会了。这个侦探的到来，并没有给党带来损失，尽管在他来过以后，很快的警察就突然进行了搜查。在这以后，我们提高了警惕，为了使代表大会继续开会，只好到附近的一个不大的小城市去。[12]
闯进会场的是法租界巡捕程子卿，他随即招来大批警察，在警察赶到前，大家紧急撤离，留下了李汉俊和陈公博应付搜查。
巡捕把他们二人分开询问。法国警察问陈公博是不是日本人，陈公博用英语回答他是中国人。警察让他说汉语，陈公博的广东官话使警察进一步认为他是日本人，好在他英语流利，说清楚自己是广东法专的教授，才终于作罢。
巡捕又去询问李汉俊，并把整个房间做了仔细的搜查。当时，一张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的名单草案就放在桌子上。不知什么原因，翻箱倒柜的巡捕偏偏没有注意桌上这张揉皱了的纸。
在此期间，陈公博紧张地抽了一听香烟，一共是48支，他几乎崩溃。后来他才知道，巡捕事先得知日本革命党会来上海活动，因此就一直问他是不是日本人。
幸而巡捕没有找到证据，教训了他们二人一通，方才离开。
陈公博离开后，发现有人盯梢。他到大世界去看了两个电影，才甩掉尾巴，回到大东旅馆，刚刚睡下就听到一声枪响，原来是他隔壁发生了情杀案。
周佛海那天正好闹痢疾，没有参加会议，所以不知道出事了。当晚，毛泽东跑到他住的旅馆，向他说明两件事：会场被搜查，会议必须立即改变地方举行。
会议还没有结束，就已经暴露了会场。周佛海立刻想跑，毛泽东则坚持继续开会。周佛海问：“怎么开？接下来去哪儿开会呢？”
毛泽东沉思着说：“现在你没有暴露，出去跑没有事情。这样，你赶紧到李达家里去，商量新的开会地点，商定后，分头去通知大家。”
周佛海连夜跑到李达家。李达夫人王会悟建议到她的家乡嘉兴南湖去，因为南湖离上海不远，以游湖为名，在船上开会更为隐蔽。她的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事后，王会悟回忆说：“我想到我家乡嘉兴的南湖，游人少，好隐蔽，就建议到南湖去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李达去与代表们商量，大家都同意了这个意见。”
周佛海回忆说，如果不是当夜毛泽东来找我，不是按照他的建议去办，如果不是我连夜分头去跑，一定不会有南湖的会议了。
第二天，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因受到法国巡捕的注意，已不便前往浙江嘉兴参加会议。除李汉俊、何叔衡、陈公博外，其余代表分乘火车，前往王会悟的家乡。他们在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召开了第七次会议，也就是最后一天的会议。
那一天，嘉兴南湖天忽大雨，继而烟雨蒙蒙，湖上几乎没有游人。陈潭秋在回忆录中说：
这一天早晨天色阴暗，到9时半以后，天忽大雨，游人均系舟登岸，大为败兴。然而对于我们倒很便利了。[13]
就在那条缓缓划行的游船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这份约700字的简短纲领，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在这个纲领中，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并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确定党当前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
通过党纲和决议后，已经到了午饭时间。在船上用过午饭，代表们紧接着讨论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李达后来回忆：
宣言草稿有千把个字，前半大体抄袭《共产党宣言》的语句，我记得第一句是“一切至今存在过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接着说起中国工人阶级必须起来实行社会革命自求解放的理由，大意是说中国已有产业工人百余万，手工工人一千余万，这一千多万工人，能担负起社会革命的使命，工人阶级受着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双重剥削和压迫，已陷于水深火热的境地，只有自己起来革命，推翻旧有的国家机关，建立劳工专政的国家，没收内外资本家的资产，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才能得到幸福生活……《宣言》最后以“工人们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一句话结束。[14]
南湖会议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经过与会代表的无记名投票，陈独秀、张国焘、李达当选为中央局成员。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主要负责工人运动的组织发动工作。
大约下午6点，会议完成了所有预定的议题，前后持续9天的中共“一大”胜利闭幕。
1921年8月3日，嘉兴南湖，平静的湖面，传来代表们低沉的呐喊：
“中国共产党万岁！”
“第三国际万岁！”
“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15]
中国历史从此迎来了开天辟地的一页。
萧子升与毛泽东一起离开上海去了嘉兴，他们在南湖边租了一个旅馆的房间，毛泽东去开会，萧子升在旅馆睡觉。
萧子升睡不着，他写了几封信，便去湖边散步。这时，他看到一条大船在烟雨中驶过，心中一热，他猜想，那条船上会诞生中国共产党。
会议结束当晚，毛泽东回到旅馆。萧子升已经睡了，毛泽东兴奋地把他叫起来，两人又进行了一番谈话。今天读来，这些谈话依然发人深省。
萧子升后来回忆说：
晚饭时，还没有毛泽东的讯息，我便洗个澡，由小窗往外眺望以排遣时光。虽然天未入黑，水平线上已随处可见渔光泛映。我熄了房灯，上床睡去。两三个钟头后，毛泽东回来了，他打开蚊帐，问道：
“萧先生，你睡了？”
“是的，”我答道，“我睡了。但请勿打开蚊帐，这儿的蚊很可怕，它们会飞进来的。今天的工作可称心？”
“是的，称心极了。”毛泽东答道，“我们在船上一直无拘无束！你不来，真可惜。”
我随即答道：“你看，你在感激自由呢！在上海，你不能自由自在和你的同道谈话，你不能自由开会，巡捕到处跟踪你，你们在会上决定了什么？你们计划采取什么行动？”
毛泽东沉着地答道：“我们决定必须将中国造成第二个俄国！我们必须组织起来，奋斗到底。”
“你们怎样组织起来？”我问。
“代表们都不是乌合之众，”毛泽东解释道，“他们有些人学识丰富，能读日文或英文。我们决定必须首先成立一个核心小组，这核心小组将成为中国共产党。之后，我们将安排宣传工作，并准备实行特别的行动计划。第一步是策动劳动阶级和青年学生投向共产主义。然后，我们必须建立充裕的经济基础。这说明为甚么一定要归属第三国际。”
“但是，”我抗议道，“第三国际是俄国。你们为甚么不组成第四国际呢？”
“那究竟是甚么东西？”毛泽东问道。
“第四国际，”我解释道，“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主义部分，它是马克思和普鲁东的理想结合，它是自由的共产主义。你还记得我听说关于人力车的双轮吗？自由共产主义的人力车就是具备两个轮子，它不需要另外的力量支持它！如果你同意沿着第四国际的路线组织你的运动，我将为它贡献一生！”
“一千年后我们再谈它罢。”毛泽东苦着脸，一边说一边打开蚊帐上床。
第二天一早醒来，他们一起坐火车去游览西湖。萧子升后来回忆：
因为火车上人很多，我们又长谈了几个小时，但没有深谈某个问题。我们多是在批评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因为他太书生气了，外貌又像资产阶级。李大钊似乎更能赢得我们的拥护，但显然俄国人喜欢陈独秀，而他又是南湖会议的主要组织者。
下午我们到达杭州——浙江的省会，湖边的房舍，道路和公园构成一幅难以形容的美丽图画。我想起一句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感到那一点也不夸张。[16]
歌未竟，东方白。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这样讲到了中共一大：
1921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十二个代表中，现在活着的还是共产党员的（叛变了的如张国焘之流不算），一个是陈潭秋，现在被国民党关在新疆监牢里，一个是董必武，现在飞到旧金山去了，我也是一个。十二个代表中现在在南京当汉奸的就有两个，一个是周佛海，一个是陈公博。会是在七月间开的，现在我们定七月一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日。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船上开的。发了宣言没有？我不记得了。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他人也差不多。当时陈独秀没有到会，他在广东当教育厅长。我们中国《庄子》上有一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联共党史》开卷第一页第一行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现在还是在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但是这以后二十四年就不得了，翻天覆地！整个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