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欧游
1920年7月，北京城发生了一个大变化。
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在直皖战争中将段祺瑞赶下台，奉系军阀入主北京城，声称立即要拿办蔡元培，断绝北京大学的办学经费。
蔡元培虽然是有一定官场经验的书生，却没有与土匪打交道的经验。这次的情况与过去分外不同。
北京的环境空前恶化，李石曾、胡适等人劝说蔡元培——曹锟、张作霖就是两个土匪，一个贩布出身，一个贩马出身。这一回，北洋政府已被土匪掌握，无理可说，不如暂避风险。
李石曾从法国归来，拿了一笔钱，在他父亲李鸿藻手下的旧官僚中活动，终于达成妥协。政府决定，放蔡元培出国考察教育，任命范源濂以教育次长身份继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一职由蒋梦麟代理。
蔡元培接受了，他以为此次出国，既可以研究欧洲的教育，又可以为北大筹措经费。
蔡元培出国前，应湖南教育会的邀请，专程去长沙演讲。当时的长沙《大公报》是毛泽东展开驱张运动的喉舌，报社特别请毛泽东为蔡元培的演讲做笔记，供该报发表。蔡元培、毛泽东师生二人又一次见面了。此时的毛泽东已担任湖南第一师范附小的主事，也是一个校长了。毛泽东认真记录和整理了老校长的讲话，师生二人彻夜长谈。
鉴于工读互助活动遭受的挫折，毛泽东向蔡元培提出，长沙郊区租房便宜，可以创办一所平民大学——湖南自修大学，一边自修，一边劳动，一边讨论。蔡元培十分高兴，感慨地说，现在北京不好办事，各地还是要尽量努力，你如此不屈不挠地落实平民教育思想，是一件极好的事情。
随后，毛泽东创立了湖南自修大学。第一批学生中，便有夏明翰等人，这些人后来成了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干。
“汽笛一声肠已断。”毛泽东与蔡元培在长沙车站依依惜别时，师生二人谁都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永别。
蔡元培走后，他在浙江中西学堂时代的学生蒋梦麟临时掌印，勉强维持着北大。蒋梦麟后来说，现在是政府不发薪，老师学生不买账，军阀压迫一日甚于一日——我这个代理校长就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只是一天天盼着蔡元培何时才能回国。
蔡元培西行，主要是到法国考察教育，整理华法基金会，继续“运动退款”，筹办里昂中法大学。
九个月的出访，法国大区教育自治的规划进一步启发了蔡元培。这个规划是由全国各大区的大学校长直接管理各区的教育事务，把教育领导权放在基层，以教育自治推动城市自治，以地方自治促进大学自治。蔡元培进一步认识到，地方的自治、地方的联合，是欧洲社会自由的基础所在。
当时的华法教育基金会由李石曾负责，他把法国的工作委托给秘书萧子升。萧子升比较夸夸其谈，办事能力很差，且比较固执。教育基金会资金有限，来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越来越多，留学生与基金会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出国前，蔡元培要求萧子升回国，向他汇报基金会的工作情况。
萧子升离开法国之前，专程到离巴黎30公里的蒙达尼，召集新民学会在法国的成员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是在蒙达尼郊外森林里的草地上开的，参加会议的有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等二十余人。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先在森林里做操热身，然后便围坐在草地上开会——因为他们当时没有钱租场地。
会议主题是新民学会未来的发展方向。萧子升说，现在华法基金会经费困难，多亏他的周旋，湖南学生的经费才算有保障。如果再去照顾其他省份的留学生，甚至去帮助在法的劳工，经费就不够了。因为经费有限，新民学会在法成员，不宜继续扩大，扩大会员的问题主要交给毛泽东在国内去做。
蔡和森作了针锋相对的发言，他认为，我们要联合其他省份的留学生，一方面扩大新民学会，有饭大家吃；一方面还要联合起来，为法国华工争取权利，因为北洋政府把这些劳工卖给了法国陆军部，我们要为他们争取人身自由。
萧子升反对，他认为这样做势必与法国政府发生矛盾，华法基金会就办不下去了，而且，帮助法国华工，这也绝对不是新民学会的宗旨。
蔡和森指出，新民学会的宗旨就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现在的世界是劳工的世界，如果萧子升认为新民学会不能承担这样的责任，那么，他主张成立新的组织。蔡和森还说，他已经与毛泽东多次通信，认为应该把新民学会改组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组织，准备将来成立共产党。
萧子升非常不快，他坚决不赞成俄国的道路，更认为毛泽东、蔡和森两个人不能单独决定新民学会的发展方向。
太阳落山后，他们回到萧子升住的旅馆继续争论，通宵达旦，十几个人就这样在旅馆的房间里，争论到天明。
萧子升回国后继续与毛泽东争论，这种争论一直持续到1921年中共创建前夜。
萧子升后来回忆说，1920年中期，在法国的新民学会成员分裂了，因为当时毛泽东、蔡和森已经决定把新民学会改组为社会主义组织，而他不赞成，且那时他与外省的留学生接触较少。蔡和森为了扩大新民学会，与四川的留学生陈毅、邓小平开始接触。那个时候，陈独秀先派了张申府来法国活动，随后又把两个儿子乔年、延年派来，目的就是在法国发展共产党组织。陈延年、陈乔年年龄很小，天天打工，建立组织的事情还是没有着落。但张申府发展了周恩来入党，周恩来联系了当时在法国的两位四川留学生，一个叫赵世炎，一个叫任卓宣。这四个人加上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他们共同创办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就这样，新民学会的法国支部，被社会主义组织代替了。
任卓宣回国后，参与领导湖南党的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与毛泽东一起受命领导秋收暴动，途中被国民党抓获要枪毙，最终却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在医院治疗之后，他继续寻找革命队伍，再次被捕。这一次他叛变了，从此加入国民党，改名叶青，并成为国民党的重要理论家——这都是后话。
到法国后，蔡元培首先整顿了中法教育基金会，扩大了基金会的资助范围。他联合里昂大学校长儒班博士，为中国留学生专门成立一所新的大学——中法大学，亲自出任中方董事长，并欣然接受邓小平、王若飞、陈毅等225位中国学生的来信建议，在中法大学设立工学院。从此，中国有了第一批学习工科的留学生。邓小平就是其中的一个。
四川学生能够得到基金会的资助，当然要感谢蔡元培的法国之行。陈毅专程去看望蔡元培，凑巧蔡元培那天出门，陈毅就留下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通过陈毅，蔡元培知道了周恩来和蔡和森两位俊杰。
就在被迫离京、远赴欧洲期间，蔡元培的夫人黄仲玉因病在北京去世。他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忽然觉得自己老了，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感到了深深的疲倦。更令他伤心的是，昔日学生已经开始在思想上离他远去。在法国，他读到了国内报纸上北大学生对他的批评——
蔡校长是主张依靠民众的，但又说民众需要教育、组织、训练，民众还不成熟。你看德国的民众不能说不成熟吧，德国反而落到了这样的天地，可见等待民众成熟，那是永无尽头的。五四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首先需要领袖，领袖才能带领群众前进。现在蔡先生已经不愿意做青年和民众的领袖了，蔡先生已经落伍了。
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蔡元培的好学生邓中夏。
“劳工神圣”，不消灭剥削者，劳工就不能“神圣”。但像张静江、李石曾这些主张“劳工神圣”的资本家，也必须消灭吗？像自己这样辛辛苦苦的大学教授，难道也要被学生和工农改造吗？
“我已经53岁了，也许真的是落伍了！”遥望着祖国的方向，蔡元培摇头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