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驱张运动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办法，改造的办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湖南学联机关刊物《湘江评论》，以民众的大联合改造中国与世界。这是他在《湘江评论》发表的一篇檄文中的名言。
正是这篇文章，创造了此后影响现代中国的“毛文体”。
五四运动期间，毛泽东不在北京在长沙。为了打击北洋政府，特别是其政治核心安福系集团，毛泽东极有眼光地找到了一个突破点——从驱逐张敬尧入手，从外围长沙去进攻中心北京。
五四后期，学生运动最激烈的地方不是北京，而是毛泽东所在的长沙。
那时，因日本军队在福州枪伤中国学生和商人，造成震动全国的“福州惨案”，长沙学生举行集会，在湖南省教育会坪焚毁日货。此举遭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驱散，毛泽东、何叔衡等领导湖南各界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
五四后期，研究系和胡适等人在北京的斗争策略是盯住安福系，逼徐世昌下台，而毛泽东在湖南的战略是盯住张敬尧，逼段祺瑞下台。因为张敬尧是皖系军阀段祺瑞的亲兵，是北洋军阀渗透到中国南方的一枚重要棋子。当时的湖南，正处于南北斗争的交界点上，如果打掉张敬尧，对于全国局势的改变，便会具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毛泽东的视野与战略，就是这样超出了五四时期那些硬干的学生领袖们。
南北政府内战期间，吴佩孚的军队攻下了湖南，而段祺瑞却派自己的亲兵张敬尧来治湘，令吴佩孚大为不快，从此与段祺瑞结下了深刻矛盾。五四运动中，吴佩孚因为对北洋政府不满，便公开表态支持学生，公开要求巴黎和会中国使团不得在和约上签字。在毛泽东看来，当时一切反对北洋政府和段祺瑞的力量——包括吴佩孚在内，都是可以联合起来作战的，毛泽东后来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就是由此时萌发。
为了联合北京城的反张敬尧力量，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
这是毛泽东的第二次北京之行，他住在北长街99号一个叫福佑寺的喇嘛庙里。毛泽东注重新闻舆论的力量，到北京后不久，就同张百龄、罗宗翰等人组织成立了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
毛泽东后来说过，“要推翻一个政权，首先要造成舆论”。这实在是他青年时代的经验之谈。当时的北京，《晨报》的影响最大，林长民那篇为五四运动首先发难的文章，就刊登在《晨报》上。到京后，毛泽东利用老师邵飘萍的关系，积极联络，平民通讯社成立当天，北京《晨报》全文登载毛泽东的《〈湘人力争矿厂抵押〉呈总统府国务院及外财农商三部文》，揭露湖南省矿务局长张荣楣与张敬尧狼狈为奸，贪污受贿巨款，不惜将水口山矿产权拱手交给外国人的行径。
毛泽东极能吃苦，时值隆冬，白天他穿着单薄的夹袄、冒着严寒四处联络湖南在京的学生、议员、学者，组成“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与“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使北京成为驱张运动的大本营。晚上，他又回到福佑寺继续整理材料，撰写、油印稿件，以平民通讯社名义，将张敬尧祸湘罪行及各地驱张运动消息，不断发给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报馆。平民通讯社每月印发驱张文章150余份，“送出的稿件每期页数不等，多则十页左右，少则两三页”。
当时在衡阳出版的《湘潮》周刊写道：“旅京公民毛泽东、张百龄等，为传播张敬尧的罪恶和驱张运动的消息起见，组织平民通讯社，每日发出稿件五十余份，送登京、津、沪、汉各报。”随着通讯社发出的文章越来越多，驱张运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北京、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的报纸陆续登载通讯社的文章，发表社论或时评予以支持。毛泽东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在各种驱张通电和新闻里，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才干越来越引人注意。
毛泽东出名了，他早晚是要出名的——这是恩师杨昌济早已预见到的结果。
杨昌济先生知道，毛泽东的驱张斗争，不但需要北京各种力量的支持，更需要南方军政府的支持。病重之际，他写信给好友、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章士钊，说明驱张出湖南，最为受益者实乃是南方政府，湖南问题解决，南北对峙即可结束，自己的学生为此奔走，可见中国青年之视野远大。将来救国，便要靠这样目光远大的青年。
他特别说：“毛蔡二君，当代英才，望善视之！”“吾郑重语君，毛蔡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二子”就指毛泽东和蔡和森。
临终前，杨先生把随身多年的一块怀表送给了毛泽东，并将女儿杨开慧托付给了他。
那个时候，杨先生便意识到，天下混一，发力点就在湖南，改造中国与世界，要靠毛泽东这样的人物。他分析天下局势，认为将来革命的中心，不可能是在北方，而是在以广东为基地的南方，方才写信给章士钊，推荐毛泽东与蔡和森。
继1918年底北京学生全国大串联之后，毛泽东的驱张运动是又一次全国学生串联。第一次串联是北京学生到全国，而这一次则是湖南学生到北京，到天安门、新华门集合。
“全国学生大串联”，成为毛泽东终生不能忘怀的青春记忆。
1920年1月3日下午，北京学生联合会在北大三院召开了慰问驱张代表团大会。北大学生会主席方豪首先致词，他说：“代表团诸君因不堪强权压迫，不远千里，奔走来京，从事驱张运动，奋斗精神，实可钦佩……北京的学生热烈地欢迎你们！”
随后，湖南驱张代表团代表、新民学会女会员李思安讲演。李思安历数张敬尧的罪恶，表示代表团来京不仅是为了打倒一个张敬尧，而是要打倒由许多个张敬尧组成的整个“军阀派”。
李思安，1892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耕读世家，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她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1924年由向警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她比毛泽东大一岁，当时被毛泽东亲切地称为“思安姐姐”，一路跟随他北上请愿。毛泽东南下为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送行，又是李思安先行去上海打前站，为毛泽东等安排住处。在上海，她陪同毛泽东拜访了陈独秀。在谈话中，毛泽东和陈独秀商议在湖南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之后，李思安是主要成员。大革命时期，她积极参与领导湖南农民运动和妇女运动，大革命失败之后，李思安与党失去联系，只身去南洋教书。1950年，她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热烈欢迎她回国工作，并亲切会见了她。从那时起，毛泽东尊称她为“思安先生”，正如尊称宋庆龄为“庆龄先生”。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组织湖南辅仁学社在京成员，同邓中夏、罗章龙、王复生等北大学生，在陶然亭慈悲庵集会，商讨驱张斗争策略，决定先从张敬尧毁坏湖南教育、贪污教育经费入手。第二天，毛泽东与湖南省城各校教职员代表联名呈文总统，控诉张敬尧摧残教育的罪行，指出“我国今日要务，莫急于图强，而图强根本，莫要于教育”。
当时，包括研究系在内的许多政府元老也希望借倒张敬尧来打击段祺瑞，所以，毛泽东的行动得到了朝野上下的呼应。
十天后，时机成熟，毛泽东以湖南公民代表团团长身份，率领请愿团，冒着严寒，高举旗帜，分别从前门、后门和西华门向新华门国务院请愿，并沿路宣讲驱张的道理。在新华门前进行了几个小时示威后，毛泽东和张百龄、李思安等人被选为代表进入国务院，与北京政府的接待官员进行了义正辞严的说理斗争。
1951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从南洋归国的李思安时回忆道：“你还记得北京请愿时，天那么冷，我们一起在国务院坐冷板凳，等着那些官老爷接见的事吗？那时你是驱张运动的唯一女代表，代表全湖南的女学生。”
李思安说：“怎么不记得？记得等了三个钟头。”
毛泽东说：“我们当年坐冷板凳的地方，就离此地不远。现在人民当家作主，今后就不会再让人民群众坐冷板凳了。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思安先生你还是要抗议的！”
李思安说：“那您也是要抗议的。您起来抗议，我当然也抗议。”
在内外压力下，北洋政府终于免去了张敬尧的职务。驱张运动的成功使毛泽东认识到，北洋政府并非铁板一块，旧社会是一座腐朽的大房子，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推倒的，要改造旧世界，就要先去找它最薄弱的地方入手。把那个地方拆除了，这个大房子就会逐步倒塌。而要推倒旧房子，就一定要先了解、研究那个房子的结构。
未经深思熟虑和深刻了解，他对一些重要问题并不急于作出结论。他觉得，自己对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
那个时候，毛泽东虽然敬仰李大钊，却认为胡适对于政治的理解，也是有其道理的。
1919年9月，正是受胡适观点的启发，毛泽东在他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罗列出了要研究的大小问题144个，有社会主义能否实施的问题，有民众如何联合的问题，有勤工俭学的问题，有国家制度的改良、废弃的问题，有军事、财政、劳动、教育以及世界各国的问题等，从国内到国际，凡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基本上都涉及了。
1919年10月23日《北京大学日刊》刊载了邓中夏的启事。这个启事把毛泽东罗列的问题都登了出来，其中说：
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4]
当时，毛泽东对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都十分尊敬。至于李大钊与胡适之间“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毛泽东认为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他们的“主义”确实不同。其性质正如毛泽东于1921年1月28日给彭璜的信中所说：“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