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亢慕义斋
蔡元培说，大学是一个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
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化，中国的思想与学术都深化了。与新文化运动初期相比，对于什么是知识，正确的知识究竟从哪里来，什么才是真正的“高深之学问”——对这样根本性的问题，北大人的思考加深了。
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既是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之争，更暴露出经验性的知识与主体性的知识之间的分歧。李大钊认为，思想与真理都离不开信仰，怀疑主义不能构成思想与知识的坚实基础。张君劢则认为胡适的知识论不过是经验碎片，胡适这个“理工男”对于主体性的知识完全无知，所以“他还不配谈哲学”。
梁启超、梁漱溟则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解释了知识与文化的关系，指出文化不仅是一种习俗，也是一种先天心理结构。西方的宗教文化与中国的道德文化差距很大，脱离开文化传统的抽象的科学、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知识，是不存在的。
问题与主义之争，不但为马克思主义在北大、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契机，也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新契机。这是蔡元培为北大、为中国作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
化百家争鸣为学术分科，以分科大学、专门化研究促进百家争鸣，这样的工作只有主张兼容并包的蔡元培才能做到。
胡适希望自己，也希望北大与李大钊、陈独秀的“过激”撇清关系，坚持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则不同。今天看来，如果当年北大就是坚信经验主义和怀疑论的胡适当权，如果北大只有胡适这么一个“山头”，就很难建立起现代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北大的文科也就是搞搞考据，进行些无关紧要的实证性研究——正如后来胡适主政北大时那种死气沉沉的模样。
幸而那时的校长还是蔡元培。
怎么处理信仰与知识的关系？如何处理文化与科学的关系？如何看待主体性的知识与经验性知识之间的关系？这样的问题就摆在了校长蔡元培面前。
这些问题不是当年那种简单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问题，而是现代知识内部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不是靠“只手打孔家店”的振臂一呼，靠提倡白话文就可以解决的。
就在那时，张申府在《少年世界》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美国亚里士多德研究会年会的情况。文章说，现在美国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是行为主义问题，批判的就是经验主义，即认为人们的行动受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偏好、阶层偏好的影响。行为主义的研究重点在人的心理偏好和主观偏好，并不认为知识的来源是个人经验。
张申府介绍说，美国学术界的争论，不是要打倒彼此，而是采用亚里士多德的办法，把各种不同的知识与学问，放到不同的学科里面去，以专门化研究形成一个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
用学术分科，来实践兼容并包——这个想法深刻地打动了蔡元培。他认为，北大要研究精深的学问，就一定要进行学科体系建设。要化解李大钊、胡适、张君劢、梁漱溟之间的争论，也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成立宗教学系、心理学系、哲学系，把宗教、心理、哲学、文学都作为不同的学科知识来研究。
最为重要的是，蔡元培提出通过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把马克思主义纳入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与学术体系，主张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
正是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北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得以公开成立，马克思的著作研究与翻译得以展开。在蔡元培的支持下，马克思学说进入了北大课程，选修者获得高学分。
如果要对问题与主义之争表态，那么，这就是蔡元培校长的表态。
胡适以为借助杜威的牌位就可以打击李大钊，而他的“嚣张气焰”就这样被蔡元培打击下去了。
对于蔡元培如此的智慧，当时的北大学生一时还看不明白。
1920年3月31日，李大钊与邓中夏、高君宇等人经过酝酿和讨论，决定秘密组织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名字就叫“马尔克斯学说研究会”。学会设书记2人，由王有德和罗章龙担任，王负责学会内部组织事务，罗负责学会对外联络责任。学会是秘密团体，因为当时社会上嫉视马克思主义，认为它主张“过激”，形同“洪水猛兽”。他们用“马尔克斯”这个名字，为的就是要欺骗警察。警察回去报告，上司一听研究“马尔萨斯”（与马尔克斯相混），以为是研究人口论的，也就不来干涉了。
经过一年多的秘密工作，大家认为研究会长期处于秘密组织状态，不能扩大影响，不利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经过反复商讨，最后决定公开，在社会上争取合法地位，至少要在北大取得合法地位，并决定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启事，宣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为了争取蔡元培校长的支持，罗章龙等同学还费了一些周折。当时，蔡元培在学校讲授宗教问题，罗章龙等人主动要求负责讲座的记录。他们事先研读了一些参考书籍，熟悉相关内容，记录做得深入浅出、平实易懂。蔡元培看后非常满意。从此，他们和校长的联系逐渐多了起来。
既然宗教可以讲，马克思主义就不能讲吗？几天后，罗章龙带着拟好的研究会成立启事找到校长，希望他批准在《北京大学日刊》刊发。没想到，蔡校长不仅答应了这一请求，还表示将出席研究会成立大会。
1921年11月27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北京大学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
一、本会叫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
二、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的会员。
三、研究的方法分四项：
1.搜集马氏学说的德、英、法、日、中文各种图书；
2.讨论会；
3.讲演会；
4.编译刊印《马克思全集》和其他有关的论文。
发起人：高崇焕、王有德、邓中夏、罗章龙、吴汝铭、黄绍谷、王复生、黄日葵、李骏、杨人杞、李梅羹、吴容沧、刘仁静、范鸿劼、宋天放、高尚德、何孟雄、朱务善、范齐韩。[11]
研究会成立后，迫切需要活动场所。罗章龙又出面找蔡校长，希望能安排一间屋子作图书室和办公室，他还当面背诵了当年蔡元培校长《劳工神圣》中的话：
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教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
蔡元培听了很高兴，立即决定给予支持。
看到蔡元培如此支持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蒋梦麟不禁提醒说：“来了马克思，今后学校不得太平了。”蔡校长则说：“我正因为学校要安宁，才要安置他们哩！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学问，放在哲学社会科学之下去研究，有什么不好？”言下之意是，只要学生研究学问，他们未必就真的要去搞阶级斗争了。
就这样，蔡元培同意在北大西斋拨两间房子给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间作办公室，一间作图书室。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成立，办公地址是景山东街马神庙的北大二院（今沙滩后街59号），研究会的图书室起名为“亢慕义斋”，“亢慕义”是“Communism（共产主义）”的英文音译，“亢慕义斋”即“共产主义小屋”。室内墙壁正中挂有马克思像，两边贴有一副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四壁还有“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等格言。
罗章龙回忆说，蔡元培拨给他们使用的两间房子很宽敞，设备齐全，火炉、用具都有，还派有工友值勤。
邓中夏、罗章龙等人每天一早就到北大三院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晚上聚在一起学习讨论，总要到深夜十二点钟后才就寝。
“亢慕义斋”经理是时任北大学生会评议部总务委员范鸿劼。1920年初，他在做反日游行示威讲演时，遭到军警驱赶殴打，又一次被捕入狱。范鸿劼的同学李荟棠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发表诗歌《欢送范鸿劼君入狱》，其中写道：
我承认你这次是为人类的“自由”和世界的“和平”而入狱！
“自由”与“和平”在这乌烟瘴气中已经露出些光明，送到我们的眼里。
我承认你这次是为人类的“自由”和世界的“和平”而入狱！
在北大学生中，范鸿劼坐牢次数可能是最多的。这次出狱后，他在李大钊指导下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因办事认真、负责，有组织能力，他被会员们一致推举为“亢慕义斋”经理。范鸿劼不负重托，想尽办法搜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从北大图书馆租借，还号召会员自由捐款购买，方便学习研究。范鸿劼于1925年10月任中共北方区委宣传部长，然而两年后——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范鸿劼等被军阀张作霖逮捕，这是范鸿劼人生中最后一次入狱。二十多天后，也就是4月28日下午，李大钊、范鸿劼等20名革命志士，被押解到北京西交民巷看守所，送上绞刑台。不满30岁的范鸿劼，“自送刑场至就刑，未尝发言，寂然受死”。
为了有组织地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会员们筹集了120块大洋，购买了第一批马克思学说著作，其中英、德、法三种文字的马克思全集各一套。过了一段时间，又筹集了部分资金，由李大钊利用担任图书馆主任的便利，向国外购买书籍，如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经典原著。
李大钊既然是图书馆主任，对于主要买什么书，他是有发言权的。
面对大批外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会的翻译室下设英文、德文、法文三个翻译组，并广泛吸收外语系的同学，帮助部分看不懂的会员学习。其中，英文组成员有高君宇、范鸿劼、李骏、刘伯清，德文组有李梅羹、王有德、罗章龙、商章孙、宋天放，法文组有王复生、王茂生。
北大法语系的王复生，就是五四游行时把标语旗帜翻译成外文的人。
研究会负责人之一、德文翻译组组长罗章龙回忆：
开始，我们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和《震撼世界十日记》，还翻译了一些宣传唯物论、进化论的西方科学书籍。这些书当时可以印行，在我们也是个练习过程，锻炼和提高了我们的外文基础和翻译技术。以后，慢慢翻译马克思的著作和十月革命以后的书籍。前后规划有二十种，陆续译成付印，192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们德文组先后翻译了《马克思传》《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初稿，我参加了这些工作，并为执笔人。[12]
罗章龙当时的《共产党宣言》译本为油印本，并没有正式出版，仅在内部传阅。他们在翻译作品时先反复通读原著，甚至将一些精辟段落背下来。
第二次赴京的毛泽东，通过与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密切交流，阅读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包括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翻译的油印本《共产党宣言》全文。
1936年，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中说：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13]
这三本书就是“亢慕义斋”所藏的《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和《社会主义史》。从此，毛泽东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中的一次大飞跃。
号称“小马克思”的刘仁静那时读的是英文本的马列原著，他却谦虚地说，自己读的不是德文，也不是法文，《资本论》第一卷有法文译本，那是马克思在世时出版的。他还说，自己虽然读了，却常常提不出什么问题来，也谈不到什么深入钻研，更谈不到如何联系实际。那时，他认为只要基本上克服了文字障碍，明白了大意，就差不多了，读懂了，读完后更喜欢以自己年轻的热情到处宣传，言必称马克思，俨然是一个革命理论家。实际上，同样一个概念，在德文、法文、英文之中，意思是有差别的，这是研究马克思的人必须注意的。
这种严谨的学术态度，今天看来也是十分值得敬仰的。刘仁静回忆道：
记得那时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知之不多，研究会要组织演讲报告之类活动是有困难的……为了开展工作，我这个低年级的学生会员也曾滥竽充数，登台讲过一次。现在我已记不清当时讲了些什么问题，不过可以肯定我当时能讲的，充其量不过是复述内容，或者再加上一些自以为是的注释和体会，这原是十分肤浅的。不料由于这一讲，有人竟戏称我为“小马克思”。这当然是无意义的玩笑，本不值得一提，可是我觉得在我目前残存的点滴回忆中，只剩下这件涉及个人的戏谑能说明当时的一些情况，所以就不避自美之嫌，将之作为一个表现时代特点的笑谑提出来。[14]
在蔡元培的鼓励下，通过推动北大的学科建设，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新的学科，而且具有跨学科的色彩。北京大学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学科建设、教育教学和图书收集方面，作出了奠基性的工作。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李大钊指导下，培养了我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传播者。在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立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教学与传播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