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其将毕也必巨
1920年1月，在李大钊、张太雷的护送下，陈独秀到达上海，在那里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他从此离开了北大和北京。
陈独秀离开北大之后，胡适逐渐独领风骚，欣然就任北京大学教务长。胡适立即主张《新青年》杂志不能随陈独秀去上海，而必须继续在北京编辑出版，甚至提出《新青年》与陈独秀脱离关系。他的主张遭到了编辑部同仁的反对，从此，《新青年》阵营宣告解体。
从那时起，倡言“不谈主义，要谈问题”的胡适，便露出了本来面目，开始公开投机政治。通过丁文江的牵线，胡适与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军师白坚武密谈，做了吴佩孚的代言人。正是在吴佩孚的唆使下，胡适于1922年5月起草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提出北方的总统徐世昌既然已经下台，南方的孙中山也必须停止北伐，立即下台；在孙中山下台后，南北应该组织一个“好人政府”，这个“好人政府”必须由专家型的自由知识分子内阁组成。
在如此关键时刻，胡适竟然成功说服蔡元培牵头发表了他起草的这个宣言。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好人政府”内阁成立，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与此同时，陈炯明在广州叛变，炮击总统府，孙中山、宋庆龄避居海上永丰舰。这是孙中山革命生涯中的一大劫难。
蔡元培公然倒向吴佩孚而反对孙中山，这是历史悲剧。蔡元培的一生中有两次错误决定，一次是牵头支持“好人政府”，反对孙中山，一次是1927年列名于国民党清党分共提案。这既是蔡元培的悲剧，当然也极大损害了北京大学的形象。这两次悲剧的造成，既与蔡元培自己的书生性格有关，也与李石曾、张静江、汪精卫的唆使利用有关。蔡元培在法国期间，与这几个“生意人”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胡适则是比较晚地进入了这个“生意人”的圈子。正如鲁迅预言的那样，北京大学不是铁板一块，“万众一心”，那原不过是书本子上的冠冕话。“勒转马头”者，大有人在。
早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鲁迅就犀利地指出，陈独秀襟怀坦荡，光明正大，勇于担责，对人毫不设防，而胡适则是城府极深，好比“紧紧关着门”，在自由主义的旗号下，怀着叵测之心，骨子里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从那时起，鲁迅就担忧北大会被胡适之流所绑架——今天看来，鲁迅的认识，是极为深刻冷静的。
从那时起，在胡适等人的绑架下，蔡元培校长终于与他昔日的战友和学生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渐行渐远。
所谓“好人政府”只存在了几个月，就被军阀解散了，成了历史笑柄。1923年1月，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怀着落寞的心情，离开了他亲手缔造的北大，携第三任妻子周养浩远赴欧洲游学。这次去国，长达3年之久，西风吹得游人醉。在此期间，蔡元培在北大的联系人主要是胡适和蒋梦麟，资助他的朋友主要是张静江、李石曾，而后者很快投到蒋介石阵营。这样，蔡元培与陈独秀特别是李大钊的联系，基本上就中断了。直到1926年国共分裂之前，蔡元培才从欧洲回国，随后便被张静江、李石曾拉入了国民党党务审查委员会。
但是，“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鲁迅曾在《我观北大》一文中如此写道。
北大是向上走的，中华民族是向上走的。无论多少艰难险阻，这个向上的历史大潮，是无论什么人、什么力也不能扭转的。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李大钊和陈独秀虽然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他们是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的旗帜。1922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杭州召开会议，李大钊、陈独秀主持会议。马林代表共产国际，作出了中国共产党要联合国民党，在孙中山领导下进行国民革命的指示。在这次会议上，张国焘、蔡和森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提议，但在李大钊的坚持下，共产国际的指示得以通过，国共合作由此开始。
陈独秀晚年曾经对陶希圣分析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因：当年孙中山先生之“容共”，其实是为了民族主义而“容共”，并不是为了民生主义和民主主义“容共”。他还进一步解释说，孙中山“在广州倡导革命，必然反英，因为广州是香港的势力范围内，而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正因为孙中山反英，所以他才要联俄。正因为他联俄反英，所以英国就必然要支持吴佩孚，去打孙中山的广州政府。
正因为英国支持吴佩孚，日本就必然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
对于共产党来说，除了苏俄之外，一切帝国主义都在打倒之列。一旦国民党倒向英美乃至日本，苏俄对于共产党的支持又不坚定，乃至共产国际的指示发生错误，国共合作就必然破裂。在国民党和各路军阀的夹击之下，主张反对帝国主义，进行彻底的民主、民生运动的共产党，就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
国民党为什么最终会倒向英美呢？国民党不是铁板一块，孙中山先生本人其实就是英美派，蔡元培、胡适、张静江、李石曾这些人也是欧美派。国民党中，英美派和亲日派的力量都很强大，是国民党各派系的主流。国民党所谓“联俄联共”，原本就有很强的策略性成分。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中的“联俄联共”派必然成为极少数，英美派乃至亲日派必然成为多数。一旦蒋介石得到了英美派支持，他们就会公然放弃民生与民主的旗帜，与共产党人分道扬镳。
陈独秀的言下之意，是当年共产党与孙中山的结合点，仅在于双方都反对帝国主义，但共产党以为，国民党、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民主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却是极大的错误。事实上，国民党不但不赞成无产阶级的民主，更不赞成把民生与民主放在国民革命的首位。
陈独秀的觉悟是迟到的。早在1925年下半年，毛泽东被中共四大从中央领导岗位上排除之后，便发表了《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用“发财的革命”与“救苦的革命”，来区分国民党右派的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之间的根本区别。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与孙中山之所以有共同语言，一方面在于孙中山主张反抗帝国主义，一方面在于孙中山认为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民主主义是契合的，但是，后一个方面，恰恰是国民党的大多数所不赞成的。因为国民党大多数主张的是“发财的革命”，他们不赞成彻底的民生主义与民主主义。
是否要把五四提出的“科学”“民主”的革命进行下去，这不但是国民党内部的分歧，也是共产党内部的分歧。这种分歧，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早在中共一大结束不久，陈公博就公然退出共产党，在廖仲恺的资助下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在美国期间，他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更不符合中国国情。美国归来后，汪精卫提拔陈公博担任广东革命政府的农工部长，他从此紧跟汪精卫，开始积极反共。
周佛海则投到了戴季陶的门下，在大革命期间开始反共。大革命失败之后，他在蒋介石唆使下，主编《新生命》杂志，建立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度成为蒋介石的智囊。
新文化阵营和北大的共同体，就这样分裂了。
五四运动的最后一场余波，是1926年初，北京群众为反对日本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而进行的大规模抗议。这是五四运动后，北京爆发的最大一次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目标的群众示威游行。3月18日，游行群众在执政府前遭到枪击，死伤惨重。作为游行组织者，李大钊侥幸逃脱。
随后，张作霖、张宗昌进入北京，赶走了冯玉祥的国民军，强力镇压民主运动。邵飘萍是毛泽东在北大最为尊重的老师之一，是毛泽东“掌握笔杆子”的领路人。1926年4月，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的罪名，枪杀邵飘萍于北京天桥刑场。
“三一八”惨案之后，鲁迅和李石曾都上了北洋政府的通缉令。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去往厦门，再从厦门去革命大本营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教务长。李大钊与共产党北方支部则避居苏联大使馆附近的兵营，继续坚持斗争。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北京大学和北京市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营救运动。6天之后，即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公然屠杀共产党。接到蒋介石的密电之后，张作霖下令绞杀李大钊。
4月28日，年仅38岁的李大钊大义凛然地走向绞刑架。与李大钊同时被捕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理事范鸿劼，同日一道走上绞刑架，英勇就义。蔡元培校长从《晨报》上看到这个消息，悲恸大哭。
现实之残酷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料，然而，真理的火种是扑不灭的。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谭平山等发动南昌起义，共产党人被迫拿起了枪。
1927年12月11日，北大学生张太雷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张太雷没有指示起义部队直接进攻陈公博所在的汪精卫公馆，陈公博因此得以逃脱。陈公博调集军舰反扑，张太雷赶赴前线指挥战斗，不幸中弹，壮烈牺牲。镇压广州起义的主谋之一，就是共产党的叛徒陈公博。随后，他立即下令通缉当年的北大同窗谭平山等人。
1927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瞿秋白主持。会上，中国共产党决定以武装斗争的方式，把中国的民主革命推向最彻底的工农革命运动。经全体参会者投票，原本不在共产国际提供的中共新一届领导名单中的毛泽东，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奉命组织秋收起义。
一年之后，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秋收起义的力量，一起汇向了八百里井冈山——跟着领袖毛委员，奔向雄伟的井冈山。革命有了落脚点，地是根来枪是胆。
1928年，李大钊的学生李子洲在陕西发动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李子洲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受尽酷刑，病逝于西安监狱。渭华起义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多年之后，陕北根据地成了中国革命的落脚点与转折点。
1930年，黄日葵因在日本狱中曾遭受电刑折磨，加之为革命奔走，积劳成疾，于上海病逝，年仅31岁。
1931年，因叛徒出卖，年仅33岁的何孟雄在上海被捕，英勇就义。他是李大钊创立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重要成员。
1933年，年仅39岁的邓中夏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抱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牺牲的决心：“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奋斗吧！奋斗是唯一的出路，最后胜利终究是我们的！”
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从“亢慕义斋”走出的著名翻译家“北大云南三王”先后牺牲：1930年，王德三被捕壮烈牺牲；1932年，王有德因劳累过度，病逝于淞沪抗战前线；1936年，王复生被日本宪兵逮捕，英勇就义。
1935年，瞿秋白从福建汀州监狱缓步走向刑场，沿途高唱最早由他翻译的《国际歌》，最后盘膝坐在刑场草坪上，坦然说道：“此地很好！”
1938年，曾长期担任党中央领导职务的张国焘私逃叛党。张国焘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了巨大损失，而红四方面军的失败，也对张国焘造成了巨大打击。加之与王明之间的严重矛盾，张国焘最终选择了叛变，沦为了自己信仰的叛徒。
同为叛徒的陈公博后来在重庆见到张国焘，他感慨地说，张国焘的性格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变得低三下四，唯唯诺诺，与当年那个神采飞扬、桀骜不驯的学生领袖，完全判若两人。周佛海则说，张国焘和我是搞不了共产党的。为了大多数人的民生而共产，为了大多数人的民主而流血，这是我们做不到的。我们这些人，无非是为命运所拨弄，最终还是抗不过命运。
在中共一大代表中，最早、最为彻底地背叛信仰的人是陈公博，行动上、思想上均是如此。1945年日本投降后，陈公博解散伪国民政府并出逃日本，不久被押解回国。1946年4月12日，他被江苏高等法院判处死刑，6月3日枪决。临刑前，他竟然还在给蒋介石写信，为消灭共产党出谋划策。
曾几何时，陈公博跟随他的恩公汪精卫南逃，在越南河内看到那一排排法国样式的红砖房，那古典欧式的建筑，他是否还会想起那同样气派、浪漫的北大红楼？
多年以后，张国焘在叛逃的路上，是否还会想起初进北大红楼的激动，还有五四那天抑制不住发出的“同顿唔顿”（群众运动）的呐喊？
多年以后，为了最后说服汪精卫抗日救国，年近七旬的蔡元培在与汪精卫的聚餐中竟然声泪俱下，甚至泪洒酒杯。[18]看到好友汪精卫、学生陈公博和周佛海竞相叛国求荣，蔡元培校长会做何感想？
如果生前能够看到他最为信任的胡适，写给蒋介石的那封亲笔信，信中胡适主张：蒋介石放弃东三省，与日本人媾和——蔡元培校长又会做何感想？
1930年11月，年仅29岁的杨开慧至死不愿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她坚定地说：“牺牲我小，成功我大，要我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那一刻，毛泽东永失“骄杨”。
杨开慧被捕之后，蔡元培曾上下奔走，积极营救，当他得知自己的学生一个个被蒋介石残酷杀害之后，想起当年参与清党分共提案，通缉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这些昔日北大人时，蔡元培校长又做何感想？
在抗战烽火中，蔡校长度过了自己的七十寿辰，目睹国破家亡，老人悲怆地说：“我悔不该多活了二十年……”
如果能够听到宣告新中国诞生的隆隆礼炮，他是否会希望“回到二十岁”，再活一百年呢？
1939年5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讲话指出：
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永久奋斗”。我们共产党是继承这个传统的，现在传下来了，以后更要继续传下去。但是，也有一些人，五四运动时在北平奋斗得很英勇，后来变了，内中的一个就是张国焘，还有康白情、罗家伦等一些人。他们在五四运动时代都是先锋队，现在呢？变成了逃跑队了。
今天在座的模范青年，要跟这些反共分子作斗争，反对妥协投降，反对反共。你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你们要代表全国大多数的老百姓，代表一切爱国的人，抗日的人，求中国独立、自由、幸福的人，并且是要永远的代表他们。将来你们老了，教育你们的儿子也要代表他们，儿子再告诉儿子，孙子再告诉孙子，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并且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传遍全中国，不达目的不止。我们一定要这样努力去做，长期去做，一定要把革命干成功，干到底。模范青年们，你们要切记这一点——“永久奋斗”。
1949年，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再次踏上北京的热土，10月1日，他将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三十一年还旧国”。毛泽东曾说，大钊同志如果活着，该多好啊！大钊同志是个大好人啊！
1945年4月21日，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陈独秀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虽然他有过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
多年以后，李大钊成为了一座雕像，矗立在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前的广场上。这是1978级北大学生倾心塑造。与他雕像相隔不远的是蔡元培的雕像——在烟波浩渺的未名湖畔，老校长默默地凝视着这“永远的校园”，若有所思。
多年以后，在日寇战火肆虐的香港，蔡元培回忆起在北大开学典礼上那篇慷慨激昂的演讲，会是怎样的怅然所失，又是怎样的壮心不已。
多年以后，北京那辆公交车像往常一样行驶在既定的线路上，突然一个急刹车，一位80多岁的老人闪躲不及，应声倒地。他就是最后一位逝世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没有人告诉他，这辆公交车就驶向红楼方向。他就这样以猝不及防的方式，离开了爱过痛过的世界。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否忆及当年在五四讲演活动中拔刀而起的情景？
今天，雄安已成为中国最年轻的新区，雄安最有名的人物之一便是李石曾。他磨着豆腐，促成了留法勤工俭学，从那里走出了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蔡和森、向警予等中国革命的先驱。
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矗立着一座红砖砌成、红瓦铺顶的西式大楼。这里曾是国立北京大学文科、校部、图书馆的所在地，人们习惯称它为“红楼”。
“红楼飞雪，一时多少豪杰。”
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红楼院墙外左侧灰色的墙壁上，以北京市学联和北京大学学生会名义镌刻的铭牌赫然醒目：“红楼是北京大学旧址的一部分，是五四运动重要的活动地点之一。李大钊、毛泽东同志曾在这里工作……”
我们仿佛看到——
红楼一层西侧第二阅览室，一位湖南口音的年轻人耐心地在登记簿上写下每一份报刊的名称，这份图书管理员的工作给他带来了更多读书看报、敞亮心扉的机会。一层东南角图书馆主任室，一位身着灰布长衫、留着一撇胡子、戴着圆眼镜的先生正在潜心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搁在笔架上的那支毛笔还留着淡淡墨香。一层教室还摆放着当年的模样，鲁迅先生身着长衫，手指沾满了白色粉笔末，在黑板上写下讲义，学生邓中夏望着窗外含苞待放的玉兰，若有所思地在笔记本上画着什么……
顺着木梯上楼，推开二层文科学长室的门，一位不拘小节、天生叛逆的安徽人陈独秀正跟同人商量着《新青年》杂志下一期的组稿。校长室内，忙于校务的蔡校长正和一群同学热烈地讨论着什么，他来不及回家吃饭，摆放在圆木桌上的饭菜有些凉了……
在这里，他们掀起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发动组织五四爱国运动，唤醒民众思想觉悟。他们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旗帜，创建中国最早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他们创建北方地区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而他们当年播下的中国革命星星之火，早已在中华大地汇聚成信仰的灿烂光芒。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鲜花怒放的北京大学发表重要讲话，他说：“大学是一个研究学问、探索真理的地方。”[19]他充满深情地说，学习党的历史，不仅要去南湖，去上海的石库门，还要去北大的红楼。
2018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强调，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早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地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一些早期著名活动家，正是在北大工作或学习期间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并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是北大的骄傲，也是北大的光荣。”[20]
2021年6月25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同志来到北大红楼，参观“光辉伟业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他强调，北大红楼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怎么来的。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注释】
[1]张琳璋：《瞿秋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2]刘小中、丁言模编：《瞿秋白年谱详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3页。
[3]《张太雷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9—40页。
[4]刘仁静：《一大琐记》，李涛编《亲历者忆——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4—75页。
[5]参见吴家林、谢荫明：《北京党组织的创建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页。
[6]《包惠僧的一封信》，载《“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34页。
[7]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载《“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5页。
[8]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1980年版，第138—139页。
[9]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共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档案资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5—167页。
[10]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载《“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6—287页。
[11]李涛：《亲历者忆——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页。
[12]高万娥、刘道慧：《建党伟业——聚焦1921》，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74页。
[13]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载《“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8页。
[14]张神根：《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34—335页。
[15]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共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档案资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1页。
[16]萧瑜：《毛泽东和我的游学经历》，斯诺等著、刘统编注《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431—432页。
[17]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117页。
[18]施龙：《蔡元培：只手缔造新北大》，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版，第215—216页。
[19]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4年5月4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10月版，第167页。
[20]《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3日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