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利刃新发于硎
1918年5月21日上午，邓中夏、许德珩、高君宇等人组织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法政专门学校等北京大中专院校的学生两千多人，前往总统府所在地新华门请愿，强烈要求废除《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收回山东主权。在队伍最前头写有“国立北京大学”的横幅下，邓中夏、李达等人一边走，一边商谈着接下来的行动。
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都没有支持这次行动，鲁迅那时正忙着回故乡搬家，对此全然没有兴趣。只管读书的陈公博原本不想参加，但他听到周围同学们说：“我们到新华门请愿！”“我们到新华门请愿！”当时身兼广东四报通讯记者的陈公博心想，即便是为了新闻采访，也不能不去罢，便随着队伍来到新华门。为了防止被别的同学认出，临出门的时候，他戴了一顶灰色帽子。当别的同学焦急地为接下来的请愿讨论时，陈公博感到很别扭，只是附和着点头。他不知道该怎样应付这样尴尬的场面，只得压了压帽檐，硬着头皮跟着大队伍走下去。
当两千多名爱国学生围在总统府门前，府内的大员们恐慌了，急忙增派一队全副武装的军警严密防守于新华门外。一个官员带着几个侍从，匆匆从总统府里走出来与学生们交涉，说：“冯总统让你们派代表，他要亲自接见。”
同学们立即从各校推选出了八名学生代表，其中，北大代表为许德珩、易克嶷、段锡朋，他们指挥学生在新华门前排成长蛇阵，静立等候。当时，既没有人演说，也没有标语口号，围观群众也不知道这群大学生在干什么。
时值5月底，天已热了，烈日当空，同学们汗流浃背，新华门还是紧闭。许多站得疲劳的学生有些耐不住了，陈公博觉着不来则已，来则须到终场。
这时，一位天津来的女学生痛哭流涕起来，闻者无不动容。站在身旁的高君宇钦佩地说：“中国的女子要是都像这位热血女子，中国就有救了！”张国焘说：“可惜，就连我们的许多男子都是些冷血动物！”
学生们站立等候的结果，却令人失望。学生代表并未见着冯国璋代总统，仅由其秘书代见，秘书答应将请愿书转呈。学生代表便步出总统府向大队约略报告数语，大伙儿也就跟着往回走。这时许德珩声嘶力竭地对学生发出命令，叫学生们不要走，若请愿不应，预备下跪。陈公博很是反感，他心想：有力量便打进去，没有力量便散去，为什么要下跪？这也太侮辱人格了罢！
陈公博独自一人离开了队伍，走到南池子雇了一辆洋车，回公寓看书。身在现场的张国焘，也觉得不够味。本来兴致很高的邓中夏，回来的路上也如泄了气的皮球，垂头丧气。
回校后，许德珩和一些北大同学感到很窝囊。他们认为，北大学生死气沉沉，爱国热情比不上留日学生，还不如天津一个女中学生郭隆真。
这次十分温和的请愿，在张国焘看来是失败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并没有被取消，不久，北京政府还与日本签订了实施这个协定的详细办法。
这一时期，冯国璋下台，徐世昌当选为大总统。1918年9月24日，北洋政府与日本继续签署了两项涉及山东的密约，其一是《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预备合同》，其二是《山东问题换文》。这两项密约把山东铁路的权益交给日本，承诺把青岛的权利交给日本，签字人是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日本外相后藤新平。
山东问题原本并不复杂。“二十一条”是袁世凯在日本强迫下签订的，当时日本率先对德宣战，占领青岛，中国其时还没有参战。但是，1918年5月和9月的三个中日密约，是在中国已经参战，一战就要结束，局势已经明朗，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和平原则”，一切外在条件都有利于中国的情况下，北洋政府竟然主动与日本签订出卖山东的密约。后两个密约，更是在北大学生群起抗议之后政府签订的。不能不说，就是北洋政府故意和肆意出卖国家利益。三个密约签订之后，中国外交就彻底万劫不复了。
对于后两个密约，抗议的北大学生当时是完全不知情的。那时，他们对于即将到来的巴黎和会，是怀抱着无限期待的。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巴黎和会上，当中国代表团提出山东权益的时候，日本会把上述密约端出来。
作为巴黎和会中国主要发言人，顾维钧后来回忆说，当日本提出，北洋政府是在参战之后，自愿把山东权利让给日本，且有“密约”存在的时候，中国在法理上已经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了。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1918年5月曾去新华门和平请愿的学生，何以如此悲愤交加，五四爱国运动，何以势在必行了。
五四运动爆发后，签订了中日密约的章宗祥成为众矢之的，他为自己开脱说：当时新总统徐世昌上台，南北议和，都需要钱。国家没有钱，只有向日本借款。借款是徐世昌的主张，他不过是代为签字，例行公事。他保证没有拿一分钱的回扣。
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难道卖国是“例行公事”吗？难道卖国还要拿回扣吗？
北大的学生是要做学问的，是要研究精深之学问的，但竟然被如此欺骗戏弄！即使抛开“救亡”，抛开国格，就是作为个人，还有什么人格可言？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中日密约一旦揭开，北洋政府可以甩锅推诿，而蔡元培、陈独秀的老脸，还有地方搁吗？
不了解1918年5月，就不会真正了解1919年的五四。
1918年的学生请愿活动结束后，黄日葵彻底放弃了赴日留学计划，同年秋天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入校后参加学生救国会在北大组织的国民杂志社，参与筹办社刊《国民》并担任特别编辑员，成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
尽管这次学生的温和请愿失败了，但参与此次活动的张国焘、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黄日葵等人却在活动中崭露头角。他们积极组织参与活动，在学生集会上发表演说，受到众多学生推崇。活动的受挫使他们深刻认识到，仅仅凭借少数学生的一时冲动去请愿是没有用的，必须联合更多的爱国青年，进行更持久深入的斗争。
自5月下旬发生的总统府请愿失败后，高君宇感到悲愤极了，接连几天夜不能寐，每天顶着重重的黑眼圈。他第一次提出学生要“革命”：“北京政府的反动本质、丑恶嘴脸已经彻底暴露了！我们再不能对这个政府抱任何希望了！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只有一个，这就是同这些恶魔进行抗争！坚决抗争到底！”
然而，如何抗争呢？请愿，这条路已经证明是行不通的。除此以外，对手无寸铁的学生来说，还有什么救国的办法呢？
高君宇与邓中夏、许德珩、张国焘等课余经常讨论，有的主张开展竞选活动，将来这些爱国者能进入国会，掌握政权，形成政治上的新风气，救国才有办法；有的认为只有加强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去奋斗，才是救国的正当途径；邓中夏等希望进行彻底革命，推翻亲日派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
同学们成群聚集在寝室里辩论问题，邓中夏经常买些食物来，于是他们渐渐把邓中夏的宿舍当作风暴的一个中心。结果大致得到“救国第一”的结论，认为救国运动是全体同学应该参加的，救国高于一切，从最守旧的人，到最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应一致奋起“救国”。
既然要救国，就要组织一个团体，作为行动的第一步。当时学生组织社团很流行，不少有抱负的青年都跃跃欲试。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许德珩、张国焘等学生骨干纷纷开始行动起来，组织起了以北大学生为主的“学生救国会”。
1918年暑期，学生救国会派出代表易克嶷、许德珩，赴天津、武汉、南京、九江、上海等地联络。天津觉悟社的张太雷、周恩来，济南的康生，武汉的恽代英，上饶的方志敏，上海的沈泽民、张闻天等人，都参加了活动。据许德珩回忆：
我们先到天津，那里学生已经有了组织，开会欢迎我们，到会的人很多，我记得有：马骏（工专学生）、郭隆真（女）、谌志笃、马千里、张传琦、张泰来（北洋大学学生，后改名叫张太雷）等人。正当欢迎会开得很热烈的时候，张传琦忽然拿把菜刀把自己的一个小指头砍掉了，以此来激励国人。他们以后还组织了一个觉悟社。周恩来同志由日本归国以后，觉悟社就更加发展了。邓颖超大姐这时也出来了。我们由天津到济南，找到了康生，他当时名张绍卿，又名张三洗，我们同他谈了发展组织的事，没有开会。由济南转武汉，见到了恽代英，他们组织了文化书社。我和恽代英同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虽是初次见面，但仿佛很熟，真是一见如故。由武汉到九江，找到了同文书院的学生方志敏以及邓毅生。到南京找到了金陵大学学生黄仲苏，也找到了湖南林祖烈（林伯渠之弟），以及其他多人。最后到上海。上海学生方面有复旦的狄侃、程学瑜（以后改名为程天放，成为反动头子），华侨学生何葆仁，圣约翰的瞿宣颖，河海工程学校的张闻天、沈泽民，以及南洋公学的恽震、留日归国学生黄介民等人。还找到了为我们奔走的“上海通”商务印书馆的黄警顽。上海妇女方面的人特多，我们会见了留日归国的女学生李果、程孝福，神州女学舒惠贞，黄兴夫人黄宗汉，女子救国会的朱剑霞，还有从天津去的刘清扬。她们成立了上海女子联合会，宣传爱国，抵制日货。女界联合会“五四”以后也参加了上海学生联合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还拜会了同情学生运动的孙中山先生以及廖仲恺、朱执信先生。他们到上海以后还办了一个周刊《星期评论》和月刊《建设》，与北大的《每周评论》《新青年》南北呼应。我们还联系了《民国日报》的邵力子、叶楚伧，《时报》的戈公振，《申报》的史量才，江苏省教育会的黄炎培、沈恩孚，商会的虞洽卿、荣宗敬……由于我们联络的结果，各地学生因之也都加入了学生救国会，这个学生救国会就几乎成为全国性的学生团体了。我们于九月初返回北京。[18]
马骏（工专学生）、郭隆真（女）、谌志笃、马千里、林祖烈（林伯渠之弟）、张绍卿（康生）、恽代英——这些名字十分重要，他们就是在这次学生大串联的活动中，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
1918年5月的学生运动没有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才与干部准备还不够充分。这次大串联，却使北京大学成为全国有志青年最向往的地方。
这一年夏天，16岁的湖北人刘仁静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班。刘仁静，字养初，1902年出生在湖北应城一个守旧家庭。自幼聪颖，三岁成为家设私塾最小的学生。高小毕业后，刘仁静进入英办教会学校博文学院学习，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基础，后转入武昌私立中华大学附中就读。在这里，他接触到《新青年》《甲寅》等进步刊物，很快成为忠实读者。家境贫寒的他，入校之初就梦想将来当个中学物理教师以养家糊口。
湖南是南北战争的主战场，北方取胜之后，段祺瑞没有把湖南交给打下湖南的吴佩孚，而是任命自己的亲信张敬尧治理湖南，湘人憎恶张敬尧，湖南从此成为反对北洋政府和张敬尧的基地。
也是这一年的夏天，一群湖南人也来到了北京大学。
何孟雄，1898年6月2日生于湖南省酃县中村乡龙塘村。幼年时父母不幸先后去世，从此跟着两个哥哥生活。在岳云中学读书期间，何孟雄经常阅读提倡民主与科学的进步书刊，积极参加反袁（世凯）驱汤（芗铭）和抵制日货的学生运动。在杨昌济、毛泽东、蔡和森等师生的推荐下，何孟雄赴北京参与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在法文专修馆学习，半年后到北京大学理科当旁听生。
罗章龙，1896年11月30日出生于湖南浏阳的一个农民家庭。1910年至1916年，罗章龙在长沙名校长郡中学读书，受乡人谭嗣同新政影响，开始接触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当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名义发出征友启事，罗章龙是最早的响应者，从此与毛泽东、蔡和森被称誉为“管鲍之交，后无来者”。罗章龙与毛泽东组织长沙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1918年9月，罗章龙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德文班。
李梅羹，1901年生于湖南浏阳，14岁考入长沙长郡中学，他曾诚挚地跟同学说：“地球年龄估计约五十亿年，人类发生不过百万年，在此悠悠天地之中……唯有以短促之生命，以救民于水火事业，心境稍获宁静。”1918年，17岁的李梅羹考入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医科大学前身，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他在同乡好友罗章龙的邀请下常到北大文学院听陈独秀、李大钊的讲座，后成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德文翻译组重要成员。
这次学生抗议运动虽然失败了，但从抗议“中日密约”到留日学生归国，从请愿新华门到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进行全国串联，从那时起，北京大学逐步开始把民族复兴的责任扛在了自己的肩上。
这次学生抗议运动成为五四运动的预演与先声。当我们回顾时，则会感慨地发现，那时几乎所有的条件都已经开始具备，大多数的历史主角已经开始向北大汇聚，而历史则仿佛还在等待，等待那个真正决定和扭转中国与世界命运的人物的出场。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希望做国民的教师，而自1918年5月之后，历史的主角悄然转换，那些登上历史舞台的北大学生，将成为中国民众的领袖。
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供图
【注释】
[1]陈独秀：《答王庸工（国体）》，《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
[2]《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3页。
[3]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17—318页。
[4]《李大钊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192页。
[5]鲁彦：《鲁彦文集》，线装书局2009年版，第48—49页。
[6]李宗刚：《现代教育与鲁迅的文学世界》，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47页。
[7]鲁迅：《我观北大》，《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8]朱正：《名人自述》，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378页。
[9]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10]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11]鲁迅：《忆刘半农君》，《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12]［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5页。
[13]《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14]恽代英：《通信》，《新青年》第6卷第3号。
[15]陆宗舆辞呈，见《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30页。
[16]《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学衡》第20期，1923年8月。
[17]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18]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