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中国文艺复兴
相对于陈独秀倡导的科学民主，蔡元培更倾向于科学与艺术。他认为只有美学与艺术，才能打破人与人之间的世俗分歧，只有艺术可以超越时间，超越生死，因此，世界上其实只有两门学问——科学与美学。
科学与美学，是一切高深学问之基础。
从这个角度看，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就是最为深远的，因为鲁迅的精神，代表着中国现代美学与艺术的精神。不过，即使蔡元培，当时也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鲁迅这种极为特殊的地位。这是因为——为中国新文化、新文艺开路的，是白话文运动，而为白话文运动开路的是陈独秀，特别是胡适，而不是鲁迅。鲁迅作品的意义，往往是从白话小说的角度被肯定的，这就忽视了鲁迅所代表的现代文艺精神、审美精神。
其实，如果仅仅从白话文艺的角度去看，五四时期在青年中最有影响的白话文艺作品，不是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伤逝》，而是罗家伦翻译的戏剧《玩偶之家》。
仅仅从白话文的角度，不能衡量中国现代文艺的美学价值，因为蔡元培提倡白话文的出发点是普及教育，而不是倡导现代美学。
从踏进北大那一天起，蔡元培就决心建立现代高校治理体系。蔡元培提出，德国的大学校长，都是由文科、理科、工科、医科四个学科的人轮流担任，其中文科涉及全面，可以为主，但大学校长不能由一个学科的人一直当下去，教育长、总务长要由教授会选举产生。“要使学校按既定方针办下去，不受校长一人去留的牵涉，就要建立以教授为中心的教授治校体制。这样，即使校长走了，学校也不会乱。”按照评议会规定，“每五名教授中选举一名评议员组成评议会，评议会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凡学校重大事务都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
在蔡元培之前，严复主持校务期间，北大形成了一个惯例，最高管理者议事，采用英文。蔡元培到任后，主张学校开会，一律用白话。英国教员克德莱，仗着是英国公使朱尔典的亲信，不服众意，坚持开会用英文，理由是自己不会说中文，蔡元培反问他：“如果我在贵国任教，不会贵国的语言，可以吗？”蔡元培极为重视师德师风，要求把师德作为教员评聘的首选，鉴于克德莱经常寻花问柳，北大评议会经讨论决定：规范校纪，予以解聘。克德莱被开除后，朱尔典亲自找蔡元培谈判，威吓道：“如此对待大英帝国，蔡元培先生是不要再做校长了！”蔡元培不为所动，只回了他四个字“绝无可能”，毅然辞退了这种学术水平低、师德师风差的外籍教员。
从此，北大开会议事，一律采用白话。
《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大后，影响迅速扩大。这不仅与陈独秀提倡现代政治一国家思想有关，与李大钊融汇东西方思想、提倡创造新的中华文明形态的作用有关，而且主要是与杂志提倡白话文革命和文学革命有关。《新青年》不仅发表传播新思想的文章，也刊载白话小说、诗歌和戏剧。正是借助于白话文学的巨大传播力，《新青年》的影响力迅速扩大起来。
白话文革命，则与胡适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
胡适，1891年生于安徽绩溪，19岁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留学生赴美留学，先是在康奈尔大学学农学（桐城派学者刘文典因此讥笑他是“学种苹果的”），后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师从实验主义大师杜威——用今天的说法，胡适原本是个“理工男”。
这位“理工男”闯到了文学和思想领域，并且在26岁时，即凭借《新青年》上的一篇文章暴得大名。今天看来，这乃是时代大潮所造就，必然中也确有许多的偶然因素。
在新文化先驱者中，胡适的学问当然不是最好的。他对于现代政治思想没有陈独秀那样的把握能力，显然也缺乏李大钊那种开创中华文明现代新形态的气魄与雄心，更不用说能像鲁迅那样，对人类现代文明有批判的思考能力。但是，他确实有极为特殊的经历。在康奈尔大学学习期间，胡适和任鸿隽等人一起创办了《科学》杂志，这是第一份横排印刷、使用西式标点的汉语杂志。这一开创之举，其实来自一个很偶然的因素——科学和数学公式不能竖排印刷。胡适并未在美国取得学位，求学康奈尔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少年，唯一比较出彩的是他的英语演讲，再就是他热衷于社会活动，课余给一些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教汉语。他教的汉语是白话，而不是文言文。
胡适虽然出身于桐城派的故乡，但因为应考，他的功夫主要下在外文上，因为出国留学太早，他的旧学基础，比鲁迅、陈独秀、李大钊、刘师培乃至梁漱溟，都有所欠缺，而他的优势恰在于英文漂亮，且在美国最著名的大学攻读博士。在当时的中国，这种学术背景是极为耀眼的。
除了其靓丽的美国背景之外，胡适最大的一个“优势”，恰在于其思想的肤浅。深刻的思想往往不会有很多的听众。能够开风气之先，产生轰动效应，往往是比较折中肤浅的东西，胡适的擅长恰恰在于此。
起初，胡适也是因为给《甲寅》投稿而被章士钊发现（刊载于《甲寅》杂志的《去兵》一文，是胡适在国内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章士钊写信给陈独秀推荐他时，鼓吹年轻的胡适已经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陈独秀因此向胡适约稿。
1916年8月和10月，胡适在给朱经农和陈独秀的通信中先后两次提出了关于文学革命的八件事。胡适在信中对陈独秀说：“以足下洞晓世界文学之趋势，又有文学改革之宏愿，故敢贡其一得之愚。”意思是，必须采用西方的标准，将中国文学纳入“世界文学之趋势”。
陈独秀收到胡适的信后，立即刊于《新青年》第2卷第2号。随后他复信胡适，强调“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要求他“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
胡适随即寄来了他的文章，这就是《文学改良刍议》。他把白话文学推至“中国文学之正宗”，并直接向传统文学观念发出挑战：
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8]
为了呼应胡适的文章，陈独秀同时发表了震撼文坛的《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推倒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推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以“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的豪情壮志，为胡适站台。
对于胡适和陈独秀在这场革命中的作用，鲁迅后来在《无声的中国》演讲中作出了中肯的评说。
对于为什么要提倡白话文，提倡新文学，胡适给出的理由是简单的，那就是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古文只能表达“死的思想”，而白话表达的则是“活的思想”。
对此，鲁迅的评价是：其实不然，旧的、坏的思想，同样可以用白话来表达，而新的、革命的思想，也可以用古文来阐述，比如同是英文出色的辜鸿铭，他写文章就用很不错的白话，但他的思想却是死人的思想。
胡适的另一个主张，就是采用西方标准，把中国文学纳入“世界文学之趋势”。实际上就是西方文学代表的趋势，按照这样的标准，“欧洲三百年前各国国语的文学起来代替拉丁文学时，是语言文字的大解放——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文。”
但是，这种比附也是十分牵强的。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各民族国家以地方方言为基础，建立“国语的文学”，随之而来的是各民族国家从罗马教廷的“大一统”中的主权独立。这个过程，从政治上说，就是统一的基督教欧洲分裂为各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国的文学革命的进程，显然不是打破文言文，以各地方言、土语而代之。打破文言文，是回到白话文的统一。从政治上说，中国的现代进程，当然也不是一个各地分裂的过程，而是建立一个统一的现代中国的过程。
可见，简单地把欧洲文学的标准等于“世界文学”的标准，是不能说明中国的现代文学运动的。
谈到中国的新文学的兴起，鲁迅说：“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这运动一发生，自然一面就发生反动，于是便酿成战斗……”鲁迅的言下之意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仅仅看到了语言的改革，而陈独秀的着力点则是思想改革和社会改革。陈独秀能够从思想改革与社会改革的高度，去认识语言改革，这是他比胡适深刻的地方。
鲁迅更为深刻地指出：拉丁文与西方各民族国家的文字都属拼音文字，罗马拼音是一致的，区别只在于各地的语言，但在中国，要改革思想、改造社会，仅凭语言的改革是不够的，因为还要有文字的改造，这恰是中国现代转变的特殊性。白话文之所以被接受，是一种折中妥协的结果——因为当时钱玄同提出了比语言革命更为激烈的主张——进行罗马文字的改革。鲁迅指出：
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9]
那么，究竟什么是白话文革命的意义呢？鲁迅认为，这首先在于声音与文字之间的关系。人类如果要发表自己的思想、情感，那是需要写成文章的，但因为中国的文字过于烦难，会说话的人，大多数不能写字，更不能写文章。比如有些外国人，能说中国话，但不能用中国的文字写文章。同样的，中国虽然有亿万会说话的人，但能写文章的人却极少，于是中国的声音就不能发出，这样的中国还是“无声的中国”。
鲁迅还说，中国人写文章，为什么要曲折用典呢？为什么有话不直说，非要借助古人的语言和词句呢？明代之前，中国的读书人是可以用自己的文字表达思想的，但是清代以来的思想禁锢，则一方面使读书人只能埋头考据，不敢说话，另一方面则是不得不运用古人的话、古人的思想，曲折隐晦地表达自己。
在鲁迅看来，在语言革命之外，还需要进行文字的改革与革命。提倡白话文，这固然是一种革命，但真正的革命，乃是文字的革命，或者是写作的革命。白话文只是一种“阅读革命”，它使能够读文章的人迅速地多起来，但这离大多数人能够运用中国文字写文章，其实还差得很远很远。如果要从白话文的“阅读革命”，走向未来的“写作革命”，那还是需要社会制度的彻底改变，需要社会教育的极大普及，需要新文学的极大发展。
在鲁迅看来，白话文革命，只是简单的一步，而未来的工作，不仅要使广大的读书识字的青年能够读白话，读《新青年》这样的白话杂志，更为重要的是——要使得他们能够写文章，以造就最为广大的作者。同样的，文学革命的意义，也不仅在于培养一大批白话文和新文学的读者，从长远看，更在于在社会上造就一大批真正的现代“作者”——只有有了这样广大的作者，中国才能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
鲁迅从小说创作，走向鼓励和培植大批青年作家，乃至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原因就在于此。这是鲁迅比胡适更为深广的地方所在。鲁迅在演讲中说：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10]
然而，鲁迅的上述思考，即使今天，理解起来依然还是太过深刻复杂，远不如胡适的简单易懂。
就在《新青年》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那一年，即1917年夏天，经陈独秀的推荐，胡适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
那年胡适26岁，从此，胡适平步青云。
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生肖均属兔，被戏称为北大的“三只兔子”。
对于胡适与陈独秀的不同性格，鲁迅曾有一段很有趣的文字：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11]
胡适年少，但却胸有丘壑，鲁迅的观察是深刻的。
对新文化运动这场伟大革命，胡适更喜欢用“中国文艺复兴”这一说法，对于出版于1919年2月的《中国哲学史》上卷，胡适自己总结说，其最大贡献，就是将孔子与诸子并列，把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视为中国思想的源头，从而推翻了“五经”这个中国文化的源头。
抛弃三皇五帝，怀疑“五经”，把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视为中华文明的源头，并与欧洲的希腊时代相等同，胡适的许多标新立异的学说创见，恰是因为他能够站在西方文明、西方文学的角度去看中国，并把中华文明纳入西方文明、西方文学的框架中提出一番解释。对于胡适，金岳霖的一句评价是最到位的——胡适的书，“好像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写的”。
当代思想家李泽厚评论说，胡适这些创见“兼论中西学说的时候，不免牵强附会”，但是他提出了一种新的范式，“尽管胡适的旧学根底、新学知识、思想深度、理论突破等各方面都属于中等水平，并不高明，甚至还远逊于其同辈、先辈、后辈中的好些人，但他却又是出来打头炮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突破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思想史的原有观念、标准、规范和通则，成为一次范式性的变革”。
今天看来，正是蔡元培时代北大那种兼容并包的学风，才鼓舞了胡适在一片讥笑之中，大胆前行。胡适的名言是“自古成功在尝试，尝试成功自古无”。他的新诗《两只蝴蝶》发表在1917年2月《新青年》第2卷6号，被称作是我国第一首白话诗。
正是因为《新青年》的倡导，1919年一年之中，就有四百种白话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920年，教育部终于决定中小学开始使用白话的语文教材，从此，白话文成为中文的规范用语，普通百姓都能读能写，为新思想、新文化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除了鲁迅小说之外，当时白话文学的成就不高。鲁迅的文学，读者也主要是知识分子，以至于鲁迅母亲也一直认为，鲁迅小说写得不如通俗作家张恨水。
真正引起轰动的，并非胡适的白话诗，而是一篇翻译过来的戏剧作品。北大外文系的罗家伦以白话文的语言风格，翻译了挪威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创作的戏剧作品《玩偶之家》，这部作品涉及了现代青年最关注的两个问题：恋爱与工作。
罗家伦，1897年出生于江西南昌的一个书香家庭，早年求学于复旦公学，20岁时考入北京大学文科，主修外国文学。他暴得大名，一方面是因为翻译了《玩偶之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起草了著名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
《玩偶之家》是一部典型的社会问题剧，通过女主人公娜拉与丈夫海尔茂之间由相亲相爱转为决裂的过程，揭示了男权社会与妇女解放之间的矛盾冲突，激励人们尤其是妇女为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为争取自由平等而斗争。
这部作品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女权的根本在于工作权，女性的荣誉根本在于工作——这就是“易卜生主义”的由来。
就这样，“易卜生主义”成为在科学民主之外的“另一个主义”，而这个主义的核心就是两个字——工作。
在那个时代，没有什么能够比恋爱、家庭更能打动苦闷的青年，也没有什么主义能够像“易卜生主义”那样，以“工作”这两个字，唤醒青年。
那个时候，在北大文科，学外国文学的罗家伦，远比学国文的诗人邓中夏更前卫、更新潮、更摩登，当然也更有名。
邓中夏，字仲澥，1894年生于湖南宜章的一个大家庭，家境十分优越。他的父亲邓典谟是清朝举人，辛亥革命后当过省参议员和县长，后进京供职于北洋政府国务院，先后任铨叙局主事、秘书厅主事，是掌握实权的大官。邓中夏从小就接受了扎实的古典文学的教养，爱好诗歌，并且写一手好字。父亲期待他能做一个光宗耀祖、著书立说之人。
20岁时，邓中夏考入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科。当时，杨昌济在此兼职教书，邓中夏对他非常崇敬，常与同班好友蔡和森周末到杨家去，听他讲解新知识新思想。在杨家，邓中夏还结识了青年毛泽东，并与之成为好友。他们多次一起从岳麓书院后门，沿石阶上行两百米，到岳麓山下的爱晚亭谈古论今，激扬文字，结下了深厚情谊。
1917年夏天，邓中夏从湖南高等师范毕业，进入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学习。同年其父调入京城为官，两人一起赴京。
像毛泽东、蔡和森一样，邓中夏决心将来要做圣贤，为中华文明之延续光大找条新路。初入北大，邓中夏痴迷于古典世界，在他看来那是一个唯美、想象的世界。他的床上堆满了《史记》《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线装书，床头贴着一张用毛笔写成的横幅：“清操厉冰雪，赤手捕长蛇。”这是他在湖南高等师范学堂读书时写下的诗句，源于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和唐代诗人孙樵的《与王霖秀才书》，他从中各取一句组成对联，寓意“在严酷的环境中，也要保持清洁高尚的操守”。白话诗歌不能吸引他，最吸引他的是李大钊的文章。那典雅的文字，对中华文明精髓的洞见，深深打动着他。对于胡适、罗家伦、刘半农等所主张的那一套，他总觉得肤浅。
初春的一天傍晚，北京大学的宿舍里，邓中夏背靠着一堆古书，手里捧着一本《春秋》，俨然一副埋头书卷的书生形象。宿舍门外忽然传来一阵高昂的声音：
娜拉，我愿意为你日夜工作，我愿意为你受穷受苦。可是男人不能为他爱的女人牺牲自己的名誉。
千千万万的女人为男人牺牲过名誉。你从未爱过我。你只是觉得与我恋爱让你开心。我一定得工作，不然活着没意思。现在我回想我一生从来没有闲过……
别的不用说，首先你是一个老婆，一个母亲……
这些话现在我都不信了。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托伐，我知道大多数人赞成你的话，并且书本里也是这么说。可是从今以后我不能一味相信大多数人说的话，也不能一味相信书本里说的话。什么事情我都要用自己脑子想一想，把事情的道理弄明白……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又传来一阵激烈的争吵声：
一个女人有什么出路？要什么自由？
女人就不能拥有自由了吗？没有路也要闯出一条路，娜拉的出走是为了什么？为了自由！
他好奇地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两个同学在排练易卜生戏剧《玩偶之家》的对话。他无奈地自言自语道：“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我一定得工作！”人生最大的名誉就是工作，不工作，就没有名誉，不劳动，就不是人生。
青年要恋爱，青年要工作——这就是“易卜生主义”的真谛，邓中夏念诵着这几句话，不禁哑然失笑。
用今天的说法，当时的邓中夏其实是个“官二代”，因为父亲在政府里做着高官，加上极为严格的家教和极为系统的经典教育，所以，当时一般青年所关心的头等大事——恋爱、婚姻，特别是工作、职业，这些对于邓中夏来说，不是他要思考的问题——实际上，邓中夏后来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并非为了个人的职业与家庭，而在于立志做圣贤，立志创造现代中国这个“大家”，立志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找出一条大道。
因此，他喜欢的不是胡适，而是陈独秀的现代国家学说，是李大钊关于中华文明命运的思考，是鲁迅对于人类命运的沉思。
由于父亲的原因，邓中夏接触的社会上层人物较多，他痛切地感到，当时的中国上层没有人才，清高者往往清谈，能干者大都腐败，因此，他立志要立大德，办大事。
与邓中夏一样立意高远的人是少数。那时，远在湖南长沙的毛泽东有很长一段时间，省下每个月的零用钱，也去买《新青年》。年轻的毛泽东，每天除了上课、阅读报纸以外，就是“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他还在《新青年》发表了文章。
与邓中夏、蔡和森一样，毛泽东所关心的问题，不是爱情。他当时说，自己和朋友们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毛泽东后来和斯诺谈话时说：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时我在湖南长沙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12]
周恩来东渡日本留学时，称《新青年》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日记中写道：
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新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太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
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13]
恽代英当年曾写信给《新青年》说：
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新青年》，渐渐地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14]
如毛泽东等人所言，《新青年》如同一个时代的启明星，照亮了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知识青年前进的道路，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然而，与“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的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邓中夏不同，当时大多数的青年，更喜欢的是胡适，更喜欢谈论婚姻、恋爱、工作问题——胡适《尝试集》于1920年出版，两年之内，增订四版；《胡适文存》于1921年出版，8年印行12版。这说明当时的大多数中国青年，确实是从白话文，从文学，从恋爱、工作的角度，喜欢上《新青年》的主张的。
《新青年》登载了“易卜生号”之后，引起“娜拉热”，“个性解放”成为这一时期的一个响亮的口号。许多青年在这个口号的影响下，从封建家庭走出来，走向社会，成为以后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走出旧家庭，接受新教育的新女性产生了，一批成长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女作家，正由此开始逐渐走向历史的舞台。
随着新道德、新价值观的提出，此时，新文化运动如一股不可阻挡的革命激流，奔涌向前。通过《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留日、留美、留法的海归知识分子，带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思潮回到中国，积极探求未来的中国出路。这些先进的思想、言行如同蒲公英的种子，被春风播撒遍地，唤醒了一代有为青年，掀起了一个在深度和广度上规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
就在《新青年》这块小小天地，策划上演“扫荡摧清”的一幕幕精彩话剧，引发新文化运动一个个高潮迭起之时，又一批崭新的年轻面孔出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