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巴黎和会
对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以徐世昌、段祺瑞为首的北洋政府期望很高。为此，北洋政府派出了以外交总长陆徵祥为首的五人代表团，其余四位全权特使分别是时任广州非常国会参议院副议长的王正廷、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毕业于康奈尔大学）、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
其中王正廷、魏宸组两位来自南方政府。王正廷毕业于耶鲁大学，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政府临时参议院副议长，张勋复辟后南下广州参加护法运动。欧战结束，他受广州军政府派遣前往美国办理外交，因此，他是从美国出发去巴黎的。魏宸组是法国留学生，曾任南京政府外交次长，后任广东政府内阁秘书长。徐世昌主张在五人代表团中加上两个南方代表，为的是显示南北双方的统一与团结。
当时还有一个主张是派孙中山为南方代表，但孙中山不愿承认北方政府，自己的广东政府又不为国际承认，所以，孙中山拒绝了。当时北洋政府与各国的关系为公使级，北洋政府以为段祺瑞在主张对德宣战方面“居功至伟”，所以，又准备派段祺瑞为全权大使去巴黎，借此把北洋政府与列强的关系提升为大使级。由于列强均不赞成，于是作罢。
为了轰轰烈烈地准备巴黎和会，除了派出这个阵容豪华的代表团之外，北洋政府还支持成立了三个以政界大佬、社会名流为主体的外交智囊团。1918年12月18日，徐世昌在中南海总统府设置专门外交机构——外交委员会，成员多为1917年7月段祺瑞平定张勋复辟后成立的国会的主要成员，也就是所谓“研究系”的主要成员，包括原外交次长汪大燮、原司法总长林长民、袁世凯时代的国务总理熊希龄、原驻法公使孙宝琦（就是他把李石曾带到法国留学的）等，其中竟然还有参与签订“二十一条”的驻日公使陆宗舆。当时，陆宗舆已改任造币局长，似乎早已经忘记了自己是签订“二十一条”的罪人。
1919年2月16日，张謇等人发起民间外交组织——国民外交协会，其中包括张謇、熊希龄、林长民等人，他们首次提出“国民外交”，认为一国之外交政策，应由国民做主。同月，“国际联盟同志会”成立，该会把“世界大同”作为即将成立的国际联盟的宗旨，理事中除了汪大燮、梁启超之外，还有离开政坛很久的蔡元培，而该组织的秘书长是胡适。
应该说，北京大学参加巴黎和会外交事务，并不是由学生爱国运动而起，而是从蔡元培积极拥护国际联盟、积极参加“国际联盟同志会”的外交活动算起。
在上述三个外交智囊团之中，两人同时跻身于其中两个组织，这就是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原司法总长林长民。为后来的五四运动点了第一把火的，应该算林长民——尽管今天他远不如自己的女儿林徽因在大众心中更有名。
对于巴黎和会，无论南北政府还是中国当时各派系，都极为关注。全国上下，特别是全国精英人士的期待也很高，以为有了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有了国际联盟，从此大同世界即将到来，世界将永久和平，公理战胜强权，而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将会被一举废除。
只有康有为认为，北洋政府“宣而不战，贪人成功以为己力，耻莫大焉”。北洋政府参加巴黎和会，是去打便宜拳，而便宜拳不是那么好打的。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在法国外交部开幕。会议决定，巴黎和会的最高权力机构，由美、英、法、意、日各派两名代表组成，称为五国会议或十人会议。名曰国际联盟大会，实则是五国开会，其他国家来旁听。这样，巴黎和会一开始，就把中国排除在了会议决策机构之外。
中国代表团兴冲冲抵达巴黎后遇到的第一盆兜头冷水是：经过大国磋商，决定各国代表名额为美、英、法、意、日五大国各为五人，巴西等国三人，中国为二人。也就是说，会还没开，中国已经被当作三流国家对待，中国一厢情愿地派出了五人全权代表，但能参加会议的代表名额却只有两个。
实际上，在整个巴黎和会召开期间，中国只是奉五国会议之命，参加了三次辩论，分别是在1月27日、28日和4月22日。
1月27日是中国第一次参会，当时日本提出要求，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大会在讨论日本要求前两小时，才通知中国作为相关方，上会作说明。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徵祥是1918年9月中日密约的签订者，直到此时，代表团其他成员均不知道有中日密约这回事，而只有陆徵祥早知这是一个大雷，一定会触发地震。所以，在整个巴黎和会期间，陆徵祥都称病不出，直到实在瞒不下去了，他才在最后的关头，告诉代表团其他成员中日密约的事情。
在两个小时内，代表团紧急磋商，以为事已至此，只有硬扛，主动把密约交给大会，希望美国主持公道，替中国废除此项密约。
因陆徵祥死不出头，顾维钧就被推上前台，由顾代表中方在大会上发言。顾维钧知道，如果有中日密约在，中国收回山东权益，在法理上已经不占优势，唯一可行的是打感情牌。于是，顾维钧在发言中强调了三点：一、山东是孔孟故乡，是中华文明发源地，相当于中国的“耶路撒冷”，失去山东，中国等于失去了灵魂；二、威尔逊总统提出要废除一切密约，中日密约理应废除，万万希望美国能为中国做主；三、日本从德国那里夺回青岛，中国理应感谢，希望日本“好事做到底”，把山东还给中国。[1]
顾维钧发言后，日本代表牧野申显接着发言，提出中日之间既然就山东问题已经有了密约，那这就是中日之间的事，其他国家不要参与了，大会尊重中日双方的约定即可。
顾维钧抗辩说，既然是国际大会，哪有中日双方自己决定的道理，密约究竟是否合理合法，还是要交给大会仲裁，特别是由美国判断，否则还开什么巴黎和会。
会议作出决定，密约提交大会讨论，中日双方回去各自准备材料，再交会议仲裁。
1919年2月9日，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徵祥突然提出辞职，去了瑞士。经过苦劝，得到无论谈判如何都不会追究他的责任的承诺之后，才回法国复职。
1919年4月22日，陆徵祥、顾维钧应邀出席五国会议，这是继1月27日、28日之后，中国代表团第三次出席最高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日本的要求——关于山东问题，中日之间已经有过约定，不再提交大会裁决。
美国总统威尔逊率先表态，他说这次大会的精神就是维护“条约神圣”，既然中国与日本早有“二十一条”，随后中日又有三个秘密条约，尤其后三个条约，都是中国主动要求与日本签订的，所以按照会议精神，这些条约都应该得到尊重，巴黎和会不干涉中日之间的条约关系。
顾维钧大惊失色，起而辩解说，废除秘密外交，这是威尔逊总统的倡议，也是中国的期望所在，请威尔逊总统给中国主持公道。
威尔逊摇头说，中日之间的条约，都不是强制条约，因为这是中国自愿的。中国不能没有契约精神，既然事先已经制定了规则，就不能在事后违背规则，即使这个规则目前中国认为对自己是不利的。
美国是中国的唯一依靠，美国一旦掉头支持日本，中国的防线必然崩溃。中国只有三个选择：一、退会；二、拒约；三、签约，但不承认有关山东问题的几项条款。
北洋政府认为，退会只能自外于列强主导的世界秩序；作为战败国，德国尚且不敢拒约，中国作为战胜国，更不敢拒约，故前两条不可取，唯一可行的就是签字，今后再“徐徐图之”。
1919年4月30日，在法国的梁启超作为个人观察员致电北京国民外交协会，指出北洋政府特别是陆徵祥在巴黎和会上推诿卸责，视国家根本利益为儿戏，造成外交全面失败，请协会警告政府与国民，万勿在和约上签字署名。
接到梁启超电报后，林长民立即写了《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交《晨报》发表。文章说，日本在巴黎和会上的依据，除了“二十一条”外，就是1918年9月的两个中日密约，政府之所以装聋作哑，就是因为这两个密约是瞒着全体国民签订的，“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
《晨报》起初不敢发表这篇文章，最终汪大燮和林长民决定联合署名，并以国民外交协会的名义发表。于是，文章在1919年5月2日的《晨报》头版通栏大字刊发。
5月7日本是“二十一条”签订日，5月3日下午，国民外交协会决定把这一天定为国耻日，计划5月7日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就山东问题发起市民公决。
1919年5月3日傍晚，当蔡元培参加完国民外交协会的会议回到红楼时，北京大学已经一片沸腾。北京大学已经等不到5月7日了，1919年5月3日夜晚，北京大学率先向那个伟大的日子——五四走去，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幕，在那一刻拉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