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饿乡纪程
1921年1月的中俄边界，北风呼啸，大雪纷飞。一辆雪橇在重峦起伏的丛林间飞速滑行，23岁的张太雷裹紧身上单薄的皮衣，紧张地注视着不远处的国界。他此行是要去哪里呢？
西天取经，他要去远方，寻找那些能够改造这个世界的同志们。
早在几个月之前，李大钊就接到了共产国际的信息，他们要在伊尔库茨克设立远东书记处，要求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派代表去。李大钊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张太雷。
为什么不是别人呢？除了外语好之外，张太雷家境贫寒，刻苦低调，学问好。更重要的是，他把物质生活看得极轻，但把精神与理想看得比天还大。对于张太雷来说，世界很小很小，精神却很大很大。李大钊认为，北大年轻人中，最有革命者气质的就是张太雷。
在北大红楼图书馆主任办公室，房间里只有李大钊和张太雷两人。李大钊轻轻地走出门四下望了望，又回来小心地锁上门。他对张太雷说：“眼下，有一个绝密的重大任务，我反复考虑，你去完成最合适！”
“任务？什么任务？”张太雷惊诧地问。
“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要把全世界的共产主义组织都团结起来，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要我们党派一名代表去伊尔库茨克，这是我们中国革命者走入世界、寻求国际支持的极其重要的一步。”李大钊缓缓地说。
张太雷不禁站起来说：“革命者——”
李大钊坚定地说：“是的，革命者。你知道，这是布尔什维克开会。革命者，就是那些为了真理，不惜被流放、杀头的人，这是革命者的大会。太雷，你愿成为这样的革命者吗？”
张太雷听了毫不犹豫地说：“好，我该怎么做？”
“听着，这是你的介绍信，必须藏好。记住，路上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能暴露身份。你最好化装成商人，偷越边界。明天就动身吧！”李大钊把一张薄薄的小纸条和钱交给张太雷，详细交待了具体事项，最后叮嘱道：“东北情况非常复杂，奉系军阀检查很严。苏俄远东地区也很不太平，你一定要小心！”
张太雷仔细听完任务及要求，又问清几个关键细节后，把纸条和钱小心地装入内袋，紧握李大钊的手说：“请放心，守常先生！”
“好的，记住，这是世界革命者的大会，你是去参加革命。”
张太雷平静地点了点头，悄然而去。
李大钊伫立窗前，凝望张太雷渐渐远去的身影，心情久久难以平静。“革命者”这三个字，是他第一次这样称呼一个年轻人。
与张太雷出身相似的人是瞿秋白，他们先后出发去了俄国。
1917年，瞿秋白正准备报考北京大学，却因无法支付昂贵的学膳费，转而听从堂兄瞿纯白的意见，参加了普通文官考试，却没有被录取。
瞿秋白1899年生于江苏常州一个破落的仕宦之家，青少年时代，他目睹社会的混乱不堪，就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充满仇恨。18岁时，他随堂兄瞿纯白一起来到北京。
这段时间，瞿秋白与中学同学一起，来到位于沙滩的北大文学院，旁听陈独秀、胡适的课，开始了“东奔西走，像盲蝇乱投要求生活的出路”的日子。1917年9月，瞿秋白考入不用交学费的外交部俄文专修馆。
后来，他在《多余的话》一书中说，自己就是章太炎所说的“疯子”，所谓的“精神病”。因为对自己来说，精神是不能停止的，是不能为外面的物质世界所束缚的，升官发财不能治愈这种精神的奋进，只有不断地去追求理想的精神世界，自己才能安宁。就是死，也要死在精神的世界里。他这样说：
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本想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这一世，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的”专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了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俄文专修馆去进。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了（一九一七夏），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1]
在位于东总布胡同10号的俄文专修馆第二甲班，瞿秋白迎来了全新的学业和生活。在这里，他跟苏俄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过，瞿秋白还未曾想过多年以后，他将奔赴苏俄寻找真理之路，于时代的浪潮中，一步步走向中共主要领导人位置。
在俄文专修馆的瞿秋白还未走向革命的道路，但他爱上了俄国的小说，期望毕业后做一个典型的中国文人，文学家或是理论家。
同学沈颖回忆说：
秋白在校每考必列第一或第二名。彼时俄文专修馆每星期日上午有文课，全体学生一律参加，秋白的中文程度很好，所作作文课几乎每次均油印传观，以致名遍校内，无人不知。[2]
那时，瞿秋白的日子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熬”。后来他曾对友人说过：“我到北京的第一个冬天，只穿着夹袄。”“如何能过？”“现在回想，也不知道怎样过来的，终于过来了。”
虽然生活清贫，但总算有书读。俄文的学习，法语、英语、哲学、文学的课程，对瞿秋白来说内心是满足的，但很快他就陷入了痛苦和迷茫之中。他想起那年正月，为躲避债主纠缠而吞药自杀的母亲，还有更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贫苦人们——这黑暗的旧世界根源是什么？功课学得再好又有何用？究竟到哪里才能寻得解救的良方呢？
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的三年时间，瞿秋白感到最枯寂。没什么朋友交际，北京城里新的生活令他感到痛苦又无能为力，因此产生了厌世思想。他常在深夜漫步于专修馆外的胡同，并尝试从佛学书籍中找寻心灵的慰藉。
1920年秋，还在俄文专修馆学习的瞿秋白，听说北京《晨报》公开招聘三位懂俄语的记者去苏俄考察的消息后，异常兴奋，一个念头油然而生：到苏俄去！
此时的瞿秋白，只差两个月就将获得毕业文凭和待遇优渥的外交官职务。然而，为了追求真理和光明，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这一切。这个决定立刻遭到亲友们的一致反对。当时俄国国内战争还没有结束，经济十分困难，堂兄瞿纯白不忍心他以孱弱之躯奔赴食不果腹的苏俄，劝他为自己身体考虑，不要前往。
亲友们苦口婆心的劝说并没有动摇瞿秋白的决心，他觉得，只有远方的俄国，才能安顿他那颗追寻的心。瞿秋白说：“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饥，寒……暂且不管……他始终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
他毅然舍弃了即将到手的前程，成为大家眼中的“疯子”，要去那冰天雪地、食不果腹的“饿乡”，去探求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担一份引导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10月15日晚，北京胡同的一间院落内，几个神色凝重的年轻人围坐在一起为瞿秋白送行。瞿秋白却洒脱地对朋友们说：“不能当《晨报》新闻记者而用新闻记者的名义去，虽没有能力，还要勉强；不可当《晨报》新闻记者，而竟承受新闻记者的责任，虽在不能确定的思潮，而想挽定思潮，也算冒昧极了，——而认定‘思想之无私有’……现在一切都已预备妥帖，明天就动身……诸位同志各自勉励努力前进呵！”在座的朋友们都以崇拜的眼神，望着瘦弱苍白的瞿秋白。
10月16日这一天，汽笛声响，车轮转动。瞿秋白告别同事和亲友，满怀期待踏上赴苏俄之路。他乘着俄国革命后的第一次中俄通车前去的，一路上经过了很多艰难困苦，包括寒冷的天气、食物的匮乏、恶劣的环境。然而，任何困难也阻挡不住这个青年人抵达“世界革命的中心点”的志向。几经辗转，历时3个月，瞿秋白于1921年1月到达莫斯科。
“我现在有了我的饿乡了，——苏维埃俄国。”瞿秋白所奔赴的“饿乡”就是苏维埃俄国，他与张太雷几乎同时到达莫斯科。
到达莫斯科后，正赶上苏俄东部发生旱灾，瞿秋白立即下乡调查采访。他如实报道了悲惨场景：“一堆一堆饥疲不堪的老人、幼童倒卧道旁，呻吟转侧”，“啮草根烂泥”。在报道灾情的同时，他更加突出报道苏俄政府采取的种种救济措施：“劳农政府设着种种方法力图救济。各机关实行赈捐，没有被灾的农村，都派人募收志愿捐助的食粮。各城市中呢，举行音乐会、演剧，募捐；学生、赤军、医生、看护妇热心参加。职工联合会组织募捐队，又到灾区去调查。请外国红十字会来俄考察。”
1921年3月，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隆重召开，列宁做了重要报告。瞿秋白参加大会，深受鼓舞，撰写了长篇通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向中国人民报告了苏俄政治、经济、民族、外交等方面的状况，热情地宣传共产主义学说，赞扬共产主义是“无国界”“自由平等”的社会，“实行共产主义真是伟大而且艰巨的‘工程’”。他希望“中国人亦应当用一用心”，走什么样的路才能使国家强盛起来，“俄国革命史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
莫斯科气候寒冷，生活艰苦。不久，瞿秋白老毛病又犯了，“夜夜虚汗，咳嗽吐血”，友人力劝瞿秋白回国。他觉得重任在肩，必须坚守阵地，“不能不工作，要工作”。在苏俄两年多，瞿秋白采访众多人物，上自苏俄领袖，下至平民百姓，考察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族等各个领域的情况，撰写出60多篇通讯报道（不幸遗失10多篇），在《晨报》“莫斯科通讯”专栏发表了40多篇、约16万字，还撰写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著作。瞿秋白用闪光的作品，让国人看见了一个真切的社会主义社会，自己也更加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就在莫斯科，瞿秋白竟然遇到了自己的同乡、同学张太雷。他乡遇故人——什么是天命，这也许就是天命。
恽代英、瞿秋白、张太雷三人都出生于江苏常州。浩瀚的大运河，从常州的青果巷流过。在这条小街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三位主要领导人，他们后来被称为“常州三杰”。
1922年2月，由中国共产党派往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的张太雷介绍，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支部庄严的党旗下，瞿秋白加入中国共产党。
瞿秋白在俄期间，担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的教学和翻译工作，为培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作出了贡献。1921年6月22日，共产国际三大正式召开。大厅里座无虚席，还有不少人站着，掌声雷动，国际歌声震寰宇。张太雷激动不已，因为他就要见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了。欢呼声震耳欲聋，人们拼命地挤向台前，桌子、椅子上都站满了人。
列宁用流利的德语和法语发表演说，神态自然、沉毅果敢。他最后的几句话，完全淹没在雷鸣般的掌声和口号声中了。随后，大会宣布，中国革命者张太雷上台讲话。
张太雷健步走上主席台，他的脸因兴奋而发红，眼睛在镜片后闪闪发光。他沉稳地看着气氛热烈的会场，开始了演讲。国际讲坛上，第一次传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声音。张太雷向大会提交了一份逾万字的长篇书面报告，并在会上做了五分钟的即席发言，报告了中国的社会状况、社会各阶层及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同志们！我本想向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概况及其反帝革命斗争的全貌，但时间不允许我这样做。在五分钟的时间里，我只能向大家指出远东运动对世界革命的意义。”张太雷用纯正的英语大声说，讲话同时被翻译成德语和法语。他呼吁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人重视和支持远东的民族解放运动。最后，张太雷说：
在必将到来的世界革命中，中国丰富的资源和伟大的力量是被资本家用来同无产阶级作斗争呢，还是被无产阶级用来同资本家作斗争呢？那就要看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看共产国际的支持如何而定了。
世界革命万岁！
共产国际万岁！[3]
会场上掌声雷动，不少代表大声喊道：“同意！”张太雷赢得了各国共产党人的尊重，被誉为“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为中国共产党亮相共产国际舞台开了一个好头。
接着，张太雷又先后参加了赤色职工成立大会和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在青年共产国际二大会议上，他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受国际委托回国整顿团的工作。
张太雷参加此次会议意义重大。这是襁褓中的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最高级会议上的第一次亮相，对于当时只有50多人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更是一次意义非凡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