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奠基
1912年2月12日，临近农历辛亥年的年底。
这一天的北京紫禁城，隆裕皇太后带着六岁的溥仪，颁布清朝统治者最后一道圣旨——宣统皇帝退位。
清王朝既是被革命所推翻，也亡于内讧与篡夺。
清帝逊位一个月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还沉浸于胜利的喜悦之中，并没有料到，革命的果实会为袁世凯所篡夺，因为对方掌握着清王朝最后的新政与改革的成果——北洋军。
那一天，受孙中山邀请，回国就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正穿过早春的阳光，走在南京城大街上。
实际上，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孙中山之外，当属蔡元培。如果说孙中山是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领袖，那么，中国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领袖，便是蔡元培。孙中山是学医出身，而蔡元培是翰林出身，他受教于浙江大儒徐树兰，是晚清科场上经学家的翘楚。说起中国传统的学问，特别是经学，同辈之中，除了章太炎之外，几乎无人能与蔡元培抗衡。因此，在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中，旧学中人，没有谁敢于批判蔡元培的学问不好。
1898年，时年30岁的蔡元培便能够辞去翰林院编修，毅然“下海”，回浙江去办教育，这在当时是惊人之举。非但如此，那个时候，蔡元培极为热衷于军事。[1]他放弃从政，为的就是“从军”。他所创立的爱国学社，其实是一所军校，其时由章士钊担任操练官，而蔡本人也断发持枪，参加操练。他创办的爱国女学，则几乎是一个培养女暗杀者的机构。蔡元培的第三任夫人周养浩，就是爱国女学的学生。蔡元培造炸弹、造武器，就是在这个时期，而和他一起造炸弹的人中，就有陈独秀。
蔡元培革命的传奇性，一点也不亚于孙中山。
在蔡元培诞生的那一年（1868年），一个俄国革命者加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名义上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随即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工人协会”中的竞争对手，这个人叫巴枯宁。他有令人震惊的造反革命经历，尼采和瓦格纳因此把他称为“超人”，尼采的“超人”哲学中所描述的疯狂的造反者，就是以巴枯宁为蓝本的。1849年，巴枯宁因参加德国内战被捕，被普鲁士和俄国沙皇判处长达十年的监禁，最终改判流放东西伯利亚。他从那里逃脱，环绕地球一圈，再次回到欧洲，成立地下组织，以暗杀的方式继续革命。那时，巴枯宁这个名字，令一切教皇、皇帝、国王、警察闻风丧胆。
巴枯宁说，他的工作就是无情的恐怖与破坏，让一切统治阶级在这种恐怖与破坏面前发抖去吧，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赞成他的这一套把暴力当作革命的一切的想法，以为这无异于疯狂。但是，巴枯宁的传奇经历，却使他的形象风靡全球，正如他逃脱监禁，环绕地球一周再回欧洲发动地下革命。
蔡元培、陈独秀的青年时代，便深受这种环绕地球进行革命造反的“巴枯宁精神”的影响。陈独秀后来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而蔡元培后来则转向了克鲁泡特金的温和的无政府主义改良思想。正如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一样，蔡元培对于马克思主义有着同情，但却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巴枯宁、拉萨尔、克鲁泡特金这些人，只能是无产阶级的“同路人”，但却不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1904年，蔡元培创立光复会。那个时候，作为革命者，他的影响力并不在孙中山之下。1907年，39岁的蔡元培为了学习军事，以随员的身份，跟随驻德公使孙宝琦赴德国留学。
蔡元培关心军事。他以为，德国军队强盛，全在精神，而精神，则在伦理。在德期间，他翻译了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杨昌济任教湖南一师时，以此书为教材，毛泽东在此书上作了上万字批注，称《读伦理学原理笔记》。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以为，伦理之核心，在于力量，而力量之要害，在于运动与抵抗两点。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就立足于军事，而此哲学思想之发端，则在于蔡元培所译《伦理学原理》。
毛泽东与蔡元培，很早便在精神上有很密切的联系。
蔡元培39岁第一次留德，在柏林一年，莱比锡大学三年，先学军事，后受康德影响，爱美学与音乐。他后来总结说，世界上唯一能够永久的，就是科学与艺术；人类文化之中，只有科学与艺术是具有普遍性的。
他还说，自己在欧洲游历，中国积贫积弱，没有谁看得起中国人。但是，即使如此，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依然在万国博览会上展示。西方的博物馆里，中国的壁画、造像，依然受人膜拜。西方的大学里，中国的诗词与小说，依然为西方人所敬仰。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在西方看来是一塌糊涂，但是，中国的科学，特别是中国的艺术，千秋万代还是可以自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的。[2]
于是，蔡元培得了这样一个觉悟：中国要复兴，一定是以科学和艺术为基础的复兴，也只有从复兴科学和艺术入手，中国才有未来，如果仅仅从政治和经济入手，中国的改革与复兴是不可能成功的。[3]
这一觉悟，决定了他日后发动新文化运动。
辛亥革命爆发之际，蔡元培密切关注着南北战局。根据在德学习炮术的刘庆恩建议，蔡元培紧急致信孙中山，指出目前革命军的山炮，不能对抗北洋军的野战炮，要取得战争胜利，必须紧急在德国采购克虏伯大炮，并为此事上下奔走。
这表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和革命家的见识。
南京政府成立之后，蔡元培回国，被任命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在时任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马相伯的帮助下，蔡元培寻得南京碑亭巷内务司楼上三间房作教育部的办公室，便走马上任了。
蔡元培初任教育总长，在短时期内，便在他手下集中了一大批浙派的文化领袖，这就包括鲁迅的顶头上司——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1896年8月，夏曾佑与汪康年、黄遵宪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并延聘梁启超担任主笔。《时务报》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份报纸，也是维新派最有影响的机关报。1897年10月，夏曾佑又与严复、王修植等人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并担任主笔，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就是在《国闻报》上连载发表的。
蔡元培、严复与夏曾佑是世交。夏曾佑的儿子夏元瑮，1905年夏赴美，次年入耶鲁大学攻读物理学，1909年又前往德国柏林大学深造，曾师从量子力学大师马克斯·普朗克教授研修物理学，回国后即被北京大学校长严复聘为教授兼理科学长。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则续聘夏元瑮留任理科学长，与文科学长陈独秀并列。
除了夏曾佑之外，初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还延聘了吴雷川、钟观光、钱均夫、周树人（鲁迅）、许寿裳等浙江籍人士，到教育部任职，聘任中西兼通的浙江大儒马一浮为教育部秘书长，其中钱均夫即钱学森先生的父亲。
作为民国教育事业的执掌者，蔡元培一边走在南京的大街上，一边看着熙熙攘攘的南京城，心中涌起无限感慨。
跨入共和时代，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能否带领四万万的中国人过上新的生活？
在蔡元培看来，这根本上取决于能否造就一代新人，而造就新人的关键，就在于新的思想、学术、文化。没有新的思想、学术、文化，就不会有新的教育；没有新的教育，就不会有新的人；没有新的人，就不会有新的现代中国——这是蔡元培坚持了一生的主张。
时年44岁的蔡元培还有一颗年轻的雄心。同辈人已经老去，改造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于年轻一代，而年轻人的教育问题令他倍感忧虑。
梁启超曾说，中国最好的读书人的理想是立德立言立功，蔡元培就是这样的人；而最坏的风气是求升官发财，李鸿章、袁世凯就是这样的人。对于升官发财、吹牛拍马，蔡元培是憎恨至极；对于养成这种习气的旧文化，他是完全绝望。当民国为袁世凯篡夺之后，蔡元培愤而辞职。
袁世凯是军人，他多次科举落第，便去从军，因此，晚清朝廷废除科举，袁世凯十分积极参与其中。科举无用，枪杆子才是根本，这是袁世凯的觉悟。在袁世凯看来，包括孙中山在内，革命党里面没有一个人真正懂军事，更不要说晚清那些科举出身的大员了。然而，朝野内外，大概只有一个人是例外，那就是蔡元培。蔡元培不但是翰林，造过炸弹，组织过暗杀团，而且还去德国研究过军事——这样的人，一旦有了机会，那就是曾国藩第二。
因此，袁世凯并不是真的瞧得起孙中山，但是，他非常忌惮蔡元培。
蔡元培也有一万个理由不看好袁世凯。上任之后，他主张权力在国务院和国会，不在总统，拒不与袁世凯合作。不久，他即与总理唐绍仪一起辞职。
1912年7月2日，蔡元培当面请辞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袁世凯以“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挽留，蔡元培断然回绝：“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在任仅五个月，蔡元培就辞职了。这不是他第一次辞职，当然也不是最后一次。
蔡元培辞职，袁世凯大舒了一口气。在当时的袁世凯看来，他在政府里最大的竞争对手其实就是蔡元培。蔡元培辞职出国，袁世凯大为高兴。
蔡元培与袁世凯的梁子，就此结下。
袁世凯需要钱巩固自己的位子，因而告贷于列强。列强之中只有日本人的贷款利息最低，却要以中国的领土主权为抵押担保。为了借钱，袁世凯根本顾不得许多，抵押担保不是他关心的事情。
何况，日本人支持袁世凯当皇帝。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向日本大笔赔款；北洋军阀上台，中国又向日本大举借款，中国就这样落入了日本的债务陷阱。
袁世凯是窃国大盗，也是卖国者。
一个叫邵飘萍的报人，在他编辑的《京报》上刊载了袁世凯向日本出卖中国权益的“二十一条”。邵飘萍一夜成名，也因此与北洋政府结下冤仇。
蔡元培辞职后，带着一家老小去了法国。正是在法国，他结识了后来对近代中国命运影响甚大的几个人物——张静江、李石曾、汪精卫。
张静江是个大生意人，也算是日后国民党的一大金主。李石曾是李鸿藻的儿子，被孙宝琦带到法国留学。他是河北高阳人，号称“高阳公子”，也是一个生意人。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创办了巴黎豆腐公司，把豆腐引进了欧洲。那时，李石曾还从高阳布里村召集同乡去法国做豆腐。正是这一举措，开辟了工读道路，最终发展为留法勤工俭学。
他们在法国结为好友，一起干的一项工作，就是动员法国把庚子赔款部分退还，以作为中国的教育基金，成立了华法教育基金会。蔡元培是这个基金会的理事长。
在做生意的同时，他们为商务印书馆制定了一个系列著述翻译计划，这就是创办《学风》杂志，出版学风丛书，当时拟定的计划有：蔡元培著《康德美学述》、李石曾著《人学》、汪精卫著《中国学术》、李石曾译克鲁泡特金《互助论》、张竞生译卢梭《爱弥儿》等。[4]他们的设想就是以法国为基地，宣传科学与艺术，进行新文化运动。
今天看来，如果不是袁世凯死了，蔡元培也许就不会如此迅速回国，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当然就有可能以《学风》而不是《新青年》为基地，在法国展开。
蔡元培为《学风》杂志的发刊词已经写好，就待开印。这时，袁世凯死了，继任者是黎元洪，北洋政府里掌握实权的还是段祺瑞。黎元洪认为，最能支持他的政治盟友就是蔡元培了。
早在1916年9月1日，身在法国的蔡元培便接到黎元洪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的电报，力邀他出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当时正准备在法国大干一场，顾虑国内环境很差，加之与汪精卫等刚刚宣布了“三不原则”——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所以一开始并未答应。
不过，在德法两国游历了一番，蔡元培对于欧洲的大学自治有了深刻印象，他觉得做官虽然没有意义，但是，如果能办一所好的大学，那就是个利国利民的事情。在欧洲，几乎没有哪个官员能青史留名，但作为国民精神的缔造者，学者和大学校长，则是极为光荣的，康德不也是做了大学的副校长吗？
这年年底，蔡元培与吴玉章一起乘船由马赛回国，抵达上海。这时，在上海的许多友人都劝他不要去北大就职：袁世凯死了，北京的气氛依旧一塌糊涂。北大学风不好，学生官气十足，根本无心读书，教员上课更是敷衍了事——整个学校乌烟瘴气，要是现在去了，反而弄坏了自己的名声。
当然，也有朋友大胆怂恿蔡元培就任：既然你知道，就更应该去整顿，即便失败，也算是尽了心。[5]
希望蔡元培复出的人中有孙中山。孙中山说：“我主张你去，因为时势造英雄嘛！英雄就要顺其时势，你现在还是一个能把中国的时势掌握住的人。教育，是宣传革命精神最好的平台，你去办教育，去创造一种新的革命精神，一种真正的自由之空气。我知道你的顾虑，但是此次去当校长，跟你之前任教育总长不一样，并不是去当官。你多年来国外留学的经历，对西方教育的考察和学习，如果担任北大校长，不正是有了用武之地吗？”
此时的蔡元培在国外游历了一番，更加坚定了这样的信念：“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他决定前往就职，并对朋友们说：
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弟之所以迟迟不进京，欲不任大学校长，而卒于任之者，亦以此。[6]
临行前，蔡元培的朋友在上海的《民国日报》刊登了一首诗：“居官三月掉头去，更挈书囊驾海行。坐惜斯人挟悲悯，不应长作老书生。”他们以此鼓励蔡元培北上就职。
不愿作书生老去，但去的地方实在不妙。曾在京师大学堂译书馆工作过的蔡元培，深知腐化的学风、校风根深蒂固。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些问题，势必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由制造炸药转而制造“思想炸弹”的蔡元培以为，官场的腐败反不了，教育的腐败未必就不能制止。
用今天的话来说，蔡元培是怀着“教育救国”的满腔热情赴任了，但他知道，北大第一任校长严复就是因为既要当官，又要搞学问，还要办学，最后竟然列名支持袁世凯当皇帝的“筹安会”，搞得不三不四，黯然下台。
在蔡元培看来，严复的性格在于不能破釜沉舟。他既想要新学，又要用旧学包装新学；既想当思想家，又要当政客；既要当校长，又没有处理各种繁杂事务的耐力，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十个指头拿跳蚤，一件事也办不成。
的确，严复没有蔡元培那种破釜沉舟的勇气，没有他那么深厚的官场背景，也没有他那样的政治谋略。说白了，严复的才能，只能当个学者，他却希望当校长、部长乃至总理，而蔡元培是革命家出身，他的才能，原本可以当部长乃至总统，但是，他却选择了当校长。当年北大这个地方，对于一切人来说，都是一团乱麻，而只有放在蔡元培手里，可谓是“治大国如烹小鲜”。
中华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于1912年5月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
从1912年5月严复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到同年10月辞职离开，只有短暂5个月，踌躇满志的严复没有机会实施改革方案，但他还是对北大作出了重要贡献，如积极开设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课程，学习西方的新学，提倡学习外语等。
严复去职，北洋政府本任命章士钊代之，但因北大群情激愤，挽严复而拒章士钊，章士钊自己不愿蹚北大的浑水，没有到任。
此后，民国之初几年间，担任北大校长的有马良、何燏时、胡仁源等人，皆不过是维持而已。
在北洋政府眼里，北京大学不过是一个装点门面的饰品，不死不活最好——如今看来，北洋政府对北京大学的贡献，可能就是通过比利时的借款建造的红楼。
北大红楼始建于1916年10月，1918年8月正式竣工。整体建筑近“凹”字形，东西对称，坐北朝南，北面是当时的北大操场。整个建筑长约110米，宽约33米，占地面积约21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10700平方米。红楼二层以上外墙至屋顶，以红砖红瓦铺砌，故名“红楼”。当时称为北大一院，是校总部和文科所在地。
1918年编订的《北京大学文科一览》，对红楼的位置、每层房间的职能都有清晰记录。图书馆在一层，包括图书馆主任室、登录室、编目室、书库和阅览室等；教室在二至四层，共36个教室，可容纳一千多名学生同时上课。红楼二层为校长室、学长室及其他校部机构，史学门教员室、阅览室、教室、动植物标本室等也在二层。红楼三、四层为国文、德文、法文、哲学各门的教授会、教员室、阅览室和教室，国文门研究所在三层，哲学门研究所和心理实验室在四层。[7]
北洋政府对外借款无数，钱基本用在了祸国殃民之上，唯一办的正事可能就是建了这座红楼。
北大红楼，是当时北京城里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西式建筑之一。红楼固然伟岸，但在蔡元培到任之前，却是一副空架子，里面空空如也。
把精神灌注进这座建筑的人，首推蔡元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