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五一”
除了山东问题之外，巴黎和会形成的另一个决议，无形中对中国人造成了“二次伤害”——这个决议就是召开世界劳工大会。
根据巴黎和会的提议，1919年10月，第一届世界劳工大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共有39国参会，各国代表团均由三部分人员组成：工会代表，资方代表，政府代表。中国却只派出一人代表中国政府参会，那就是驻美公使顾维钧。
在这次会议上，顾维钧再次受辱。
第一届世界劳工大会把世界劳工分成了三个阶层，并以世界劳工大会决议的方式公布于世。决议表示：英美发达国家的工人，要争取6小时工作制，欧洲其他国家劳工要争取8小时工作制，但中国、印度和日本劳工除外。会议特别对中国租界里的劳工工作制度作出规定，每周休息一天，每周工作60小时，而15岁以下童工，则每天工作8小时。
这就是明确地对世界工人阶级进行分化。根据这样的分类，中国劳工在世界工人阶级中也属于最下等的地位。
《少年世界》杂志报道了这次大会，报道悲愤地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被视为三流国家，在第一届世界劳工大会上，中国劳工竟然也被视为三流劳工——这真是奇耻大辱。
中国工人处于劳工阶级的最底层，是最被歧视、被压迫的阶层。这种对中国劳工阶级的歧视，进一步刺伤了有良知的中国人。
1920年5月1日，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大学二院大讲堂召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百余名北大师生和校役参加。当天，李大钊发表《“五一”运动史》一文，他痛切地介绍了世界劳工大会的情况：
华盛顿劳工会议的成绩，虽然不能满足我们的希望，然而要他那四项一一适用到我们的劳工社会来，我们那些苦工人，也许可以得享些幸福。谁知中国和日本、印度等国，又被他们认作特殊国除为例外了！那关于日本、印度等国的，我且不提，单把那关于中国的特殊规定，写在下面：
甲、每星期休息一日。
乙、以一日十时间、一星期六十时间为原则。对于不满十五岁的人，以一日八时间、一星期四十八时间为原则。
丙、对于使用百人以上的工场，适用工场法。
丁、在各国租界内，亦适用同一规定。
……
我们在今年的“五一”纪念日，对于中国的劳工同胞，并不敢存若何的奢望，只要他们认今年的“五一”纪念日作一个觉醒的日期。[1]
正是李大钊的文章，第一次向国人详细介绍了“五一”劳动节的起源，而且专门介绍了1886年美国芝加哥工人运动的情况。其中，李大钊特别讲述了三位工人领袖上绞架的时刻：
Spies、Parsons、Fischer、Engel于1887年11月11日惨遭绞刑。他们死义的时候，都很悲壮。Spies君当那绞绳放在颈上的时候，有一句临终的宣言，说“我们在坟墓中的沉默比我们的演说更能动人的时候快来了”。Parsons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民众的声音得被听见”。Fischer的死状，尤其壮快，他以踊跃的跳步，光明的颜色，上了断头台，高呼“这是我一生最快的一刹那”。[2]
李大钊说，英美劳工阶级的地位，是靠流血斗争换来的，中国要改变自己的地位，中国劳工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只有通过流血与斗争。
上面的段落，几乎是李大钊对自己命运的预言。
李大钊继续说，如今中国的劳工不但不知道流血斗争才能挣得地位与权力，他们甚至连八小时工作制，连“五一”劳动节究竟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可见五四运动的所谓觉醒，只不过是中国知识界少数的觉醒，而中国最被压迫、被歧视、被侮辱的劳工们，他们是大多数，他们远远没有觉醒——劳工的不觉醒正是中国的悲哀！中国的“五一”充其量不过是报纸上的“五一”，这样的“五一”与劳动者没有丝毫的关系。于是，他大声疾呼：
二、三年前，《劳动》杂志上有过一个题目：《不入支那人清梦之五月一日》。那时中国人对于这“劳工神圣”的纪念日，何等淡漠！到了去年，北京《晨报》在五月一日那一天，居然出了一个“劳动节”纪念号，一般人才渐渐知道这个纪念日的意义。到了今年，不但本志大吹大擂的作这“五一”祝典，别的同志的同业，同声庆祝的，也有了好几家，不似从前那样孤零落寞了！可是到了今天，中国人的“五一”纪念日，仍然不是劳工社会的纪念日，只是几家报馆的纪念日；中国人的“五一”运动，仍然不是劳工阶级的运动，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不是街市上的群众运动，只是纸面上的笔墨运动。这是我们第一个遗憾！[3]
李大钊说，现代世界的主体是劳工，我们要为中国争权力，首先要为中国的劳工争权利。如果说中国要觉醒，那就要唤起劳工。只有劳工觉醒了，中国才能真正觉醒，而中国劳工觉醒的第一步，就是要他们认今年的“五一”纪念日作一个觉醒的日期！
他呼吁北大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和工读互助团到劳工那里去，去开启真正的“觉醒年代”。
在李大钊呼吁下，1920年“五一”劳动节过后，夏日的清晨，沙滩红楼的校园里，邓中夏、高君宇等人整装待发。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长辛店。
长辛店位于古老而寂静的永定河畔，离北京不过21公里，京汉铁路北段的修车厂设在那里，有工人一千多人，是北京铁路工人最集中的区域。
邓中夏一边打背包，一边问高君宇：“君宇，守常先生说得对，要改变中国面貌，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们这次在长辛店待的时间可要长一点才行。你说呢？”
高君宇说：“这正合我意，以前在平民讲演团的时候，我总是觉得一天的讲演都不过瘾呢！不过，仲澥，这次你可别带那么多本线装书了，太重了。我们轻装上阵啊！”
“放心吧！我们五四游行的人，这次要从‘五一’再出发啦！”邓中夏笑着说，“终于从‘五四’走到‘五一’啦！”
车过卢沟桥，邓中夏为古城的景象所陶醉。一个小时后，车到长辛店车站，原本兴致勃勃的学生下车后，被一大群衣衫褴褛的人包围了，邓中夏此前写诗作画的兴致，立即不翼而飞。
那时，学生多属社会上层人物子弟，工人质疑这些学生不在学校好好读书，来工人区瞎溜达，到底是有啥动机？工人们摸不清学生的想法，所以对他们敬而远之，不愿接近。
为了往工人里面钻，青年学生们多次分析讨论，最后找到症结和答案：要打破工学界限，一定要与他们一起吃苦耐劳、打成一片，这样才能真正走进工人心间。
张国焘五四运动时在讲演部工作，曾率领一队同学到长辛店去对工人演讲，宣传爱国和发展十人团的组织，算是有与工人打交道的经验。当时，长辛店的工人们敬佩爱国青年，热情地搬出了开水、咸菜和馒头来款待。这的确是他们所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有些同学看见苍蝇飞舞其间，馒头似乎也不干净，因而托词不吃。张国焘和工人们一样，满不在乎地张口大嚼，跟他们大谈爱国之道。张国焘的这种做法，在工人们心目中产生了一种亲近感。
高君宇等是从称呼入手，开始拜工人为师。每到工人中走访时，学生们称工人为“师傅”，工人则称学生为“先生”。后来渐渐亲近起来，称呼就相应有了变化，双方都用“老”互称，如工人称高君宇为“老高”，高君宇称姓史的工人为“老史”等。时间一长，工人看高君宇他们生活自律，不近女色，不嗜烟酒，就称他们为清教徒。再后来工人根据学生们的特征给他们起绰号，如高君宇举止斯文，就称他是“老夫子”，邓中夏耿直豪爽，工人就叫他“邓大炮”。
邓中夏、高君宇等换上工服走进工人中间谈心，渐渐地，工人们都愿意说出心里话，纷纷诉说自己受工头欺压、被克扣工资、延长工时的不幸遭遇。
转眼来到了初冬。1920年12月19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等九人来到长辛店与铁路工人接头，筹划开办劳动补习学校。早在五四运动中，长辛店工人积极分子、长辛店工人救国十人团的史文彬、陶喜琮等曾凑钱办过一个夜班通俗学校，因无人指导，又缺少经费，正准备停办。适逢邓中夏、张国焘到来，于是决定以夜班通俗学校为基础，用“提倡平民教育”的名义，正式筹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
史文彬等工人四处募捐筹集经费，李大钊每月拿出部分工资作为补助。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是在北大资助下开办的，经费主要是由北大学生会和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捐助的，捐助者有李大钊、北大庶务主任李辛白、北大俄文系讲师柏立伟等。
在大家努力下，那间工人子弟学校成为工人经常会聚的场所。工人们放工以后，三五成群，甚至带着小孩，来到学校听讲时事或阅读报纸，也有唱戏、谈天的。工人们有时发生争吵，学校就成了评理的地方。工人们有籍贯或帮口的不同，如天津帮、德州帮和本地帮等；还有职业上的区别，如司机与生火，机工与学徒，工匠与小工等，彼此常常发生歧视和职业上的竞争，彼此间债务纠纷最多，在这里大都得到了合适处理。逐渐地，这间学校也就成为工人们生活最需要的地方了。
分别不到半年，邓中夏惊讶地发现，工人觉悟起来是非常快的，“长辛店的工人智识很高。团结力量很大，他们已组织很强固的团体，他们出版了一个周刊叫作《劳动界》，每期销售二千多本”。
在工人面前，邓中夏觉得自己才是学生，特别是参观了工厂，听工人讲解了机器生产之后，他承认自己“无知”：
我可惜对于机器学没有研究，所以参观了工厂，也没有什么心得能写出来，光记得一个是专修整气锅的，一个专修理机关的，一个制铁条的，入了总发动机，只见无数皮带和电线而已。各位工人向我指点说明，我真感谢他们增长了我许多智识。[4]
从此，邓中夏从切实感受中得出了一个结论：知识分子和读书人应该向工人学习，学习他们的团结组织能力，学习他们的产业革命的知识。
邓中夏成长为中国工人阶级的领袖，他的转变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筹备会之后，邓中夏、杨人杞、朱务善等又多次来往商量。
邓中夏还帮助制定了《劳动补习学校预算案》，修改了《劳动补习学校募捐启事》。筹备会议决定，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于1921年元旦召开成立大会，1月1日正式开学。
这个学校向所有热爱学习的工人们敞开，不收学费，对经济困难的学生还会补贴学习用品。学校开始有学生二十多人，到了四五月间发展到四十来人。劳动补习学校由邓中夏主持校务，并以北大学生会的名义，先后派去吴雨铭、贾祝年和王铮三名北大学生作为常驻教员。除了上课以外，他们还结合工人的处境为工人编歌。有一首歌很受工人欢迎，歌词是：
如今世界不太平，重重压迫我劳工，一生一世做牛马，思想起来好苦情。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惊醒了我们苦弟兄，无产阶级快起来，拿起铁锤去进攻。
红旗一举千里明，铁锤一举山河动。只要我们团结紧啊，冲破乌云满天红！
多年之后，这首歌经周恩来总理指定，编入了大型革命舞蹈史诗《东方红》。
除常驻教员外，邓中夏每周去讲课两次，杨人杞每星期都去，小组其他成员如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等也都轮流去讲过课。
1921年春节前，李大钊来到补习学校授课。他充满激情地对工人们说：“职工弟兄们，你们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资本家永远把工人当机器、当工具看待。可我们工人呢，应当把自己当人看待！要团结起来争取做人的权利！”为了能更好地启发工人们，他还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竖着写了“工人”二字。
“大家看，工字和人字接起来念什么？”大家回答：“天！”李大钊接着说：“对，是念‘天’。工人的‘工’字，上边一横是天，下边一横是地，中间的一竖是工人，工人顶天立地，工人就是最伟大的阶级。”
李大钊说，如果没有工人起来，五四运动就不能胜利，所以是工人帮助了学生。
“工人是天”，这个既通俗易懂又意义非凡的理念，就这样播到了铁路工人心里。
李大钊问工人们：“什么是布尔什维克？”工人们摇摇头，李大钊接着说：“俄语中的布尔什维克就是多数派的意思。什么是多数？就是农民、工人，是千千万万被压迫被奴役的劳动人民。”
张太雷也经常到那里讲课。张太雷问工人：“我们工人每天做工，资本家不做工，为什么他们生活得比我们好得多呢？”工人答道：“他们是靠剥削我们才过得好的。”张太雷又问：“他们是怎样剥削的呢？”工人们说：“我们做的产品，卖了大钱，可他们只给我们小钱。”张太雷听了说道：“你们说的没错，但还不够全面，我把这其中的秘密告诉你们。我们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卖出去后就能得到钱，这就是产品的价值，这个产品的价值是我们工人创造的，其中除了购买原料、机器磨损、厂房折旧、管理费用外，其余的钱照理应该全部分给工人，资本家只能拿投资的消耗和管理费用，可是资本家把工人创造的财富大部分都拿走了，只给工人仅够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那一小部分，这就是剥削。”工人们听懂了，他们知道这是“马克思主义”。
与工人结合、为工人服务的过程中，青年学生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他们走出书斋，真正认识到劳动的伟大、工人阶级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