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上海来信
1921年6月的一天，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突然收到了来自上海的一封信。
当时，他们正在西城劈柴胡同（今辟才胡同）一个院子里办暑期补习学校，为准备报考大学的二三十名青年学生补课。教中文的邓中夏、教英文的刘仁静和教数理的张国焘等人正好聚在一起，他们传看了这封不寻常的信。
这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发来的邀请信，内容非常简单——请北京派两名代表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那时，陈独秀已经应陈炯明邀请去广东办教育，他把上海的部分工作交给了李汉俊。自1918年8月日本留学生救国团回国以来，李汉俊、李达就与张国焘、邓中夏等人熟悉。现在李汉俊他们在上海发起开会，北京自然要积极参加。
派谁去上海参会呢？时间紧迫，征求李大钊意见后，张国焘、刘仁静、邓中夏、罗章龙、李梅羹等商量，决定就在补习学校开会，推选参会代表。
李大钊作为北京党的早期组织领导核心，理应最有资格参加一大。但此时，他正率领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教职员开展索薪斗争。蔡元培出国后，北大的办学经费基本没有了着落，1921年元旦后，北洋军阀政府为了维持军费开支及中饱私囊，断绝了仅占政府支出1%的教育经费，致使国立各校教职员的薪金无着，月月拖欠。1921年3月14日，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教职员展开了大规模的讨薪斗争。
军阀政府对教育界的呼声置若罔闻，这次索薪斗争长达4个月。为了研究对策，统一各校校长、教职员、学生的思想和行动，李大钊作为两校代表及代理主席，需要经常出席、主持会议，异常繁忙，其他许多事情都无暇顾及。他很长时间没有回家，教学和著述也受到影响。因此，李大钊难以抽身前往上海参加会议。
年仅19岁的刘仁静被选中，这是连他本人都没想到的。刘仁静后来在《一大琐记》中回忆了当时北京党组织产生代表的经过，对自己当选一大代表的情况做了实事求是的回顾。他说：
1921年夏天，我们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一个文化补习学校，由邓中夏教国文，张国焘教数理，我教英文。有一天，我们接到上海通知，要我们派两个代表赴沪参加建党会议，于是我们就在这个补习学校开了一个选举代表的会……
我依稀记得，那一天李大钊没有出席。当时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但并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这个代表……
由于对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中不惊动李大钊，因而没有选举他是并不奇怪的。我记得选举的实际情况是：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个代表时，曾经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克分身为由辞谢，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
总之，选代表的那次会是认真的，气氛也是好的，缺点在于我们都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因而使得这莫大光荣不适当地落到了我的头上。[4]
大家认为，刘仁静年纪较小，但人称“小马克思”的他，有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修养，堪称“舌战理论家”。另外，他英语水平很好，方便和共产国际代表交流。考虑到这些因素，大家都同意他当代表。
邓中夏当时也被提名，但他正要去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大会，又受李大钊委托，他打算同黄日葵等人一起，会后由南京前往重庆，到四川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暑期讲习会演讲，直到9月上旬才能回到北京。日程已经排满，故邓中夏未能出席。
高君宇也是这样。作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他要和邓中夏一起去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大会。他们都担任着少年中国学会的骨干职务。他们认为，办好少年中国学会很重要，所以，高君宇未能出席党的一大。
罗章龙当时负责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工作，同时主持《工人周刊》的筹备和创刊，也未能离开。
选派张国焘时，大家是一致同意的。他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最早的三名党员之一，又具有一定的组织宣传能力，在小组中十分活跃。他频繁往来于上海、北京之间，传递李大钊和陈独秀之间的信件和组党计划。另外，他不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也没有南京会议的任务，选举他时没人提出反对意见。小组派他先期赴沪，参与党成立大会的准备工作。[5]
参加党的一大的北京代表就是这样产生了，他们是张国焘、刘仁静。
正如刘仁静所承认的，当时对会议的意义没有足够认识，加上各自担负着很多工作，最早酝酿和筹划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未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被推选为“一大”代表后，张国焘先行到达上海，参与会议筹备工作。刘仁静6月底才离开北京，他先到南京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随后以“留沪习德文”为名奔赴上海。
毛泽东在上海见过陈独秀后，就立即把新民学会改组为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除了北京之外，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最多，组织得也最好。毛泽东在驱张运动中声誉鹊起，因此，湖南代表毛泽东必定在邀请之列。
长沙党组织负责人毛泽东和何叔衡接到来自上海的信后，立刻准备前往。
此前，毛泽东与回国替李石曾办事的萧子升有过长达三个月的辩论。
萧子升说：“我赞成共产主义，但反对强力，不赞成以强力去实现共产主义，也不赞成以强力去改造社会。因为一用强力，就没有了自由。改造社会，要凭自由自愿。搞共产主义，也得自由自愿。”
毛泽东说：“拿起杯子喝水，还得用手用力，不出力，就在那里想，水就自动流到你嘴里去了？不出力去改造社会，理想社会就实现了？一千年也实现不了！”
萧子升强辩说：“那一万年呢？没准一万年就可以了！一万年，人性就改变了，社会自然就好了嘛！”
毛泽东气得笑出来，他说：“好了，我佩服你一万年的耐心，现在不要一万年，现在我们努力去做，三十年到四十年，共产党就可以改造中国！”
萧子升放声大笑：“你这些话，糊弄何胡子（何叔衡）可以，但我还是要我的一万年。”
毛泽东笑着说：“子升，你是活不了一万年的，一百年也活不了！”
萧子升说：“正因为我活不了一百年，所以我现在要好好活着，活一天自由一天，活一天快乐一天，你搞革命这是要去杀头，搞共产党，你连十年也活不了！”
毛泽东说：“好吧，咱们打赌吧！我打赌中国会改变，中国共产党会改变中国。”
萧子升说：“还是打赌我能活一百年吧！”
历史证明，毛泽东的预言是准确的，自1921年之后，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奋斗，建立了新中国。
毛泽东比萧子升早一年出生，同年去世。
那次，毛泽东邀请萧子升同船去上海，萧子升在汉口中途下船，他们又相约上海再见。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上海的通知后，马上在党员谭植棠家开会决定代表人选，时任广州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广东大学预科校长的陈独秀主持了这次会议。谭平山因协助陈独秀筹款修建校舍，一时难以走开。经陈独秀提名，支部大会通过，由陈公博代表广州党组织出席一大。由于担心自己多日不在广州抛头露面引起猜疑，陈公博要求带上新婚妻子李励庄同行，一是掩人耳目，二是借机到上海等地一游。
陈独秀又委派受李达和李汉俊派遣、正在广州与他商谈党务工作的包惠僧，代表他出席上海会议。包惠僧回忆：
上海来了一封信，是张国焘、李汉俊联名写的。据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来了代表，他们建议中共应该在上海举行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他们同意这个意见，并请各支部各选出出席代表会的代表二人，特别要请陈独秀回上海去主持这次的会议。陈独秀把来信的大意说了之后，接着说：我为了广州大学预科筹备工作，我暂时不能离开广州，这里出席代表我想派陈公博、包惠僧两位同志去。公博开完了会快点回来，惠僧开完了会回武汉工作。现在是工作多人少，各方面都要照顾到。在我们党的初期，陈独秀对党的工作是有点家长统治的精神，他说了就算照做，大家也没有意见。[6]
包惠僧五四前后曾来过北大红楼。1919年春，他以《大汉报》《汉口新闻报》记者身份到北京，成为北京大学国文系的旁听生。1920年秋，他参加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他的代表身份是陈独秀指定的。
参加党的一大的十二位代表都是选举出来的，包惠僧是陈独秀指定的。陈公博说，那个时候，独秀先生有些家长制，他指定谁，我们也不便反对。
山东代表王尽美也多次到过北大红楼。五四运动期间，王尽美通过学生会名义，与北京进步学生联系，专门到红楼北大图书馆拜访李大钊，后又作为通讯会员加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1年前后，王尽美在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时，得到李大钊等人的指导和帮助。
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周佛海当时正在鹿儿岛的第七高等学校读书，经常给上海的《解放与改造》杂志投稿。这份杂志是张东荪主持，宣传社会主义的。1920年，周佛海利用暑期回国，在上海经张东荪介绍，拜会了陈独秀。陈独秀正在筹划建党，希望周佛海参加，周佛海答应了。回鹿儿岛之后，他继续给李达主编的《共产党人》写文章。
周佛海后来回忆，当时他是帝国大学预科的学生，准备毕业之后回国。回国后最好的出路当然是去北大教书，但听说北大门派森严，一般人是进不去的，又知道独秀先生曾经是北大文科学长，因此对他很敬仰。他让我加入组织，我自然是愿意的。何况，那时我觉得社会制度不好，要改变社会制度，就要革命。共产党是革命的党，是应该加入的。但是，对于革命是不是一定要走俄国道路，我并没有想清楚。我想，当时和我一起去开会的青年，大多数像我一样，也不是非常清楚这样的问题。
周佛海还说，会议是李汉俊、李达负责接待的。他们是留日学生救国会的发起人，当年他们发起运动的那次，我穷得连回国的路费都没有，但还是响应大家，毅然回国了。这一次，当然没有不去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