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教育讲演团
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爱国运动转化，也可以看作由“写文章的一代”，向着“演说的一代”的转变。演说的兴起，与蔡元培提倡平民教育的关系最大。
对于社会教育、平民教育，蔡元培最为热衷。从国民到平民，蔡元培的思想也是不断前进的。
为把“互助主义”“平民主义”“大同思想”推行开，为让民众知道自己是国家主人，蔡元培公开支持上街演讲。
早在1918年11月15日的天安门讲演大会上，蔡元培就提出：“大学职员的责任并不是专教几个学生，更要设法给人人都受一点大学的教育，在外国叫作平民大学。”让平民和劳苦大众都拥有受教育的权利，这是蔡元培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所倡导的。在蔡元培看来，平民教育的方法，与一般的学校讲授不同，这表现在授课方法的不同，平民教育的方法不是讲授，而是公开、广泛的演讲。蔡元培是演讲的倡导者，他自己也身体力行。
1918年10月，北大成立国民杂志社。杂志的发起人不满足于仅仅办刊物，因为刊物的读者比较有限。为了更好地启发国民，发出更广大的声音，廖书仓、许德珩、邓中夏、张国焘等人开始在天安门、中央公园等地开展讲演。这些活动，为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建立起到了很好的铺垫作用。
1919年3月7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一条消息：“本校学生邓康、廖书仓、张国焘等人发起组织了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以教育及平等为目的，以露天讲演为方法。”
在这则消息后面，还全文刊发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团征集团员启事》，指出教育一般分两类，一为“就学之教育”，即学校教育；一为“就人之教育”，即露天社会讲演等。一般学校教育只有有钱人家的子弟才得以享受，贫寒子弟迫于生计，则无力入学；人们受教育的机会“大相悬殊”，这是“社会上不平等之现象”。为使贫苦民众也能受教育，“欲期教育之普及与平等”，发起建立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
平民教育讲演团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标。讲演团自1919年成立到1925年期间，共有157名北大学生加入，当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也参加了该团。
1919年3月23日，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在马神庙理科校长室召开成立大会，临时主席廖书仓报告了讲演团的筹备情况。邓中夏、廖书仓当选为总干事，罗家伦、康白情为编辑干事，周炳琳为文牍干事，易克嶷为会计干事（一个月后，他们便成为“北大六大学生领袖”）。大会通过讲演团简章，本团由“北京大学学生热心平民教育者组织之”，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从此，平民教育活动采取露天讲演方式进行。讲演分定期与不定期两种，定期讲演每逢星期一下午进行，每月四次；不定期讲演则根据需要，在假期和重大节日进行。简章还规定团员必须轮流出席讲演，不得无故缺席，并规定每学期开始时，召开一次例行全团大会，针对讲演工作进行总结，并对团员实行一年改选制。[35]
新文化运动由办刊、办学，走向提倡演讲，这是十分关键的一步。
在《无声的中国》这篇著名的演讲中，鲁迅深刻地阐释了演讲的作用与意义。鲁迅指出，尽管白话文运动、白话文刊物、白话文教材极大地扩大了读者和受教育者的队伍，但这是以“识字”为前提的，而对于广大不识字的人们来说，这却是一个限度，这也是白话文运动的限度。如果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就会发现：中国语言文字问题的关键，在于文字，而不在语言，即在于大多数“会说话的人”不识字，因此，如果我们仅仅把“读和写”作为发声的唯一手段，那么，大多数不能读写的人，便还是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而经过了白话文运动的中国，依旧还是“无声的中国”。
对于大多数能“说话”但不能读写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发声的手段不是文字，而是“声音”，写文章是以“文字”为工具的，而演讲则是以“声音”为工具的。要使“无声的中国”变成有声的中国，除了白话文运动，除了写文章、办刊物之外，更为重要的“发声手段”，就是演讲。
西方是拼音文字，西方文化是建立在“声音”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是西方哲学家们所谓的“声音中心主义”。中国的精英文化则是建立在“书写”的基础上，可谓是“书写中心主义”。自希腊罗马以来，西方的修辞学、演讲术、辩论术就十分发达，自基督教兴盛以来，赞美诗、赞美歌、史诗进一步发展，而西方的传教，借助的是布道、宣导、宣讲的方式，这与中国非常不同。中国主张文字的优越性，这就使得“读与写”，使得“静默不言”，成为精英文化的主要特征。
在北大平民讲演团面向大众公开发声之前，能够深入中国最基层乃至偏远地区，以演讲方式来组织基层民众的，主要是西方的传教士。他们的演讲主要是宣教。
演讲在中国的兴起，是随着近代西学和西方文化的输入，特别是传教方式的输入而展开的。关于演讲与传教的关系，张国焘的回忆最为有趣。
张国焘是平民讲演团的主要发起人，他在讲演时十分卖力，但起初并不十分得法。有一次，他带着讲演团在一个街口高举旗帜、声嘶力竭地发表演说。夏天的烈日并未减少围观群众听讲的热情，听到兴起处，群众纷纷鼓掌，还送茶水给他们。在这种热烈的氛围中，张国焘和同伴们即使满头大汗，声音嘶哑，仍大声疾呼。这种激烈的情绪打动了一位在场的老牧师。
讲演结束后，那位牧师走上前去，先是从布袋里掏出一本破旧的《圣经》送给张国焘，然后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愿上帝保佑你，布道者！”张国焘一愣，他刚想拒绝牧师的这份好意，却被牧师邀请前往住所去研讨讲演的技术。
一路上，牧师侃侃而谈，他指出张国焘等人的讲词不够通俗，没有从人之切身问题说起，也没有将人民受痛苦的根源和爱国运动联系在一起。他说：“你们虽然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可是老百姓还是不能完全领悟。”
“可是那些群众对我们很热情啊，还给我们端茶送水呢！”张国焘略有不解地问。
牧师笑着说：“群众的热情是一回事，但不能说明他们真的听懂了、听进去了。”说到这里，这位老牧师开始热情地向张国焘传授演说经验——演讲，不仅是讲，而且是“演”，要成为好的演讲者，首先要勇敢，要自信自己是真理与上帝的化身。其次要有情，要充满感情，具体说：第一，声音要大；第二，声音要美；第三，讲的问题要十分切近于听众；第四，要会讲故事；第五，要能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听众；第六，结尾要有高潮，就像唱歌一样，要有韵律、有起伏、有波澜……
张国焘这才知道原来演讲有这样高深的学问，于是虚心接受、细心揣摩，加以改进，讲演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那时的张国焘非常忙碌，他不停地穿梭往来于京城各学校及各社团之间，还经常去找李大钊等老师探讨问题。上午在开会，下午往往要到校外活动，找人谈话，常常半夜才能入睡。见到他这样奔波，邓中夏开玩笑地称呼他为“学生要人”，张国焘便也以此自居起来。
1919年4月3日，北京刮起了沙尘暴。漫天的黄沙淹没了房屋，遮蔽了天空。北京东便门外的蟠桃宫出现了一群北大学生，邓中夏扛着一面旗子走在前列。他们停在一个空场的土台边，一个同学抬起头看了看漫天风沙，有些丧气地说：“风沙这么大，说话能听清吗？第一次讲演就这么出师不利啊！”
“不要怕。越是天气不好，越能锻炼我们的意志。”邓中夏笑着说，“咱们扯着嗓子讲呗！”
写有“平民教育讲演团”几个字的旗子被风吹得哗啦啦响。几个乡人见了，好奇地走过来。邓中夏见围过来不少人，便清了清嗓子，站在小土台上讲起来。
“同胞们，”他大声说，“我们平民教育讲演团今天来和大家作一次讲演，我讲演的题目就叫‘现在的皇帝倒霉了’……”
此后，邓中夏又做过“家庭制度”“我们为什么要来讲演——谋大学教育之普及”“互助”“青岛交涉失败史”“国事真不可谈吗”等时事讲演。
朱务善也加入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积极参加每周日的讲演活动。他们先是在城区几个讲演所讲演，后又去通州、长辛店等农村工厂讲演，宣传自然知识、生活常识、通俗教育，有时也讲一些时事，为民众普及政治社会常识。
朱务善的讲演内容很广泛，语言生动鲜活，善于根据听众特点来选题。在农村，他就偏重讲“干么信教？”“痛病的起因及预防法”这些与农民生活相关的话题；在城区和工厂，他着重讲些时事，如“北京社会”“民国与国民”“爱家与爱国”“好政府”等。深入浅出的讲演唤起人们的爱国之心，令他们深切感受到有国才有家、家国一体的道理。
朱务善讲演能力出色，加上有突出的组织能力，1920年10月，他继邓中夏后当选为平民教育讲演团总务干事。
许德珩的讲演，以“勤劳与知识”为题，深入浅出地讲述知识与勤奋的关系。他号召听众，“将做事的余闲去看白话报，入贫民学校，听讲演，知识渐渐就会充足。警察厅与高等师范所设的贫民学校，不要钱。白话报花钱不多。更有我们的讲演团，是专为大家设的，常常出来讲演。若是肯来听，稍稍总有点益处。各位要努力。有儿女的，要送他读书，或做事，万万不要叫他要饭、讨钱。”
什么是“启蒙”？对北京大学来说，启蒙就是指社会教育、平民教育。更具体地说，就是对社会义务授课，以普及科学、民主知识，传播互助和劳动的思想。在当时的北大人看来，这不等于政治宣传，因为社会教育是政治教育的深入，比政治教育要更为广泛。
从1919年4月28日开始，平民教育讲演团借京师学务局所办东、南、西、北四城讲演所，每逢星期日便开展定期讲演。团员分为四组，一组八人，以轮流方式开展。此后，讲演团的关注点开始由普及科学知识、提倡学习文化转向关心时事政治、讨论救亡图存的话题。
李大钊最早提出，乡村也是平民教育的课堂，他热切地号召青年们“到农村去”，接触中国的农民。
在李大钊的鼓励下，平民讲演团深入京郊丰台农村演讲，他们讲“缠足的坏处”“上学的好处”，在农民中引起惊异与轰动。丰台之行，使他们深深地感到了农民的淳朴，也感到了中国基层的封闭。当时，除了基督教的传教士，几乎没有什么外人到乡村去。
讲演团成立不到两个月，就发生了五四运动，团内骨干成员成为运动中的活跃分子，热烈的讲演震动天下，如邓中夏“青岛交涉失败史”、廖书仓“青岛关系我国之将来”、张国焘“自卫”、易克嶷“抵抗强权”等。
半年后的一次集会上，许德珩强调讲演团的活动对于推动五四运动起到了非常“猛勇”的效果。许德珩还提到五四运动中工人对学生的看法：“五四以前的学生，他眼睛是长在头顶上的，经了这回运动，他才来瞧瞧我们没知识的人；我们没知识的人，也要自己觉悟，和他们打在一块，得点知识。”
五四运动前后的一段时间内，周炳琳也多次进行讲演。1919年3月27日在护国寺讲演“什么是国家”，启发民众了解国家概念，发扬家国情怀。1919年5月18日，在北京四城讲演“山东与全国的关系”，唤醒部分对山东问题较为冷漠的民众。这些讲演宣传的就是“民众乃国家主人”的思想。
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活动，是国民杂志社启蒙行动的真正深化，它锻炼了北大学子的勇气与能力，为五四运动的总爆发作了思想上，特别是行动上的准备。露天讲演的方法，使爱国学生拉近了与广大群众的情感联系。演说的方式，立刻取得了广大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在不久后的五四运动中迅速推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平民教育讲演团在五四运动中“奔走呼号，竭力宣传”，起到了“促醒社会之自觉而引起同情”[36]的作用。
历史在前进，而那一场震撼中国的大风暴也一天天临近了。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张国焘等似乎嗅到了火药味，他们每天关注着报纸上国事的最新发展动态，更加频繁地聚集在红楼的李大钊办公室，商讨着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对策。
经过在大庭广众之下演讲的锻炼，高君宇、邓中夏、许德珩等逐渐没有了中国传统文人的那种内敛拘谨。他们的声音变得更大，说话更有自信，语言更为直截了当，即使在彼此的辩论中，他们也常常大声叫喊着：“仅仅靠宣传、教育、出版等手段，几本杂志，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改变斗争手段！必须到民众中去喊话！”“直接行动，从演讲开始！”
这也是李大钊在介绍国际工人运动时多次提出的问题：公开演讲是普及知识、传播知识的合法行动；演讲的好处是，可以不经当局批准，便去发动群众，是在政府制定的“法律”范围内的自由行动。
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最重要作用的就是演讲——到民众中发声，从此也成为改造中国的重要方式。
讲演团促使团员们走出书斋、校园，来到了最广阔的基层社会。北大青年学生因此和工人、底层大众有了更直接、深入的接触，开启了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早期探索与重要实践活动。
1918年5月—1919年5月，短短一年之间，新文化运动迅速地向着五四爱国运动转变，而改造中国社会的主体，也由老师一代，向着学生一代转变。短短一年，这种转变就迅速完成，五四运动爆发的充分必要条件，都已经具备了——光明之火的点燃只待一个引信，这个引信就是巴黎和会。
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供图
【注释】
[1]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见斯诺等著、刘统编注《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第76页。
[2]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见斯诺等著、刘统编注《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第77页。
[3]［美］埃德加·斯诺：《毛泽东自传》，张宗汉译，见斯诺等著、刘统编注《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13页。
[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
[5]《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14页。
[6]李自华、祁霄、冯雪利：《毛泽东第一次北京之行》，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红楼旧址群故事》，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3页。
[7]《亢斋文存·罗章龙回忆录》上卷，美国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8]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79年版，第19页。
[9]彭明：《五四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5页。
[10]彭明：《五四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6页。
[11]《胡适文集》第六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19年版，第1766页。
[12]《胡适文集》第六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19年版，第1767页。
[13]《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64页。
[14]《李大钊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4—256页。
[15]《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16]《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17]《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6页。
[18]旭文：《邵飘萍传略》，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47页。
[19]旭文：《邵飘萍传略》，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48页。
[20]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厂史编委会：《北方的红星》，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第41—42页。
[21]《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22]《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页。
[23]［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2页。
[24]孙宝义、刘春增、邹桂兰：《毛泽东成功之道》，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页。
[25]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0页。
[26]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34页。
[27]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
[28]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75—79页。
[29]《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4页。
[30]《李大钊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0页。
[31]杨昌济：《告学生》，《国民》杂志第一卷第一号，1919年。
[32]洪焕椿：《五四时期的中国革命运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3年版，第65页。
[33]《张申府文集》第三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03页。
[34]《李大钊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8页。
[35]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05页。
[36]朱务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缘起及组织大纲》，《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