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和《每周评论》
新文化运动到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转换，核心是社会改造的主体之转换——由老师一代向着学生一代的转换。对文化、思想界的刊物来说，则是由老师们编辑的《新青年》，向着学生们编辑的《国民》《每周评论》的转变。
老师一代是旧政治、旧文化的激烈批判者，学生则是新政治、新文化的创造者与实践者。
老师一代是力图与旧世界、旧政治、旧文化彻底斩断关系的人，学生一代则是奋力去创造新世界、新政治、新思想的人。
在这种转换中，旧民主主义者被新民主主义者替代了。研究五四，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是：蔡元培为什么要退出官场，立志创办新教育，彻底改造北京大学，坚定地创办新北大？作为辛亥革命积极参与者的陈独秀，为什么在民国成立之后，要离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另辟道路，致力于创办《新青年》杂志？作为同盟会成员、北洋政府官员的鲁迅，为什么对辛亥革命以及革命的结果，表达出如此强烈的失望乃至绝望情绪？
这里的结论只有一个：作为辛亥革命的参与者，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后，他们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包括三权分立的政治形式，感到极端不满与失望，用后来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之路感到了失望乃至绝望。
与他们一样，对于这条道路感到绝望的还有熊希龄。这位出生于湖南凤凰的前清翰林，在戊戌变法中被逐出官场，而民国成立、袁世凯上台后，便任命他担任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但是他在蔡元培之后也辞职了。
国务总理熊希龄刻意要与民国、民国政府、民国政治保持距离，在他看来，所谓“三权分立”这种连西方各国实行起来都漏洞百出的制度，根本谈不上行政效率。中国照抄这样的制度，只能加强中央层面的府院斗争，地方上的南北矛盾，使得上下更加一盘散沙，使得国家分裂具备了合法性。简而言之，它把封建政治的散与西方政治的乱合为一体，而所谓“国务总理”，只能是党争和各种势力斗争的牺牲品。
熊希龄辞去了国务总理职务，先去办实业，后又大办慈善事业。就是他，帮助湖南学生筹措了留法勤工俭学的经费。多年之后，中共中央进驻北京，首站就在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幼院，毛泽东住在了熊希龄当年在香山的房子里。
在清末到民国初期不长的时间内，中国先后发生过几次推倒帝制建立宪政的事件。一次是1911年10月10日的辛亥革命，一次是1915年12月25日由蔡锷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第三次则是1917年7月3日段祺瑞在天津马场发动的讨伐张勋复辟的行动。段祺瑞竟也自称是民国之父、辛亥革命的捍卫者，就是这个原因。
然而，除了辛亥革命之外，其余两次保卫民国的运动，五四先驱者都没有参与，基本上是置身事外，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不是民国政治的捍卫者，而是批判者。他们与段祺瑞们不同，也与孙中山这样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者有所区别。这是北大能置身于南北两个政府的争斗之外的重要原因。
一是在段祺瑞的护法运动以及随后南北两个政府发动的内战之中，陈独秀、蔡元培以及北京大学都基本没有参与发声。这就是因为——在当时的北大和陈独秀看来，无论段祺瑞的北洋政府还是孙中山的南方军政府，与自己都不是一路人，道不同，不相与谋。
如果说孙中山、蔡锷与段祺瑞都反对帝制，也都维护三权分立，因此都是民国的维护者、宪政的捍卫者、帝制的坚定反对者，那么，五四先驱者提出的问题是——在维护三权分立、维护民国宪政、党派政治方面，孙中山、蔡锷与段祺瑞，究竟有什么不同？南北政府在制度形式上，又究竟有什么不同？
于是，在南北战争期间，当南北双方都声称“护法”“护国”时，陈独秀便质问道：“护法”究竟是护什么法，“护国”究竟是护什么国？支持政府，究竟是支持哪家政府？对这个问题，直到五四运动后，张国焘因逃避追捕到上海而与孙中山发生当面争论之后，才被真正挑明——当时张国焘直言不讳地说：孙中山要建立和维护的制度，就是三权分立的旧的资产阶级宪政，而这种认识与段祺瑞和北洋政府并没有本质不同。
简而言之，民国成立之后，蔡元培、陈独秀、熊希龄这些革命元勋之所以离开官场，去办教育、办杂志、办实业乃至办慈善，鲁迅之所以如此绝望，就是因为他们共同认识到：帝制当然应该也必须推翻，但是，在推翻帝制之后所建立起来的三权分立的政府与党派政治形式，则一塌糊涂；它把中国封建政治之散，与西方政治之乱结合在一起，这条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道路根本走不通。
二是五四先驱者们对于政治的失望，是在民国成立之后发生的，是对民国政治的失望。因此，他们进而去探求一条新的改造中国的政治之路，一条不同于民国道路的新路。在探求新路的过程中，方才发生了新文化运动、五四学生运动，开启了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这就是历史的真实逻辑。
有的研究者却认为，因为这些人是价值中立的学者，于是便走上了一条不谈政治、厌恶政治之路，方才转而去搞文化、搞学术，走上文化启蒙的道路——这是一种想当然的误解，也是五四研究中最大的问题。这种误解，更是对蔡元培的北大和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误解。
实际上，包括蔡元培在内，五四的先驱者们绝没有一般、抽象地对政治感到失望。抽象的政治是不存在的，令他们失望的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民国三权分立制度、党派恶性竞争。真正准确的说法是：这些人正因为对旧民主革命乃至三权分立的旧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感到失望，因此就去探索和开辟一条新的政治道路，这条道路的核心就在民众政治，即把民众的觉悟与广泛参与，作为现代政治的基础。
倡导民众政治，反对官僚精英政治，这正是他们为中国开辟的一条新路。
无论是蔡元培的社会教育、平民教育、劳工神圣，还是陈独秀的国民政治、国民觉悟，李大钊把“民彝”“民心”“爱国心”作为现代政治之基础，都是这种“民众政治”的觉醒。随后的互助运动、平民演讲团、工读团，都是这种新政治的体现。告别官僚精英政治，创造民众政治，这就是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转折意义。
当代思想家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提出，因为五四先驱者们的启蒙立场不坚定、学术立场不纯粹，所以造成启蒙运动很快会与政治运动结合起来——这是极为似是而非的片面见解。
实际上，在段祺瑞的护法运动以及随后南北两个政府发动内战期间，北大的新文化先驱者们根本就没有与其结合、呼应。同样，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也没有得到孙中山、国民党和南方政府的领导与呼应。北京大学和《新青年》《国民》《每周评论》集体，几乎是独自领导了新文化运动和学生爱国运动，就是因为这一运动的出发点是民众运动，这样的政治与此前的政治完全不同。正因为与旧政治不同，就不能与旧政治结合；正因为开启了新政治的道路，所以，这一运动后来与民众运动之结合则是必然的。抽象地说新文化运动容易与政治运动结合，则是似是而非的。事实上，这种民众政治，既不能与北洋政府结合，也不能与孙中山的南方军政府结合，当然，这种民众政治也不可能与国民党的政治运动结合。
人们往往认为，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就是因为他厌恶政治，立志不谈政治，要当价值中立的学者。这其实是一个极为荒唐的误导。陈独秀自己说得极为清楚，他办《新青年》的目的就是谈政治，就是要为中国政治构建一个新的基础，他要倡导的，就是民众的政治。
他说，中国目前有三种对政治的理解，一种是把政治理解为做官，一种是把政治理解为政府行政，一种是把政治理解为一门学校里的课程。他要讲的政治，则与上述三者无关，他所说的政治就是关于民族存亡的根本政治问题，而这个根本政治问题，需要全体国民把它一起担负起来。
陈独秀非常清楚地说明，他要谈的政治，就是国家民族的根本问题。民族存亡的根本政治问题，简而言之，就是救亡。他所说的启蒙，也就是救亡——在他那里，根本就不存在启蒙与救亡的所谓“对立”。
发表于1918年7月15日的《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一文中，陈独秀明确地指出了《新青年》的办刊宗旨：
本志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有人说：我辈青年，重在修养学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何必谈甚么政治呢？有人说：本志曾宣言志在辅导青年，不议时政，现在何必谈甚么政治惹出事来呢？呀呀！这些话却都说错了。我以为谈政治的人当分为三种：一种是做官的，政治是他的职业；他所谈的多半是政治中琐碎行政问题，与我辈青年所谈的政治不同。一种是官场以外他种职业的人，凡是有参政权的国民，一切政治问题，行政问题，都应该谈谈。一种是修学时代之青年，行政问题，本可以不去理会；至于政治问题，往往关于国家民族根本的存亡，怎应该装聋作哑呢？
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此种根本问题，国人倘无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则其他政治问题，必至永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国人其速醒！[25]
在另一篇文章里，陈独秀以大历史观回溯，自明代徐光启开始，以五百年的视野，把中西文明之间的交往分为几个阶段，从天文历法到地图火炮技术，从船坚炮利到洋务运动，从追求富强到行政体制改革。陈独秀认为，这些交流碰撞都不是根本性的，根本性的交流与碰撞是政治上的，而中国能否碰撞西方，根本就在于群众的政治觉悟。
陈独秀在《立宪政治与政党》一文中指出：
立宪政治在19世纪总算是个顶时髦的名词，在20世纪的人看起来，这种敷衍不彻底的政制，无论在君主国民主国，都不能够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出版，三大自由权完全保住，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器。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紧。[26]
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陈独秀深刻指出，宪政与党派政治，都是形式。现代政治的根本和基础是民众的觉悟、民众的参与、民众的自觉。如果没有人民的广泛参与，所谓宪政与党派政治都没有真正的基础：
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自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则应自进而建设政府，自立法度而自服从之，自定权利而自尊重之。倘立宪政治之主动地位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不独宪法乃一纸空文，无永久厉行之保障，且宪法上之自由权利，人民将视为不足重轻之物，而不以生命拥护之，则立宪政治之精神已完全丧失矣。是以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古之人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今之人希冀伟人大老建设共和宪政，其卑屈陋劣，亦无以异也。夫伟人大老，亦国民一分子，其欲建设共和宪政，岂吾之所否拒？（第以共和宪政，非政府所能赐予，非一党一派人所能主持，更非一二伟人大老所能负之而趋。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以其于多数国民之思想人格无变更，与多数国民之利害休戚无切身之观感也。是为吾人政治的觉悟之第三步。[27]
陈独秀认为，要造成人民的政治、民众之政治，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唤起民众的社会觉悟，这就要批判礼教的三纲五常。辛亥革命只是种族革命，没有触及人们头脑里的封建等级意识，要建立平等意识，就要批判礼教和三纲五常，而这是《新青年》起初要做的主要工作。仅有这一步还是不行的，因为民众的政治觉悟才是根本的一步。于是，陈独秀希望在《新青年》之外，再有新的力量、新的刊物来承担倡导民众“政治觉醒”这个关键的工作，正是这一设想，促成了《国民》杂志和《每周评论》这份报纸的产生。
随着《国民》和《每周评论》之诞生，《新青年》由一份刊物，变成了一个“报系”。往往为人们所忽视的事实是：在五四学生运动、宣传无政府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起了最关键作用的，并不是《新青年》，而是《国民》和《每周评论》。
创办《国民》杂志，这正是北大学生的期望，也是他们努力的结果。
1918年5月的学生请愿活动失败后，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许德珩等组织了学生救国会，这成为全国学生的组织。为了把这个组织搞好，他们认为有必要创办一个刊物作为“会刊”，最终，杂志定名为《国民》。为筹备杂志的出版，他们又成立了国民杂志社，并确立办刊宗旨：一、增进国民人格；二、灌输国民常识；三、研究学术；四、提倡国货。
这个宗旨，后来就印在了《国民》杂志创刊号首页上。
他们从京、津、沪等地爱国学生中集资1500元，并在北池子骑河楼路南租了一所房子，作为通信、开会、讨论问题的地点，准备于1918年10月正式出版《国民》杂志。筹备就绪之际，一位管理会费的学生鲁学祺竟挪用了会费五六百元，使刊物出版受到影响。为了不使刊物夭折，高君宇等人慷慨解囊，四处奔波筹集资金。
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许德珩、张国焘、易克嶷等骨干分子又召开了一次会议，商议聘请导师一事时，他们列出了一串名字：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邵飘萍——易克嶷还提出了胡适。
经过认真讨论，他们最后决定聘请李大钊先生为《国民》杂志的导师。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还不到一年，却以其卓越的思想、爱护学生的精神获得了大家的崇敬和爱戴。
大家一致认为，李大钊的《国情》《厌世心与自觉心》《青春》这些文章，体现了博爱精神，没有这种博爱精神，就谈不上爱国；李大钊倡导“互助”且身体力行，没有这种互助精神，就不能有一个团结的共同体。
国民杂志社还决定聘请《京报》主笔邵飘萍、画家徐悲鸿做顾问。会议最后议定，派人分头去拜见国民杂志社聘请的导师、顾问，征求意见，约写稿件。
第二天，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张国焘等青年兴致勃勃地来到北大图书馆主任室。
邓中夏向李大钊问好后，急迫地说：“我们今天是想向您请教一下筹办《国民》杂志的事。”接着，他便将学生救国会受到北洋军阀政府迫害的情况和筹办《国民》杂志的缘由讲了一番。许德珩谈了南下联络的情况，高君宇谈了筹办《国民》杂志的经过，邓中夏最后提出聘请李大钊先生为《国民》杂志导师。
从此，李大钊的红楼图书馆主任室，变成了学生活动室。
对李大钊仰慕已久的许德珩，只比李大钊小一岁。他很早就读过李大钊的文章，也加入了讨论的队伍。
张国焘对李大钊始终心怀感恩和敬意，他回忆道：
李大钊先生是北京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人物，他所主持的北大图书馆成为左倾思想的发祥地。……
由于李大钊先生的启发，认定一切问题须从了解马克思主义着手，我才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作较有系统的研究。……
那时的北大图书馆设备还很简陋，地方不算宽敞，图书也不够齐备，但已甚具吸引力。常常挤满了人，其中以搜索新奇思想的左倾者占多数，少数的社会主义书刊往往借阅一空。休息室中，三五成群的青年高谈阔论，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常是他们的主要话题。图书馆主任室有两间房，一间是李先生的办公室，另一间是接待室。那间接待室是当时社会主义者和急进人物荟萃之所，还有好几次举行过人数颇多的座谈会，辩论得很是认真。……1920年时，这间图书馆主任室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就这样的日益浓厚起来。[28]
朱务善回忆，李大钊本人就是“国民”的典型形象，因为他与名流学者截然不同，看起来就像平民。
朱务善想请李大钊先生帮他介绍几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李大钊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他的请求。朱务善回忆：
谈完话，李大钊从桌旁一个堆满书刊的书架上，拿出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论文给我，要我看后提出意见，又给我几本河上肇著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一本英译的列宁写的小册子。他送我出图书馆的时候还说：“这本英译的小册子你看完后交还给我，不要转借他人。”因为那时谁保存列宁的著作，谁就有布尔什维克的嫌疑。[29]
“第一次和守常同志见面，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确是热爱青年，特别是热爱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同那时北大的一些所谓名流学者相较，截然不同。”
刘仁静也经常过来凑热闹，他更想借机向这位慈祥的先生表达谢意。北京大学档案馆至今存有一张学宿费担保凭证：
哲学系学生刘仁静君学宿等费由鄙人暂为担保，一俟家款寄到，即行缴纳不误。此上会计科。李大钊[30]
家境贫寒的刘仁静，面临交不起学宿费的困难。学校每学期学宿费约需20元，伙食费按包饭小饭馆的最低标准，每餐饭钱六文，肉丁酱五文，一个月也要好几元。这样合计起来，每学期花费和他曾经就读的武昌博文书院相差无几。刘仁静的父亲负担这些生活费很吃力，常常有不能按期汇款的情况。
这时，李大钊总是默默地先行垫付刘仁静的学宿费，并嘱托财务会计不要声张。在刘仁静身上，李大钊仿佛看到自己年少时求学苦读的影子。自幼父母双亡的他，是爷爷一手拉扯大的，求学路上的辛酸总让他难过落泪。爷爷经常用颤抖的双手摸着他的头说：“憨坨（李大钊乳名），就是砸锅卖铁，爷爷也要供你上学。”每念及此，李大钊对年仅十六七岁的刘仁静总是充满了父亲般的关爱。
受李大钊接济的贫困学生，还有曹靖华、乌兰夫等人。因此，每月发薪水时，李大钊领到的常常是一堆条子，拿不到几个现钱。校长蔡元培听说后，特意嘱咐会计室，发薪水时把李大钊薪水先扣下一部分，直接交给李夫人，以保障他的家庭日常开销。
李大钊崇尚简朴，过着“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的清贫生活。许多学生曾劝他要注意营养，李大钊听后淡然地说：“美味佳肴人皆追求，我何尝不企享用？时下国难当头，众多同胞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面对这种情况，怎忍只图个人享受，不思劳苦大众疾苦呢？”“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安步以当车。”
在李大钊的带动与感染之下，互助之风、劳动之风、爱国之风吹遍了北京大学。正如沈尹默后来说的那样：“许多人是在守常先生的感化下，才相信了共产主义，即使如我等不崇奉共产的人，对于守常先生的人格，也是没有不佩服的。”
这些北大青年学生，从此在红楼有了一个自己的落脚点，就是这样一步步向着真理迈进。
1918年10月20日，国民杂志社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北大校长蔡元培和著名新闻记者、《京报》主编邵飘萍应邀出席大会。蔡元培深为学生的爱国热忱所感动，他在演说中说：“诸君为此，志在拯国家于危亡，深堪嘉尚……愿诸君勉之。”邵飘萍也表示：“如为鄙人能力所可及者，尚竭力相助。”
会上通过了国民杂志社组织大纲，选举产生了杂志社的组织机构。张国焘因为认识人多，办事干练，兼具口才，被推为总务干事，分管杂志发行工作。
国民杂志社位于北池子骑河楼南面的一栋房子内，主要活动都在这里进行。《国民》杂志国民办，出版杂志的经费来源，有学生救国会成员分摊、同情学生的教师和社会人士的募捐。凡提供经费的同学，均立即成为杂志社成员。据许德珩后来回忆，当时每人交五元钱，便算入会了，真可谓“民有、民治、民享”。杂志社起初有社员一百多人，在不久后爆发的五四运动中，他们大多数都是积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
1919年1月，《国民》杂志创刊号在北京出版发行，每期售洋一角半，蔡元培亲自为创刊号写了序言。画家徐悲鸿作为刊物的顾问，欣然为创刊号设计了封面。封面是一个沉思的英姿勃发的青年，这代表了新国民的形象。
李大钊在《国民》杂志发表《再论新亚细亚主义》一文，对于日本倡导的“大亚细亚主义”进行分析批判，指出日本所提出的“大亚细亚主义”是建立在日本对于亚洲各民族国家的压迫之上的，而新亚细亚主义，则主张亚洲各被压迫国家、被压迫民族的大联合。
很少写文章的杨昌济先生，也破例为《国民》杂志撰写了文章——《告学生》。这是一篇鲜为人知，但常读常新的黄钟大吕之作。杨昌济指出，一个民族必须有其灵魂，这个灵魂就是国民之精神，民族精神的根基，就是思想。“道德与政治有密切之关系”，国民之道德，国民之政治觉悟，乃是根本之道德，“学者之所以自处，一在贵我，一在通今”，这里的“我”，是“大我”，是把国家事当自己事。这里的“通今”，就是实事求是，从事实出发。他深刻指出，北大学生修身，必须从博学、深思、力行做起，从爱国做起：
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博学、深思皆所以指导其力行也，而力行尤要。力行为目的，而博学、深思为方法，博学而不行，何贵于学？深思而不行，何贵于思？能力行，则博学、深思皆为力行之用，不能力行，则博学、深思亦徒劳而已矣。见博学与深思亦力行之一事也。非真能力行者，学必不能博，思必不能深，故学者尤不可不置重于实行也。[31]
今天看来，杨昌济的这篇文章，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就是在《国民》杂志上，北大法科经济门学生周炳琳发表了《鲍尔锡维克主义底研究》一文，对俄国革命进行了分析与介绍。文章指出，俄国革命的第一个贡献，是“化种族之怨愤为阶级之忠诚”，打破了民族国家间直接的隔阂乃至杀伐，使全世界的劳动者能够以阶级团结，以克服战争。俄国革命后产生的政府之所以采用民主集中的方式，是因为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政治和议会的破产。如果西方议会政治可以有效，就不会发生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并没有剥夺民众的权利，只是剥夺了资本家的权利。俄国主张脑力劳动也是劳动，所以，作为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的权利没有被剥夺。
随后，《国民》杂志对于俄国革命后的国家制度、土地制度，乃至婚姻制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刊物立意高远，为中国呈现了两种制度的比较，一个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亚洲”制度，一个是俄国革命后的劳动阶级制度。刊物还以历史的方式，分析了人民—国民—阶级三个范畴的关系。这样鲜明的视角，即使是《新青年》也不具备。
在当时的中国，最为震撼性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就是《国民》杂志。在该刊第二卷第一号上，发表了李泽彰的《马克思和昂格斯共产党宣言》一文，该文把《共产党宣言》的主要部分译出发表，而这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第一次发表。
当时，李泽彰（李伯嘉）是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他第一个把《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全文译出。可惜的是，因为当时刊物篇幅限制，《国民》杂志只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
许德珩回忆说，《国民》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后，胡适专门把李泽彰找去，告诫他说，杂志不要谈政治，你要毕业了，毕业后是否要做事？如果做事，《共产党宣言》就不要登下去，你要出风头，那你就登下去吧！
因为胡适的威胁，李泽彰就把下半部分抽下来，没敢继续刊发。
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国际形势迅疾变化，新文化的先驱者们认为，必须有一份讲国际政治的报纸，即时报道和反映这种迅速变化的时势。
1918年11月27日，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办公室里异常热闹。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张申府等人热烈地讨论着，每人还掏出五块大洋凑到一起，他们是在商议创办后来在国内影响最大、引领舆论风向的时政刊物——《每周评论》。
在一定程度上，《每周评论》就是为了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而创办的，创刊号的扉页，就是巴黎和会举办地点的大幅照片。“国内外大事”是它的头版专栏，随后就是作为评论的“随感录”。显然，与《新青年》不同，其内容更侧重于讨论政治、特别是国际政治，关注国内外局势，力求“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
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写文章的笔名是“只眼”，即开眼看世界，开眼看中国。1918年12月22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写道：“我们发行《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只希望以后强权不战胜公理，便是人类万岁！本报万岁！”
《每周评论》作者大都是北京大学教师，文章内容反映了时代潮流，很快风靡北大校园，颇受青年学生欢迎。罗家伦、傅斯年等人都是《每周评论》的忠实读者，罗家伦曾评价说：
《每周评论》虽只一张，而材料的精富，议论的警辟，不但没有一种日报及得他来，就是许多长篇厚本的杂志也都及他不来。其中对于国内外的大事，能作有统系的纪载，令读者一目了然，更是难得。[32]
张申府回忆这段编辑经历时说：
初办时，集稿校印等具体工作，完全是由守常和我负实际责任。我还记得，创刊第一期出版的前夜，他同我曾亲自到印刷所里去校对。等校对完了，看了大样，改好印成，那时已到凌晨四点钟。我俩各拿着一张首先印出的《每周评论》创刊号，出印刷所进宣武门徒步回家，一路上真是说不出来的高兴！虽然那时正值冬天，但我们都忘记了寒冷。[33]
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三号发表《新纪元》一文，强调俄国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胜利，使人类社会迎来了新纪元，这为中国带来了光明。他指出：
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34]
《每周评论》以“欧游记者特别通讯”栏目，密切关注着巴黎和会的情况。从1919年3月开始设置“山东问题”专栏，当期介绍了巴黎和会交涉情况，指出以下问题：一、美国仗义执言；二、日本疯狂欺诈；三、袒日派阴谋诡计。
实际上，如果没有《每周评论》的“实况转播”，北大学生和当时的国民，就无法实时了解巴黎和会的真实情况。
校长蔡元培是重要的支持者，他不但亲临《国民》杂志发刊会并致辞，而且他的“劳工神圣”的演讲，就发表于《每周评论》。
确如胡适所哀叹的那样，一旦蔡元培把互助主义、平民主义视为光明世界与大同理想，加上陈独秀主张“民众”乃政治之主体，“北京大学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子，蔡先生带着我们都不能脱离政治的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