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镇压
从1919年5月底开始，北京学生纷纷组织演讲团，走上街头，向市民演讲，推销国货，每天至少有两三千人上街。
6月1日，北京军阀政府总统徐世昌连下两令，逼迫各校复课，并取缔“联合会”“义勇队”等爱国组织。一时间，古都北京完全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大街小巷变成了学生和军警搏击的战场，喊声、枪声、警笛声响成一片。
为了冲破禁令，6月2日，张国焘等人率十几名同学到天安门一带闹市区发表演讲，散发及张贴宣传品，宣传抵制日货，揭露北京政府和亲日派，学生同前来干涉的警察发生冲突。6月3日，警方根据徐世昌命令，逮捕学生170余人，张国焘等皆被捕入狱，他平生第一次尝到了“铁窗风味”。
张国焘被囚在北京警察署监狱里。他与十几个同时被捕的同学席地而坐，一天多来都没有吃一粒米。他也听到外面传来的消息，又有不少人被捕，北京各校师生正在为营救他们出狱而斗争。他本来有些紧张与害怕，但听到这些消息后便慢慢放下心来了。
次日，北洋政府颁发了第四道大总统令，全体军警、宪兵出动，上街逮捕演说者。张国焘等人被捕的消息迅速传至北大，立即激起学生们更大的激愤。当日，北京大中学校教师总辞职，抗议北洋政府弹压学生爱国运动。
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领导下，北京各校的爱国师生决定：从1919年6月3日起，所有讲演的学生都挺起胸膛、放大声音，站在大道上堂堂皇皇地举行讲演。如果军警来抓，就让他们逮捕。如果第一天出发的学生全体被捕，第二天就用加倍的人数上街讲演，直至北京中等以上学校的25000人全部被捕为止。
当时学生们热血沸腾，充满豪情地说：古时赞颂田横五百人同死，为我民族侠烈史上放一异彩，现在我们要增添的异彩四五十倍于他们了！
6月3日，星期二，北京的天气忽然大变，狂风怒号，阴云密布。爱国学生不顾狂风闪电，仍坚持上街演说。
上午，北京俄文专修馆学生瞿秋白等带领三校学生一起参加由北京二十多所学校组织的大型上街讲演活动。来到东城区一条街道的预定讲演地点后，瞿秋白便让同学们围成一圈，他信步站在路边一个临时搭建的小台子上，开始向过往的行人讲演：
各位先生，父老姐妹们，同胞们，我来给大伙报告一件事。这次在巴黎万国和会上，我们中国是战胜国，理应得到战败国德国的赔偿，可是我们不但没有获得赔偿，还要把德国强占我们的山东青岛继续割让给日本人……同胞们，这国家本是我们大家的，岂有抢了我们的东西，又不允许我们叫一声的道理？
瞿秋白的讲演很快吸引了许多市民。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群情激愤，不少人跟着喊起口号来：“打倒卖国贼！”“国家是民众的！”
突然，大批军警气势汹汹地来到讲演现场，挥舞着警棍，逮捕了瞿秋白等一百余名参加活动的学生。周予同回忆：“步军统领衙门的军队和保安警察队听到这消息，蜂拥而来。军警的枪支上了白晃晃的刺刀，并间用马队迎头冲击，这种凶恶的手段是五四那一天还没有出现的。”[20]
6月4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等15校女生约600人，也冲出校门，举行了“女子第一次干政游行”。她们一边游行，一边高呼：“打倒日本！打倒卖国贼！撤退包围北大的军警！”游行赴总统府上书：释放被捕学生；尊重学生人格；自由讲演；立即撤退包围北大的军警。
狱中的斗争也在继续。瞿秋白被推举为学生代表，领导大家继续和卖国政府作斗争。他大声质问看管的警察：“你们为什么要抓我们？你们难道不是中国人吗？你们的良心到哪里去了？”警察们自知理亏，无言以对。瞿秋白鼓励同学们“不达目的，决不休止”。
此时，军警包围了北大三院（北河沿法科），并作为临时监狱，在校门外贴上“学生监狱”四个大字。北大校内外驻扎着军警，附近道路禁止行人通过。
6月3日，何孟雄在街上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时，也被反动军警逮捕，关在临时改作监狱的北大三院礼堂。曾经的学校变成了监狱，何孟雄感到痛心疾首。他和被捕的同学们表示，政府一日不认错，一日不惩办卖国贼，他们就一日不出拘留所。
时为北大教授的周作人曾亲眼目睹这一事件，他回忆说，连十三四岁的初中学生也被捉起来，这牵动了全社会的心：
那一天（指6月3日）下午，我在北大新造的第一院二楼中间的国文系教授室，那时作为教职员联合会办事室的一间屋里，听说政府捉了许多中小学生拘留各处，最近的北路便是第三院法科那里，于是陈百年、刘半农、王星拱和我四人，便一同前去，自称系北大教员代表，慰问被捕学生，要求进去，结果自然是被拒绝，只在门前站着看了一会儿。三院前面南北两路断绝交通，隔着水沟（那时北河沿的沟还未填平）的东边空地上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男女老幼都有。学生随时被军警押着送来，有的只是十三四岁的初中学生。被捉来的学生，监狱容纳不下，军阀政府竟化学校为囹圄，待学生如俘虏。[21]
1919年6月4日，北京城内如黑云遮天，一片阴暗惨淡。《每周评论》记载当时的情形说：
东华门一带直到东安市场，有陆军第九师步兵一营和第十五团一团驻扎，连接北河沿一带，直到法科门首，都像战线上的防备一般。东华门一带的交通一齐断绝……
四日上午十点钟时候，各学生怀里藏着白旗，上写某校某队讲演团字样，或五六人或十几人不等，静悄悄地出去，走到行人多的地方，就从怀中摸出白旗子，大声疾呼地演说。这个时候街心的警察比平常增加好几倍，又有穿灰衣的马队，背着枪，骑着马，四处乱跑。遇到有人讲演，不问他人多人少，放马过去，左冲右突也不知道踏伤了几多人。把听的人冲散之后，便让游缉队保安队把演说的学生两人夹一人送到北河沿法科大学里边去监禁起来。[22]
当天又有几百名学生被捕，因人数太多，马神庙（今景山东街）的北大理科校舍也扩充为临时监狱。
是否采用镇压手段，政府内部的意见其实并不统一。6月3日，军警对学生是毫不客气的。6月4日，军警的态度又有所改变。因为很多警察同情学生，不愿下手，加之上面的命令并不清晰，甚至发生了军警“跪地哀求”学生的情景。据匡互生回忆，到6月4日，警察的表现和6月3日截然不同，“不过四日军警方面所持的态度，实在也和三日两样，因为他们三日见着演讲的学生即尽数捕去，四日却只极力苦劝（甚至于有跪地哀求的）学生们不要再出外演讲，绝对地不再捕人了”[23]。
这一时期，刘仁静也被同学们的激情感染，积极投入到爱国行动中。从小孤僻、口才不好的他，却主动报名参加讲演团，坚持上街演说，并当众昂然入狱。后来，张国焘回忆道：“那位书呆子刘仁静在六三被捕时，曾因爱国狂热与军警大闹。”
当时在狱中的刘仁静和其他同学一起出现在被告席上，如同小孩站在大人身边，引起人们的议论。《晨报》记者对此有一段记录：
更有学生刘仁静，今年只十余龄，亦与鲁士毅等同被羁押，昨日出庭时，审判长令其答辩，彼竟莫名其妙，不自知所犯为何罪。而辩护人则时时请堂上注意，谓彼十数龄之小子，实在极可同情云云。[24]
法院曾有意让刘仁静取保狱外候审，他却选择坐牢抗议，来表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赤诚。不仅决定拒绝保释，与大家同甘共苦，还自觉以不妥协的姿态去“领略此犴独况味”，以致“受虐最甚”，这当然使他更激愤，同时也更成熟。
他们这种斗争精神很快发展成广大同学的一致要求，后来学生们干脆在上街前就带好用具，准备坐牢，很有些“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豪情。
6月5日晨，北京学生联合会发出宣言，学生依然坚持上街演讲，共有两千多学生参加，分三路讲演，由北大学生带头。
5日下午，两千多学生齐奔北河沿北大三院法科临时监狱，要求集体入狱，与军警展开了面对面的搏斗，砸烂了许多兵棚。在院内被禁的学生也纷纷举着旗子登上法科大楼，奔到临街楼窗，向外扬旗怒号。
学生们在北大校内开会商议：
（1）暂不出校，并举出纠察员维持秩序；
（2）向政府要求集会、言论、出版自由，不受限制。如这一条要求办不到，宁肯饿死狱中。
这个时候，政府日益强硬，徐世昌下令，学生上街，来一个抓一个。
1919年6月5日，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
这一天，上海工厂、商店、学校举行罢工、罢市、罢课，在中国开创了“三罢”的先例。口号是——“怕将来子孙做奴隶，而今要万众一心救中国！”上海全市行动起来声援北京学生，举世震惊。
上海码头工人于当日宣布罢工，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姿态登上历史舞台，这是第一次。
《晨报》为此专发通讯《破天荒之工人总同盟罢工》，文章说：中国工人第一次关心政治问题，这是破天荒的大事。上海码头一旦罢工，天津、汉口码头立即跟进，外国资本受到真正威胁。于是，各国使馆强烈要求北洋政府必须重新考虑处理方式，以求平息事态，以免对国际经济造成剧烈冲击。
全国民意汹涌澎湃，局势完全失控，迫于内外压力，北洋政府被迫答应学生的种种要求，被捕学生开始返回本校。
当时的北大学生并没有想到工商界会有如此巨大的伟力，他们还不会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去分析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全球体系。多年之后，他们中的先驱者才认识到，一旦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这将意味着什么。
6月7日，阳光灿烂，晴空万里。北京大学门口，全体学生高唱《欢迎爱国犯出狱之歌》，举行了隆重的出狱仪式：
欢迎，欢迎！欢迎战士，今日齐归来。
受了辛苦，还要奋斗，精神终不改。
挥动旗帜，整齐步伐，我们在期待。
万千青年，一齐欢呼，拍手，齐奏凯。
幸喜今日，你们归来，力量加百倍。
听！巴黎和会消息，外交大失败，
看！国贼依然当道，前途多阻碍。
我们是民众先锋，责任推不开。
挽救危亡，改进文化，创造新时代……[25]
学生们被释放了，但运动并没有结束。拒签和约、要求惩办卖国贼的斗争日益激烈。